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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从社会稳定大局正视农民工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4日08:10  南方日报

  煎熬

  留守儿童遭遇性侵害,让人忧心不已。多数留守儿童有了烦恼不主动或不愿意向家人倾诉,情感自闭、性格怪僻

  如果说今年返乡的学生是内地教育界的“新伤”,那么留守儿童就是难以治疗的“旧痛”。返乡学生正迅速演变为另一个身份———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面对的诸多困难,可谓触目惊心。

  新年,新学期,熊晓蓉离开了广州市花都区的志才学校,回到家乡明达小学读书。她曾是明达小学学生,小学三年级那年,跟随父母迁到花都狮岭镇。父亲熊中元开摩托车搭客挣钱,母亲漆辉群在一家皮具厂当工人。

  但金融海啸来了,广州用工环境大变。之前经常坐熊中元摩托的客人,纷纷回乡,他的生意越来越清淡;漆辉群所在的工厂,效益锐减,经常放假,接着减薪裁员。

  在外打工多年的熊中元夫妇,觉得一切都不确定起来。之前,熊晓蓉在花都每学期学费在1500元左右,远远高于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家乡学校的收费。

  那时,夫妻俩并不心疼花费,他们想让熊晓蓉在花都继续初中学业,“孩子在身边,好有个照顾”。

  但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真切地影响到了这个打工家庭的生活与未来。春节前夕,熊中元喝了三天闷酒后作出决定,送孩子回老家读六年级下半学期,以便继续在老家上初中。

  决定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熊中元父母已经逝世,孩子只能寄宿在熊晓蓉的干爷爷家里。而她干爷爷,已是孤身一人。

  如今,熊晓蓉每天早晨6点起床,自己煮早饭,然后步行30分钟到学校;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依旧是自己买菜做饭。

  有空时,她还得去自家农田,看看那些正在生长的青菜,浇水、施肥。就这样,一个12岁女生孤独地留守老家,开启苦涩的求学、务农生活。

  或许这些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明达小学校长许斌了解到熊晓蓉的状况后,非常吃惊,连声说“我要给你父母打电话,你这种情况真的要高度重视!”

  许斌的担心,是指留守儿童受到性侵害。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罪恶之手,伸向了留守女童。重庆市政协委员、酉阳县政协主席黄朝忠透露,2008年以来,酉阳人民法院共办理对农村留守儿童实施犯罪案件15件33人。其中,奸淫幼女12件13人,受害留守女童15人,猥亵女童2件2人。

  留守儿童遭遇性侵害,让人忧心不已,而有关人士分析,这仅仅是留守儿童聚集较多的一个县,不过是“冰山一角”。

  酉阳县与梁平县相邻。据上学期统计,梁平县明达小学有学生1226人,其中,留守儿童人数为871人,如今留守儿童的数据有增无减,让校长许斌摇头连称“有压力、未解决”。

  重庆市妇联去年完成了《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调查显示,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总人数已达到235.2万人,占全市0—16岁未成年人总数的43.3%。

  调查显示,多数留守儿童有了烦恼不主动或不愿意向家人倾诉,情感自闭、性格怪僻;多数留守儿童不听祖辈教导,在校不遵守规章制度。

  据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月至8月,该区抓获青少年违法犯罪221人,其中留守儿童约占21%;多数留守儿童住家偏僻,步行上学路途远,起早摸黑赶路,人身安全隐患多,留守儿童步行上学时间一小时以上的占34%,2小时以上的占15%,经常受欺负的占61%,多次遭遇危险的占33%,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在梁平县等诸多地方,初中高中,基本都采取寄宿制,随着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严峻,也有小学开始尝试寄宿制。许斌一直准备着,想在明达小学采取寄宿制,但是,他发现由于规模所限,以及学生家长经济承受能力等原因,其它施行过的小学,大都未能成功。

  求解

  只有地方经济发展跟上了,居民能在家乡安居乐业,返乡儿童、留守儿童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学生集体返乡,引起了重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月23日,重庆市政府网站上,署名“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的文章称,重庆市教委制订4条措施,以保障返乡学生正常读书。其中,第一条承诺,“成立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教育公平原则制定相关的制度、方案和措施。”

  而如何解决返乡学生、留守儿童的问题,最关键之处在于解决农民工问题。

  大批民工返乡,早已引起了各方重视。春节前,梁平县组织专门调查小组。调查组成员、梁平农业信息办负责人尹祖山介绍,春节前后两个月,梁平县返乡民工约7万,是常年人数的2.8倍,其中大部分仅仅是回乡过节,目前全县约65%的农民工陆续赶往务工地。当然,到务工地是否顺利找到工作,则不能确定。

  至今年2月25日,梁平县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的人数约有3900人,创业资金超过2.62亿元,从事个体经营3100余人、创办经济实体的有220余人,增势还在持续。

  “他们借助在外务工期间积累的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和资金,回乡创办经济实体,很受欢迎。”梁平县一名政府官员介绍说,目前政府正在谋划,如何更好利用返乡民工的内在潜能。

  显然,回乡民工带回去的,并非全是有利因素。2月中旬,梁平县人民法院就以抢夺罪判处一名“飞车神手”5年徒刑。

  据梁平法院透露,罪犯程某去年8月,利用摩托车抢夺19次,抢得现金3478元,手机9部。程某这“飞车抢夺”的“绝技”,在内地可是让人觉得新奇的犯罪方式,但在珠三角一带,并不鲜见。据了解,之前程某正是一直在广东东莞打工。

  越来越多闲在老家的民工,每天打牌度日,多年的工厂生涯,他们习惯了当流水线工人,难以回到曾经熟悉的土地;年轻一代打工仔,既没有种田的心思,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这些改变究竟带来怎样的后果,时间将会证明。

  梁平县政府办公室有关人士认为,只有地方经济发展跟上了,居民能在家乡安居乐业,返乡儿童、留守儿童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官员一脸沉重地说。

  ■专家视点

  “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从社会稳定大局正视农民工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日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大批学生返乡读书,你怎么看?

  于建嵘:在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加深以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等形势下,农民工子女返乡读书是必然。与他们的父辈一样,作为“农民工第二代”,他们的社会,也是飘移的。

  记者: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于建嵘:农民工及农民工第二代,不断奔波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现在的结果是,他们离开了乡村,却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陷入了两难境地。法国最近几年骚乱不断,而骚乱主角,都是移民后代。所以,我们国家当引起重视,并引以为戒。

  记者:要怎样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飘移困境?

  于建嵘:这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是,改变城市本位主义,要从公民权利平等的角度审视有关农民工的基本制度,要将户籍制度改革进行到底,以保障农民的平等就业权和迁徙自由,同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可以进城。

  其次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要从社会稳定大局和发展角度来正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最后是,改变国家全能主义,要培育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开放社会组织,让农民工有自己的利益组织和代表。

  ■本报记者 杨昱胡亚柱重庆广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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