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事件最开始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学术不端的事件，结果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接下来出现的是商业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在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来看一下。

　　是学术研究？还是商业利益？

　　(播放短片)

　　解说：

　　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在院士论文造假这一学术丑闻上的时候，被舆论挤到风口浪尖上的院士李连达的一番回应，使得事情进展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把学术造假案推向了戏剧性的高潮。2月5日，李连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举报自己的祝国光实际上指责动机不纯，因为李连达一项即将公布的研究成果威胁到天士力公司的利益，该研究结果表明，天士力生产的复方丹参滴丸有严重的副作用，而祝国光正是天士力公司的正式员工，他指出，祝国光所做的这一切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对他实施报复和打压。而天士力公司对这一说法立即表示了强烈不满，同一天，天士力就发表声明称，祝国光教授虽然是天士力的顾问，但并非正式员工，李连达的“报复说”也纯属捏造，而李连达攻击天士力其实是为了转移视听，逃避学术造假的社会压力。并暗示李连达的背后其实是由天士力的最大竞争对手在提供支持，那就是生产复方丹参片的白云山中药有限公司。

　　从李连达和祝国光，到白云山和天士力，至此，一个看似单纯的学术造假事件竟演变成一场商业利益之争。在采访中李连达披露，天士力得知他的研究成果后，多次要求他不要对外公布，甚至要以研究经费收买他，但是没有成功，而在天士力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中，也曝出李连达曾索要两百万元研究费未果因此报复的说法，双方不断地互相进行揭丑指责。

　　随着事件的不断升级，2月5日上午，天士力股价逆势大跌，下午，天士力公司不得不宣布临时停盘。一场学术风暴却引发了利益集团间的口水战，这明显地让人感受到了企业和高校之间扑朔迷离的利益关系。在一家门户网站上发起的一次“你相信哪一方的说法”调查中，选择都不相信的网友占了大半。在对科研权威丧失信任的同时，人们也不禁思考，这双存在于学术背后的看不见的利益之手，究竟多大程度上在影响着学术的严谨和严肃性，学校和企业之间究竟该怎样合作，才能保证科研成果的可靠、真实，才能保证学术最终不会被利益裹挟着前进。

　　主持人：

　　看到这个短片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企业或者商业利益之间恩恩怨怨之争，让人想法很多。李连达院士也表示，这是天士力借论文打假对他进行打压，您怎么看待他这种说法？

　　白岩松：

　　首先你留给了别人可以攻击你的一个结果，毕竟是你所领导的研究室里面，学生在论文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反问自己，如果这个鸡蛋要没有缝的话，即使我指责别人是苍蝇也叮不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都可以做很清洁的解释，说我们完全跟企业的利益没有关系，但是毕竟两个人一个是这家药厂的学术顾问，另一个是那家厂的学术顾问，而且两家厂生产的产品是针对同一批患者的，一个市场占有率第一，一个第二，所以很自然的，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产生一种瞬间的联想，可能是利益之争吧。当然我们没有证据，但是没有证据不妨碍人们可以去联想和怀疑，因为你们所处的位置给大家提供了联想的空间。

　　“多栖院士”的名与利

　　主持人：

　　刚才在前面谈话当中提到，院士到一些高校去做兼职的院长，但是我们现在又看到，院士还会到很多药厂去做兼职的顾问，而且是很多家，怎么看待这种“多栖”院士？

　　白岩松：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说，一个方面，首先他是前些年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出现的副产品，解决什么问题呢？原来把学校称为“象牙塔”，科学的管科学，生产的管生产，两人不搭界。于是大家都着急，想把产学研给弄成一条龙，这样不就好了吗？科学家一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变成产品，造福于社会，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链条。但是没有想到如何防范它的副作用，当我们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跟企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制止住人们内心的那种利益的冲动吗？

　　主持人：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白岩松：

　　你就在出台一个好政策的时候，鼓励产学研结合的时候，也要想到它的副作用，就像生产任何一个药品都要进行药理实验，既要考虑它的好效果，也要考虑它有什么副作用，我们明显是仅仅考虑了它的好效果，而针对它的副作用缺乏防范的机制。

　　主持人：

　　实际上把科研院所和企业两者之间有机结合，让人感觉也是一件好事，比如企业需要科研，同时科研院所也需要经费，但是如果把它俩直接联系在一起，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白岩松：

　　我注意到这次跟院士谈话的时候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话里有话地在敲打着院士，虽然院士岁数不小了，75岁了。他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一定要公正、客观、科学地对待产品的评价。”潜台词你就理解，我们还是在产学研结合中有一些科学家和院士不能够公正、不能够客观、不能够科学地来评价这个产品，因为跟自己的利益可能紧密连在一起。这里我不妨要多说两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院士选拔机制首先就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什么？这是原来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院士——王选当着我的面对我讲的，王选说：“我是院士，但是这只是一个虚名，只是一个荣誉，因为我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能出来东西，等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力能创造出东西的时候，院士这名号来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院士都是这样，岁数大了他已经不能在第一线了，但是他成为院士了，好多人都打算扛起他这面旗，因为能换博士点、能换重大科研项目，能拉来钱，能很容易发表论文。于是，无数的利益寻求者围绕在一个又一个院士身边，扛得住的好院士，也有扛不住的，我不妨举这句话为例，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2008年的工程院第九次大会上讲了这么两句话，大家想想，“院士群体科学道德面临挑战，学术腐败现象令人震惊。”

　　主持人：

　　实际上刚才周济部长提到“不想”、“不能”、“不敢”，我想我们应该从“不能”和“不敢”上做文章，比如像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直接捆绑在一起，能不能中间出现一个基金会，让这个企业把钱放在基金会进行这方面的资助科研？

　　白岩松：

　　我觉得要想办法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暴露出来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位李院士其实2006年的时候就因为吉林一家药厂用他的名字做广告，他当时打起了官司说盗用，但是究竟之间有一种什么关系，最后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我们会去想很多事情，表面上在处理那个副教授，开除掉了，这个所长也被解聘了，院士到期之后就不续聘了，背后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教育领域里，很多的现象都是急功近利和非常僵化地执行某些标准，带来的副作用，我们对很多事情只考虑了好的事情，没有考虑它的副作用，比如贺海波的论文造假大多出现在去年的六月份，而那个时候正是他希望留在浙江大学成为副教授聘任他的关键时期，因为想要留下来，你就得有成果，所以他那个时候比较急着造假，因为要拿出论文来，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多吗？我们为什么只看一些硬性的指标，不看人呢？ 

　　主持人：

　　我们前一段看到有一个调查，一些博士对论文造假，其中39%认为可以同情，可以理解。

　　白岩松：

　　因为现在是生存压力放在这儿，有很多生存的指标只用硬性的指标来扛，现在一个新的风气在教育界，你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作为你将获得利益或者是提升职务，成为教授等等的重要依据，他们就会去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