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2009年3月15日播出：调查“躲猫猫”，以下为节目内容。

　　编导：仲伟宁

　　演播室：今年2月，躲猫猫一词一夜之间窜红网络，进而传遍全国，这个普通的词汇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他和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有关。李荞明，一个24岁农村青年，在看守所里离奇死亡。他的死因一开始有晋宁县警方宣布为因躲猫猫导致死亡，最终被云南省检察院定性为牢头狱霸以躲猫猫为名殴打致死。

　　从2009年2月12日开始，一个新的热词被网民持续关注。“躲猫猫”这个原本特指小孩子游戏，很少被公开提及的方言词汇，被赋予了另外的内涵。

　　网民：我第一感觉是我自己也不相信

　　网民：现在我也怀疑啊，毫不隐讳地说。

　　网民：我听到这个词，就是真的很戏谑。

　　网民：对，道理上，我都觉得有点不对，有点那个。

　　质疑和渴望获得真相的声音一时间在网络上此起彼伏，焦点直接指向李荞明的非正常死亡。这个24岁的玉溪青年因伙同他人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但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却重伤入院，2月12日，李荞明因“重度颅脑损伤”最终不治身亡。随后，羁押他的晋宁县公安局公布消息称，李荞明是放风时和狱友玩“躲猫猫”撞在墙上导致死亡，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解释在网络间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边民(网民)：看到的第一印象，我当时就觉得躲猫猫这个词语红了，热了。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边民：因为去年“俯卧撑”就流行，而“俯卧撑”这个词语也跟警方的某种解释是有关联的，这个躲猫猫同样又是一个警方的一个解释，虽然一个是贵州，一个是云南，它都有相似之处。

　　记者：你当时认为背后有什么故事？

　　边民：我也不知道应该有什么真相，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在外界对“躲猫猫”案疑虑重重的时候，晋宁县公安局副局长闫国栋宣布了对案件初步侦查之后得出的结论。

　　闫国栋(晋宁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没有发现有刑讯逼供，没有发现有民警故意伤害，没有发现有牢头狱霸，等等这些情况，并且到目前为止，检查机关通报的，没有发现我们的民警有失职渎职的行为。

　　一系列的“没有”指向这样一个结论——所有被怀疑的人都与李荞明的死无关，是“躲猫猫”这个游戏害死了李荞明。

　　王新云(网民)：特别不满意嘛，怎么会有“躲猫猫”这样一种交代的方式。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看守所里，一个人会有心情去玩“躲猫猫”吗？在看守里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去玩“躲猫猫”吗？

　　边民：现在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可以怀疑背后黑手是警方，有黑社会，什么都可以怀疑。

　　那么李荞明究竟是怎么死的？他真的玩了躲猫猫这种游戏吗？撞墙能让一个24岁的成年人“重度颅脑损伤”吗？整个过程是否有暴力侵犯的可能？一系列谜团在网络间加速蔓延。“躲猫猫”一词也被网友借以比喻真相迟迟不能公开——如果真相也在“躲猫猫”，那网友们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风之末端(网民)：我们“躲猫猫”这个事件，说到最后就是相当于一种信息的不透明、不公开，然后导致“躲猫猫”这个词语的流行。

　　王锡锌：我意识到这样一个解释，它已经引发了一个公众舆论事件。它代表的是民众对当地政府所谓解释的一种强烈的质疑，甚至是嘲笑，这就是我们讲的政府和民间之间在沟通上，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大的问题。

　　李荞明死亡后的一周里，网络对这一事件的关注持续升温，搜索排名迅速占到第一位，各大网站和报纸媒体均设专题，连续报道事件进展。

　　群众：躲猫猫这个词成了网络新闻。

　　边民：和一些网友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充分发挥了汉语语法创造的能力，大家互相你一句，我一句，你编一句，我一句，当做一个笑话来流传。

　　玉溪城北镇大石板村的山间，一片片黄灿灿的油菜花到了怒放的季节，网络对李荞明死亡案的关注打破了这个偏远村庄的宁静。李荞明家一共四口人，他排行老大，平时就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弟弟李荞林在玉溪上班很少回家。李荞明家的院子里，一筐碗码放在墙边，这些天李家招待了许多来慰问的亲戚和朋友。在没外人打扰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闲聊，但并不提这件让全家人伤心的事情。

