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人物] 西蒙·托平

　　前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及美国普利兹奖主管，1921年生于纽约。1946年加入国际新闻社并派驻北平，1948年在南京加盟美联社，是第一位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外国记者。1959年起加盟《纽约时报》。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采访的第一位美国记者，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了贡献。2003年他重返南京并访问扬子晚报。

　　西蒙·托平已经88岁了，在纽约郊外斯卡斯黛尔的家里，和他结婚已有60年的妻子奥黛丽·朗宁·托平陪伴着他，儿孙满堂让这位纽约老人格外快乐，他们甚至集体穿着唐装拍了全家福。这样的合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老人家的中国情缘，是的，60年前，托平在南京紫金山上向中央大学学生奥黛丽求婚成功，与此同时，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也渐入佳境。在电话中，托平将思绪拉回到了1949年——

　　4月23日白天： 国民党将军搬钢琴上飞机

　　用血气方刚来形容时年28岁的托平并不为过，这位美国联合通讯社南京分社记者，几个月前刚刚采访了淮海战役，还与刘伯承的部队照了面。不过他想采访解放军首长的要求被拒绝了，托平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四年前二战结束时他还是太平洋战区美军的一员，他从马尼拉来华想展开自己的新闻记者事业。去过北平到过延安之后，托平最终得到了这份美联社记者的好差使，他太想干出点名堂来了。

　　4月23日那天的南京是混乱不堪的。托平的记忆从清晨开始，因为他“天刚破晓就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了”。托平立即穿衣起床，从高楼门101号那幢美联社的二层小洋楼出发，驾车沿着中山路向长江边传来爆炸声的下关码头方向疾驰。此刻的托平心中只有自己的工作了，因为整整5个月前也即1948年11月23日，他的未婚妻奥黛丽已经和她母亲、弟妹等家人离开南京飞往东京，并转赴加拿大家中。

　　驾车的托平沿路看到了颓败的一幕：成千上万的难民和疲备不堪但尚存队形的国民党士兵，沿着中山路潮水般地向南涌来。从江北败退过来的士兵看到是中国人开的汽车就拦住不放，拼命往上爬，黄包车和三轮车也被强行征用。托平穿越半开着、早已无人看管的西北门（现称挹江门），来到了设施现代的下关车站。“垃圾遍地，空无一人”，托平感受到了一种末日的气氛，就在他四处探看时，车站的一面墙“轰”的一声倒下了。这座由玻璃和白石墙体混合而成的塔楼式建筑，两年前刚刚在由建筑大师杨廷宝负责的扩建工程中竣工，如今就被国民党的爆破队破坏了。

　　下关码头附近有很多仓库，“都被洗劫一空了”，托平看到仍有人在那些仓库附近转悠，想再看看还有什么好拿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刻江对面的浦口很静，看不到共产党部队要渡江的样子”，托平于是放弃继续在江边进行采访，重新穿过市区赶往明故宫机场看看那边的情况。他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一位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让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一些家具搬上一架空军飞机。还有一位戴眼镜“立委”告诉托平说：“我们会回来的”，但口气中毫无底气。黄昏时分，南京一些军火库和油库的定时炸弹开始爆炸，托平看到熊熊大火映红了这座城市的天空。

　　当天托平采访行程异常紧张，下午他穿行在小街小巷中去看普通居民的状况。他看到了米店被砸，暴民们冲进去抢米，店主无助地站在路边看着人搬走他的财富。在市警署总部，托平则遇见了一队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搬运枪支，“他们说要保卫自己的校园”。

　　4月24日凌晨： 法新社失误让托平抢了先

　　国民党退役军官马青苑及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任正副主任的“治安维持会”的告示23日下午出现在街头，一些维持治安的行动开始了。托平在傍晚6点开车接上了他的同行——法新社南京分社的中国记者比尔·管，他们再次前往明故宫机场，机场上只有一架飞机，这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将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时的唯一座机了。

　　随后，托平和比尔一起在山西路附近破旧的开罗饭店里找到了马青苑。这位年届六旬的国民党前陆军师长此刻非常沮丧，他告诉前来采访的这两位外国记者：“张司令（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承诺留下来维持治安的部队没有给我兑现。”托平从马那儿获悉，马已通过无线电与共产党联系过，告知对方“南京不会抵抗，随时准备投降”。

　　跑了一天，采访到的信息够多的了。午夜时分，确切地说，应该是4月24日凌晨3时20分，托平清楚地记得这个时间，他开车去电报局准备向社里发稿了。在向西北门缓缓行驶的路上，“路上空荡荡的，看到雄伟的司法院大厦被大火烧着了”，正在叹息这一损失时，托平和比尔听到路边有人从梧桐树下冲出并用中文喊：“站住！”随即两名持枪的士兵向他们的吉普车靠拢，并用手电筒照过来问：“什么人？干什么的？”比尔先开的口：“我是法国新闻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社的记者。”士兵们一听就叫起来：“美国人！”然后就问托平：“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托平知道他碰上陈毅的部队了。他们相遇的地方，“离西北门有一英里半”。很显然，解放军已成功渡江进入南京，这支先遣队已穿过了西北门，让这两个外国记者给最先碰到了。

