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好处不言而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而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事实上，目前 中国经济面临偏热转向过热。给经济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但只有“藏富于民”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并把经济推向长远健康发展 。

　　★采写/《小康》特约记者 蒋洋洋

　　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国内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赢家”，“可持币进入美国抄底”。中非基金首席经 济学家邹恒甫认为这种观点过分乐观，中国仍需继续完成自己的强健经济之旅。推动劳资力量均衡，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 国民内部强劲消费和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小康》：对于此次经济衰退，国内有经济学家乐观认为“中国可以进入美国抄底”，您是怎么看的？

　　邹恒甫：我不认同这种观点，而且我觉得这种乐观带有很强的欺骗性，以及危害性。我想说的是，美国经济不是大家 想的那么糟糕。相反，因为美国的财政制度非常完善，而且在这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美元 与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牢固的依存链，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西方各国就会紧急召开会议来商量如何为美国救 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经济有三十年改革取得的成果与储备，但在全球经济面前还是势薄的。乐观是一件好事情，可以 使我们自信。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地认清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弥补自已的不足，切实地提高自己的实力与竞争力。

　　《小康》：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显著的问题是什么？

　　邹恒甫：在说问题之前，我先要说到中国经过这三十年发展取得的成就。这个成就，使得国外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 奇迹”，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67亿美元，到2007年就是1 5282美元。数字能够准确告诉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提升。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贫富差距比例也 在拉大。衡量贫富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基尼系数，一般我们称0.3以下是安全的，而高于0.4就是一个蕴含着危机 的社会。那么，我们在1978年，基尼系数是0.16，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社会；而2007年，基尼系数则高达0 .46。这些数据说明，我们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国富民穷的阶段。怎么办？我认为发展产业经济才是最根本的。为了促进一个 健康的、有活力的产业经济生态圈，我们应该提倡竞争，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力发展金融业，可 以快速使中国经济致富，但我觉得作为人口大国，还是踏实地做事，稳步发展经济会更安全有效，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 支撑点。

　　《小康》：我们应该如何建设良好的经济制度来确保一个富有活力、健康竞争的产业经济圈呢？

　　邹恒甫：制度很重要。但制订一个好的制度，同时也需要承受短期内的压力，这是一种远见，因为一个国家应该为长 期发展考虑，做到真正的可持续性。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的确可 以做到迅速发展，但同时也积累了各种问题，最后成为其瓶颈，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可以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这点上，我可以介绍日本在推进经济时的措施。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19 67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时又增加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 国。试想，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 放之后，它早就被竞争所淘汰掉了，是技术优势保证了日本在国际市场的持续竞争力。

　　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使部 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留下种种后遗症。

　　很多人认为，中国近年来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然而，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好处不言而喻。关键的问题不 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而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偏热转向过热。给经济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但 只有“藏富于民”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并把经济推向长远健康发展。

　　《小康》：这样看来，人力资本投资很重要。目前，我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与国外相比 ，还存在多少差距？

　　邹恒甫：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是由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轨迹所证明的一条原理，尤其 是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一开始依靠劳动密集产业和制造业对外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体(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 龙)，随着本地区劳工成本的逐年递升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更廉价劳动力的开辟，其逐渐丧失成本优势，能够继续支撑经济持 续增长的是人力资本优势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国的总产出来衡量的，总产出取决于总投入。投入有三个来源：劳动、资本和 技术进步。前两者都是物质投资，后者则是无形投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而内 生的技术进步则来自于经济当事人的无形资本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由于无形资本具有外部性，当无形资本投资不 足时，经济将达不到帕雷托最优或经济是动态无效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应用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 投入，从而收益的利润也在增加。

　　从我国来看，根据测算，1987～2003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却不到30%，而物质资本 投入的贡献却达70%，然而，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规模收益递减性，如近年来，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当地经济水 平的非相关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谓速度过快的根本对策是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分为五大块：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的培训；三是正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非厂 商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五是劳动力适应于就业机会的迁移以及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其中，教育投资与医疗 保健是整个人力投资的主要因素。由于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中国政府的教育 、卫生投资相对规模尚处于较低的水平。

　　《小康》：您非常重视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这与经济发展应该也有直接的关联。

　　邹恒甫：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再也不能让人民由于这方面的担忧而心惊胆战节衣 缩食地过日子。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经济发展也失去长期的动力。

　　社保基金亏空严重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富若美、欧、日等国也为之头疼，何况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 社保基金亏空巨大，官方公布数据为7200亿人民币，个人养老金账户空账运行严重。同时，中国的教育支出只占GDP的 3%，许多发展中国家已达到5%左右。我认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要各占GDP的5%左右才正常。

　　社保基金的解决可以依靠财政支持与国企分红来解决。具体到操作办法，可以加大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 。公共服务的不足，对于一个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卫生医疗设施、基 本失业补助金和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地区基本的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应建立最低国家标准。还有将国企分红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 。这样就可以使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相关支出大幅增长。我国要实现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障碍就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我 们应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

　　《小康》：中央一号文件中一再强调了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也在着手建设、完善。但对于中国经济，企业的健康 发展或许成为当前要务。

　　邹恒甫：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同时受到了牵连，政府一直在试图采用各种政策和手段来扩大内需、刺激 消费，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内需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保障。

　　在最近的经济活动中，让产品下乡成为一个热点。这是一个好现象，起码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是让农民来消费我们的 产品。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如果农民没有相应的保障制度，收入低下，那如何来消费？所以要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 增长，就应当保证这些生产消费产品的中国工人的生活质量能够同期提高。中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需要做出政治上和经济上 的远见，把中国的农民工发展成为中国市场的消费者，那样就会降低我们未来可能受到的国外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观点。我认为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说过的“热情的心灵 ，冷静的大脑”应该成为经济学家言论的出发点。经济学不可能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学家有责任来呼唤社会良知， 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有人认为，经济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极大误解。经济研究的终极目 标是人类的效用和福利。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行为和社会 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大师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领域的经济分析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