　　记者：你觉得奇怪吗？

　　李德发(李荞明的父亲)：肯定奇怪了嘛，好好的一个人，死了，肯定奇怪了。

　　记者：警方跟你解释的孩子出事的原因，你能接受吗？

　　李德发：不相信的嘛。

　　2月16日本是李荞明大喜的日子，买结婚用的新家具花掉了家里一大部分钱，而白族又有结婚连摆三天宴席的习俗，所以手头紧张的李荞明为了贴补家用，铤而走险去砍了几棵树，却不曾想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记者：如果这个事想解决的话，您觉得最妥善的方式是什么？

　　李荞林(李荞明的弟弟)：现在我们只要真相。

　　在那个狭小的看守所放风间里，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晋宁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红兵向我们介绍了这样的细节。

　　记者：参与这些游戏的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韩红兵(晋宁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自愿的，是有人提议玩这个游戏，然后自愿参加，也有人没有参加，而且决出谁第一个被蒙上眼睛，也是通过包剪锤这种方式决出来的。从目前，我们调查的情况是这样的。

　　记者：这个证言得到了相互印证了吗？

　　韩红兵：对，玩游戏的这几个人，都是这么陈述的。

　　按照规定，看守所民警在白天每15分钟要对所有监舍巡视一次，需要大约十分钟左右。而根据描述，躲猫猫游戏从一开始到李荞明受伤结束的全部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

　　记者：这是不是职务上的一种，可能没有尽责或者说一种缺失？

　　韩红兵：可能应该说制度上的缺失和技术条件的缺失，导致了这样的原因。

　　王锡锌：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应该被激活的是本来已经存在的一套法律程序，但是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们这种程序没有被激活，没有被激活的本质就是不作为。实际上在当时我认为，当地检查机关是有失职行为的。

　　事后查明，由于晋宁县看守所监控设备半年前损坏，无法提供监控录像，因此参与游戏的当事人口供就成为最重要的证据。那么，为什么民警对同监舍犯罪嫌疑人讯问后得到的结果是李荞明自己撞伤身亡的呢？

　　韩红兵：是犯罪嫌疑人普某某，这个人在发生这件事情以后，马上就对同监舍的所有犯人进行了威胁，就是说这件事谁也不能说出去，一旦说出去，以后我出来就找你们的麻烦。那么从我们后来，当天晚上调查的情况看，也的确都没有人说，都是说自己撞伤的。

　　然而，在随后对同监舍其他参与游戏的犯罪嫌疑人分别讯问后，侦查人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记者：这个结论是什么？

　　韩红兵：有人致害导致的撞伤，而不是一开始说的，是自己撞伤。

　　记者：他非常明确地告诉了你们吗？

　　韩红兵：对。

　　记者：那么普某某在这样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所有的参与人员进行威胁，甚至还产生了效果，您怎么界定他这种性质？

　　韩红兵：它是一种串供的行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犯罪事实。

　　在晋宁县医院，我们看到李荞明的大脑CT图像有明显的阴影，医生诊断是外伤性脑梗塞。

　　记者：当时送来这个病人的警方有跟你介绍他受伤的情况吗？

　　医生：说了。

　　记者：来怎么讲的。

　　医生：就是玩一个游戏，突然间撞在墙上了。

　　记者：就是说他自己撞墙上，形成的伤害。

　　医生：对，好像是这样说的。

　　记者：如果自己撞的话，能形成这么严重的伤痕吗？

　　医生：人肯定有自我保护意识，自己去撞，不可能撞那么严重

　　出事后的这段时间，一旦闲下来，李荞明的父亲就这样不停地抽着水烟，以排解伤心和惶恐的情绪。很显然，儿子的突然死亡和媒体的集中到访都让他措手不及。李荞明进看守所的头几天，李德发就凑了5000块钱想要去把儿子赎出来，但是那次他连儿子的面都没见到。仅仅隔了几天，他第二次见到儿子的时候，李荞明就已经重伤昏迷不醒了。四天之后，李荞明被宣布死亡。

