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其中40多处提到要增加投入，并将农民工就业、创业以及切实提高农民工收入作为重中之重的 工作。而时下掀起的“家电下乡”潮，意欲开拓中国广大的农村市场，《小康》记者走访北京理工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胡星斗教授。他强调：让农民敢消费的基础是普惠制养老金体系的建立，而让“家电下乡“固然是好，但最受农民欢迎的应该 是让农业生产资料下乡。

　　★采写/《小康》特约记者 蒋洋洋

　　《小康》：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是美国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回乡潮的出现。作为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您认为，目前地方政府该如何引导，保证农民能够就业、创业？

　　胡星斗：在2008年底，就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所以，一号文件重点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增加创业 上岗。在1～2年前，我就和一些同事通过调研，发现农村创业难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回顾上世纪80年代，那时农村还可以出现乡镇企业；90年代，农村创业就开始变得困难 ，到现在几乎就是不可能。根据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个体工商户每年都在减少，平均每年要递减130万户。在农村，乡镇 企业被改制成私人企业，而新的乡镇企业却未能顺利创办。

　　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这是一个好的政策，但具体到各地政府如何具体执行？我认为首先就要在 税费上进行改革，把各种税率降下来，甚至不收税；还有就是政策上给予细化的支持。

　　如果农民创业得到鼓励，那些在沿海地区打工，感受过现代化生产与管理的农民将成为新一批致富带头人，不仅能够 解决自己的问题，还会为其他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小康》：农民创业，需要政府在技术与资金上的扶持，我们如何能够保证文件细则化，可操作化？

　　胡星斗：农民创业，在融资渠道上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往往青睐国营大企业、大资本。在1990年代 末期，除了中国农业银行，其他的商业银行几乎全部撤离了农村市场，在县级以下的区域没有他们的金融服务点。这为农村地 区创业合法融资形成了艰难的局面。相反，一些地下钱庄却应运而生，受到许多创业农民的追捧。其中，有些钱庄借机骗取了 许多放贷人的资金，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我认为如果农村融资困难是一个摆在面前的事实，而创业又需要资金支持，同时一些储蓄也有放贷的冲动，在这个时 候，我们可以考虑在农村放开金融这个口。如何保障资金安全，这在监管上的确需要加强细则化管理。

　　台湾农会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在台湾，农业生产都是以一个村或一个乡为单位集体打造一个品牌，他们通 过对自己村子的实地情况以及市场需要统一规划生产一种或多种产品，并且贴上统一的品牌，但在识别码上，又可以读取各生 产农户的信息。对于资金管理，一个农会在销售完产品后，回款是通过产品的识别码直接汇入每个相应农户的帐号中。但农会 同时也相当于一个银行的功能，它可以在一个村子内进行借贷，当然会留存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以此保证资金的正常流动，不 影响储户。

　　中国的农民，目前是可以成立专业的协会，在这个纵向型的专业协会里也可以借鉴农会的作法。解决技术与资金的问 题。

　　《小康》：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贸易出现大幅度下挫。为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我们提出“扩大内需”，并让 家电“下乡”。让中国农村能够消费现代产品，是一个进步，但我们如何保证农村的消费力？

　　胡星斗：让家电下乡，只要是农村能够消费得起，当然是个好现象，因为这可以使农村生活现代化，也是享受社会进 步成果的一种方式。但对于目前农村的情况，我认为还是让农业生产资料下乡更实惠，对农民增收也更具有推进力。

　　现在正是农村春耕时候，需要化肥之类的生产资料，而目前这些农业生产资料往往价格高涨，而且还是以县级区域进 行垄断性生产与经营，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这也使得农民在生产上造成障碍。

　　目前，对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定价还维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机制，也就是剪刀差。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国家已具备相当的财政实力，这时，我们应该考虑对农业的反哺，使农民在增收上得到切实可行的政策与措施，这样， 才可能形成真正有力的农村消费市场，扩大中国内需。

　　《小康》：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具体到操作办法，我们该怎么办？

　　胡星斗：提高农民收入，除了我以上说到的在创业上给予具体的政策、资金扶持外，长远上来说，还应该对农民工进 行免费的技能培训，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形成国际竞争力。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外出务工人往往更具备 国际影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国家能够早先一步意识到劳务培训的重要性，并且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机制。

　　目前，我们国家也在四个省区实行劳工培训试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得加强督察制度，让劳工培训 成果与相关政府官员的政绩挂钩，避免流于形式。

　　《小康》：您一直以“农民的儿子”自称，努力维护农民的利益，并提出“中国农民普惠制养老制度”。这也与“有 保障才敢消费”“敢消费才能扩大内需”的经济学观点一致。中国农民普惠制养老制度具体是怎样的？

　　胡星斗：我建议为1.1亿60岁以上农村老人提供普惠制的养老金。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按照地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大致为每月100元至300元，全国总共约需2千多亿元，相对于2008年约6万亿的财政收入，这是我们国 家完全有能力来承担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称，目前我们已实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但对于农民来说，去哪个城市打 工是不确定的，他们往往会在年前回乡时提取保险金，即使日后可实行区域间的养老保养金的流动，但15年对于一个农民来 说，还是很难达到的一个标准，很有可能，他们在城市打工10年就返乡自己种地了。所以说，养老保险很难覆盖到目前2亿 名农民工。对于农村低保因为是“低保”的性质，也不可能占农民人口多数。所以，中国农民普惠制养老制度是具备现实意义 的，而且国家财政支付也是可行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国际赤贫线标准和2美元的贫困线标准，200 7年中国赤贫人口1.35亿，占人口比例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32%，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农村。所以 ，要扩大农村的低保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三四十年前，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建立了农民退休、领退休金的制度；如 今，比中国经济落后的印度也为65岁以上农村老年提供每月5美元的养老金，越南则提供大米保障。

　　在当前这种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或许正是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好时机，发展起多层次的农村养老 体系也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保障。

　　《小康》：使全社会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具体到中国农民普惠制养老制度，我们如何保障其财政 来源？

　　胡星斗：过去我们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国家反哺农民。建国之后，农民为国家工 业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改革开放之前，农民通过义务交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贡献了700 0亿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20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通过低价卖粮、乡镇企业税费、征地等方式对国家的贡献也在2 0～30万亿。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考虑农民的养老保障。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也把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 上的农民排除在外。中国现在完全有财政能力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2007年，中国新增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1万多亿 元，现在中国的财政总收入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全国农村的养老金一年需要2000多亿元，只是一年新增加财政收入 的五分之一左右，国家财政是完全可以安排的。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每年上万亿公款消费，而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只需要其五分 之一的金额。

　　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能充分体现中央政府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理念；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调整农 民的消费预期，扩大农村内需，真正有效地启动农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