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分给老百姓外汇储备没有经济学根据。直观的理解，把外汇储备分给居民 ，可能更具有社会学意义。

　　★采写/特约记者宋近双

　　《小康》记者于莉娟

　　“外汇储备”这个经济学术语近来很火，甚至成为草根阶层的最爱。事情起因于日前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 的一个建议：从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每人可分得一万块钱。

　　这个提议显然让老百姓兴奋不已，如同听说将要从天上掉陷饼一样。他们希望“外汇储备”这个有点陌生的“朋友” 能够带给自己一笔额外的财富。这从网上调查中那些热烈赞成的跟贴中可以证实。

　　然而，就在张维迎提出这一建议的当时，就有人站出来强烈反对，此人是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这样一场公开场合 下的重量级争论于是成为各大媒体的热点新闻被广泛传播。

　　外汇储备是谁的？

　　“我觉得首先要把外汇储备是谁的这个常识搞清楚才有助于这个讨论的理性化。”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家接受《小康 》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连外汇储备是什么、归谁所有都没搞清楚，就争论将它分散出去，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位经济学家 同时表示，不愿意介入这场争论。巧合的是，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经济学家们都不太愿意公开参与这场争论，或曰因为与当 事人私交的关系不方便发表评论。其中有一位学者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过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来再次叮嘱对他的采访报 道匿名。而与北京大学的那位经济学家一样，匿名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分给老百姓外汇储备没有经济学 根据。

　　一位接受《小康》采访的学者表示，“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创汇企业和居民的存款，并不属于国家所有。企业创汇、老 百姓打工挣了外汇，这些外汇在国内不能流通，就存在指定的银行，这些来自企业和居民的外币储蓄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汇储备 ”。这些都是有主的钱，在这个环节上国家没有权利去分这些钱，如果那么做了，就成了“杀富济贫”了。因此不能像此次争 论中说的那样：“二万亿的外汇储备分掉一万亿没有多大影响”。

　　而国家能动用的时候，是要在结汇之后。也就是国家拿人民币买下这些外汇，而存款人提汇时提走的是人民币。在没 有发生经济危机或者信用危机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汇比例。当然每个国家和每个时期都不尽相同，通常我们 所说的外汇储备指的是总量而非结汇的量。该学者指出，结汇之后的外币，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外汇储备。而结汇之后的 钱，也应当把它的产权归属搞清楚，结汇时是谁出钱把它买回来的？是财政出的钱还是国资委出的钱？又或者是央行出的钱？ “这个道理需要讲清楚，毕竟现在是信用社会，各种联系都是通过一个信用通道发生的，因此，一定要把这个讨论所涉及的经 济学常识厘清一下。在信用社会，财富的流动得透过信用机制来实现。”

　　“当然财富的非信用机制的流动也可能发生，比如抢，战争，偷窃……”该学者用极端的例子进行说明，“但这些机 制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信用机制，而通过现在的信用机制，就不太能解释得通分给百姓外汇储备的科学性”。

　　在这次争论中，还提到了购买美国国债的问题。事实上，争论中的一方高西庆就是负责经营外汇储备的中投集团的首 要负责人，因为2006年购买的美国国债如今已经贬值很多，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这也许是张维迎提出将这些美国国债分 给老百姓的理论基础”，一位经济学界人士推测，“但是中投是国家出资的一个投资部门，亏损了由国家赔付，因为凡是投资 都有风险，况且外汇储备像其他所有银行的储蓄一样，也是要支付利息的，因此，必须去经营这笔钱。至于投资经验和手法当 然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提高。但无论如何，这个路径信用机制是成立的，而分给老百姓却怎么也说不通。”

　　而在网上的调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较为理性的网民坦承自己不懂外汇储备该不该分，因此也无从投票赞成还是反对 。

　　外汇储备是否过多？

　　那么，二万亿之多的外汇储备是否过多呢？这是此次争论的焦点之一。事实上，关于外汇储备多和少的争论早在朱镕 基任央行行长的90年代初、中期就开始了。

　　上述那位接受《小康》采访的北大经济学家为解释了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的原因，“因为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外 汇储备越多，结汇时候付的本币就越多，外汇储备占用的本币量增大了，通货膨胀就增大了。因此，经济学教科书上从贸易角 度曾经提出一个标准：一个国家正常情况下的外汇储备，是这个国家年进出口贸易总量平均到一个季度的价值额。这样算来， 比如2008年我们的进出口总量大概是二万多亿，除以四，就是五千多亿的外汇储备比较合适。”但是任何事都不能机械地 看，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正常情况下来看是高了，但是在危机的时候，就不能用这个标准。