　　和李德发一家共同等待真相的还有数量庞大的网民，但李德发并不知道，在互联网上，和他们素不相识的网民们用数万条帖子顶起了一个声音，他们要参与李荞明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调查。由关注到参与，一周之内，躲猫猫事件迅速升级。

　　网友希望参与其中的热情源自这样的推理——发生在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再由公安机关自己侦查并对外公布死亡原因，而死亡原因又是凭常识判断不太可能的“躲猫猫”游戏，晋宁县公安局的一系列做法把自己推向了舆论的中心。2月17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提出自己的想法，既然网友关注，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参与到事件中来，让网友自己去寻找答案。

　　伍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们在筹划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心里话，我还是首先想到的是要回应社会的关切，回应网民的关注。

　　今年39岁的伍皓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毕业他就自愿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做了8年记者，之后调入新华社云南分社，任常务副主编。2008年，伍皓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伍皓：网民表达了很多质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从我们宣传部门的职责来说，就是把真相尽可能地呈现给公众。

　　2月17日，全国针对躲猫猫事件的信息爆炸式增长，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政法委、公安和检察院等部门领导商量对策，伍皓的提议经多方讨论后付诸实施。

　　伍皓：但是我们想真相永远是真相，即使爆出警方可能存在的这种丑闻，我觉得我们也不怕，只要我们有公开、透明、阳光的这个决心，我想即使通过网民调查发现事实的真相并不像警方所说，网民仍然会理解我们这种做法。

　　2月19日下午4点左右，以云南省委宣传部名义发出的公告在各大网站上刊登出来，策划者希望一个有网友参与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能够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化解公关危机。

　　记者：以往的话，面对这样的社会舆论，公共事件，宣传部门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

　　伍皓：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我们可以有几种办法。捂起来是一种办法，所有的媒体禁止报道这件事情；第二个办法是拖的办法，等过几天，兴奋点转移以后，舆论自然就会平息；第三种选择就是删各种帖子，出来一条就删一条；第四种选择就是等，等到它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再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看起来也是尊重网民的知情权。但是在“躲猫猫”这个事件上，既然是网络上的热点事件，那么我们就要采用网络的办法来解决。

　　作为危机公关的一种方式，公告发出之后，伍皓看到媒体发出了不吝赞美的声音。“开先河之举”、“历史上的第一次”、“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网民对调查委员会寄与厚望，他们希望能够借助网络的力量让案件真相大白。

　　龚飞(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我们在设计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网络会那么热闹，那么火爆，这个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在时间的设定，程序的设定上的，显得很紧张。

　　边民是云南当地十分活跃的网络写手，在不久前结束的云南两会上，他在网上连续发文对云南推行阳光政府的可操作性进行建议，其中饱含批评的味道。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要参与这样的一次调查呢？

　　边民：第一是好奇心，因为我对躲猫猫这种解释，我觉得我不能接受。现在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实地去看看，是否真的会发生躲猫猫，验证一下，最简单的讲，好奇心。第二知情权，我觉得我是一个网民，现实中是一个公民，我本身要有知情权，既然我对现在这个东西怀疑它，那么真相是什么？我希望知道，如果我有机会参与，为什么不参与呢，所以我就积极地报名。

　　按照伍皓最初的预想，他让最先报名的网民风之末端和边民担任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一份15人名单随即确定下来，除政法相关部门和媒体代表外，网民的数量由四名增加至八名。

　　伍皓：但是没想到网友的反应这么热烈，说实在的，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这么多网民真是有担当，敢于或者说愿意承担这些社会责任。

　　仅仅用了半天时间，调查委员会就组建完毕，2009年2月20日早上，所有成员在云南省委门前集合前往晋宁调查。在出发之前，边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边民：我关注第一，就是事件当中致李荞明而死的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尤其是为首的普某，我希望能够见到他，并且能够向他发问。第二是现场，我要看到这个现场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玩“躲猫猫”。

　　风之末端：我们这个委员会所注重不是说躲猫猫这个游戏形式本身，而是在这个游戏当中有一个人死了，死了人了，这个才是我们要找到的东西。

　　记者：你们要找什么？

　　风之末端：我们要找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个真相在哪？当时的幻想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