　　几个小时前才告别马青苑的托平，此刻对如此之快就见到解放军颇为兴奋。先遣队的指挥员命令眼前的两位外国记者回到吉普车上原路返回城内，托平照办，开车就往电报局赶。在电报局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因为只有一条通讯线路，托平和比尔决定投掷硬币来决定谁先发稿。比尔赢了，他向法新社巴黎总部迅速发出了三字快电：Reds take 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托平随后发出了一篇66字的消息稿。托平刚发完电讯稿，南京到上海的电讯线路就被解放军切断了。然而法新社收到比尔的快电后以为那只是一个标题，就搁下等候后续的详讯。比尔的详讯直到早晨南京对外电讯联络恢复后才发出，这一耽搁反而让托平的消息通过美联社发稿系统第一个传遍了全世界。

　　在申报4月25日的头版上，就刊登了两篇托平稿件的译稿，一篇是人物特写《马青苑其人》，另一篇正是那条抢了先的消息《共军进入南京城》：[联合社南京廿四日电]共军于今晨三时四十五分接收南京。军队系由西门开入，由军官乘吉普车一辆开路，士兵沿中山路向焚烧之司法院大厦开进。共军进城后，迅速占据各要点，并接收各政府机关银行与公用事业。共军入城未遇抵抗，早起之市民均在街头，用好奇眼光观看共军。共军散布城内后，即分组排齐坐定，唱歌并听长官训话……

　　这是托平继淮海战役后第二次与解放军近距离接触。12年后，当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其时已作为纽约时报记者前往采访的托平，向陈毅描述了4月24日凌晨他部下的表现，“陈元帅听后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4月24日白天： 解放军围困美联社小楼

　　4月24日黎明时分，托平开车到宁海路接上自己未来的岳父——加拿大驻华使馆领事切斯特·朗宁，一起再次奔向西北门。这一次，托平看到了更多的解放军，他们个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平舌帽，“附近的居民端来了热茶热水，热情地倒进他们从皮带上解下来的杯子里”。

　　从西北门返回美联社的小楼后，托平遇到了麻烦事。三位解放军战士跟着托平的中国佣人一起进了他的办公室，托平正在打字机前写稿，战士们就问佣人：“他在做什么事？”佣人不经意地说是向美国发消息。这话立即引起了战士们的警惕，几分钟后，美联社小楼被战士们围了起来，托平被限制外出，他的厨师也不能到外面采购。好在朗宁闻讯后给他送来了一些食物。“这应该是某种误会造成的，两天后门口的岗哨就悄悄撤走了。”

　　但是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说，这样的误会足可以酿成外交事件。25日早晨6点多，一队解放军进入了西康路的美国使馆，一直到了司徒雷登的卧室。“我和司徒先生是很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见面，一直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被禁闭在美联社小楼的托平那两天并未去成美国使馆，他认为这起事件中解放军是“误入”，因为“共产党部队入城，井然有序，人人称道”。

　　让托平高兴的是，5月初他见到了老朋友黄华。1946年，正是在黄华的帮助下，托平才得以从北平前往延安采访。如今，黄华来南京主管外侨事务局，又和托平见上了面，“黄华的英语很棒，不过这次他却对我说中文，交谈了几分钟后，他变得随和了，又开始用英文和我聊天，并告诉我可以自由采访”。事实上，那次误会过后，托平的活动空间的确很大，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那个天翻地覆的时刻，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忐忑不安的，不过敬业的托平似乎心态平静：“那段日子里我太忙了，以至于根本就没有时间担忧。当时有很多有价值的新闻等待我去报告给世界。”

　　1971年6月21日：周恩来称托平是“见证人”

　　在司徒雷登8月2日坐专机离开南京经日本冲绳飞回华盛顿后，托平也接到美联社通知，只要有可能就启程前往香港。托平在他回忆录中曾写道，“司徒雷登一走，南京这个前朝国都便逐渐失去新闻中心的地位了”，在坐火车转道上海再搭海轮的旅程中，托平于9月25日终于离开长江口进入东海，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在他眼中慢慢消逝……

　　托平再次重返中国的时刻则是1971年，就在基辛格7月秘密访华前的6月21日，来华采访的托平获准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美国记者获准采访周恩来并发表采访的全文”。周恩来接见了托平夫妇，在宴会上他对全体在座者说道：“托平和朗宁先生都是我们进驻南京城的见证人。他们在1949年4月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的改朝换代。”

　　1949年，留给托平的记忆，在淮海战役的战火以及南京改天换地的解放时刻之外，还有那一年的11月10日，托平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与奥黛丽完婚，随即他们又返回香港。在忆及60年前自己对南京解放的采访时，托平说：“对于南京的报道，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是我从1946年开始到1949年的这一段时间所有工作的高潮和总结。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而这个年份，无疑也标志着托平夫妇在60年后的今天纪念钻石婚的幸福起点，“我们早就开始为我们的结婚纪念做准备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弄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派对”。

　　还可以期待的是，托平将于2010年春季出版一部《转折点》（暂名）的新书，这部书里，讲述了很多关于淮海战役以及南京解放的细节。无疑，60年前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值得一个亲身经历的记者用一辈子去书写。扬子晚报记者 冯海青（杨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