　　“回顾一下历史，也许更容易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朱镕基的鼓励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800亿，当时国内有个争论，因为当时中国进出 口总量是2900多亿，按照教科书的算法，应该是700多亿比较适中，过了800亿就认为多了。但是当时朱镕基坚决顶 住，说800亿并不多，就是一千亿都不多。因为当时台湾都有一千亿的外汇储备。于是外汇储备继续扩大，到了90年代末 就过了一千亿，那时刚好亚洲金融危机来了，我们这一千亿的外汇储备正好顶在这里了。

　　“因为金融问题是狗眼看人低，你有钱人家不着急提，你越没钱人家越挤提。”

　　他继续举例：比如，当时的韩国只有23亿的外汇储备，直接就被击穿了；冰岛这次陷入经济危机也是因为外汇储备 小于到期外债。“而中国当年有一千亿的外汇储备放在这里就不怕，所以当时朱镕基非常得意。他问，现在谁还敢跟我说一千 亿的外汇储备多了？应对危机就不多了。可见，危机的时候就不能用正常的标准来说话。”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我们面对着一场更严峻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深刻程度和长期程度我们 要有充分的准备。“二万亿在这里，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信用、抗击打能力一个很要紧的支撑，所以，国外还有人说天佑中华： 中国有那么多外汇储备的时候，正好金融危机来了，否则对中国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事实上，金融危机来临前的几年，中国确实一直为过多外汇储备带来的巨大宏观成本所困扰。“我们一定都清楚地记 得我国连续几年面临的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迫使我们要紧缩国内企业的经济环境，搞得国内企业也很紧张，然后又调整出 口，搞得出口企业大量的失业，经济停滞衰退，这就是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直接后果。”

　　他认为，现在在金融危机面前，这二万亿外汇储备就不是个坏事情，反而成为我们的有利条件，此时就可以说二万亿 不是多了。既然外汇储备不是过多就谈不上分一部分出去的问题。

　　外汇储备争论的意义

　　对于国际收支来讲，理想状态是以均衡为最佳。但是接受采访的学者指出，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决定出口和进 口，决定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的因素相当多，要让这些完全不同的因素能够互相制衡，达到总量甚至结构的一种均衡，只是一 种理论假说，在实际经济当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国际收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失衡，只要失衡控制在一 定程度就可以。而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来说比较困难的问题是，能不能保持收大于支这样有结余的国际收支状况。 因为做到这点比较困难，所以在我们的政策方针取向上，一般来说，努力地鼓励多收少支。

　　该学者还详细介绍了中国三十年来形成的国际收支状况：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体制上，在国际化水平上， 在市场化进程上，甚至在工业化水平上和现代化水平上有很大的提升，在改革开放这种提升的进程当中，我们融入世界的能力 增强了。在竞争力提高的同时，我们国际收支越来越表现出强有力的收大于支的倾向，再加上近几年总是名列世界前茅的资本 流入量，就形成大量的外汇储备。然而，在我们需要增加外汇储备时，在鼓励资本流入上我们很有办法，也很有成效，但是当 近几年我们认为外汇储备过多，希望资本流出时，我们却有些束手无策。因为我们不善于也没有经验怎么减少国际收入，增大 国际支出。毕竟真正到国外去投资和走出去的战略虽然我们提出来了，但不一定能够有效地实施。当然这里也有些现实困难。 比如，如果可以增大进口就可以缩小贸易项下的差距，但是增大进口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希望购买的能源和高新 技术这些东西，人家不愿意卖给我们，而人家想卖给我们的，我们又不想要。因此，通过进口平衡国际收支的政策主动权并不 在我们手上。既然进口动不了，我们就动了出口，然而却带来让人头痛的失业潮，当然这与正赶上金融危机有关。于是，左右 为难在通胀压力与就业问题之间，这是主要矛盾。

　　这位学者总结，“我们在研究国际收支问题上，应该从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角度去研究和探讨，而把钱分给老百姓，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我说这个分外汇储备的讨论有煽情的味道。”

　　“我直观的理解，把外汇储备分给居民，可能更具有社会学意义。”那位接受采访的北大经济学家认为，怎么拿钱真 正去刺激和活跃中国的消费而不仅仅是刺激投资是目前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在内需不足、需求疲软、经济衰 退的时候，比较善于也比较习惯于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有办法，地方政府也有热情做这些事。而 在危机的时候，扩大需求的同时刺激消费需求我们确实不是长项。刺激消费需求主要是要关系到民生，关系到老百性，怎么使 他们收入能迅速提高，使他们的消费力能迅速提高，这方面我们一直缺少办法。

　　“因此，现在这个讨论或许是在为此想办法，社会价值是有的，关键是怎么能科学地落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能 够行得通，这可能是更要紧的问题。毕竟想出的办法必须是科学的意见倾向。”该北大经济学家最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