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福东(南方都市报)

　　这大概是我第四次参与“两会”报道，仍然不得其门而入。

　　我没证。这意味着，我无法进入人民大会堂，也无法堂而皇之在各代表、委员驻地出没。如果我想去某个代表团或政协分组转转，需要首先获得一名“内应”的支持。通常是以采访的名义，获得某位委员或代表首肯，由他们走到戒备森严的宾馆门外，把我带进去。对那些官界要员和商场大鳄，我一般是不敢叨扰的，即便如此，也有不成功的经验，甚至一位前日刚采访过的委员，也断然拒绝了我。让我内心升起少许的挫败感。

　　在“两会”正式开幕之前，给周洪宇打电话时，我内心也有些微的顾虑：他升官了，电话是否换了？或者，是否开始摆谱了？

　　三年前，就义务教育免费话题采访周洪宇时，他是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不过他更多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面目示人。现在，他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部级，虽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的身份还在。大概在晚上9点之后吧，拨通他的手机，不接。不过，很快他回了过来，他正在武汉开往北京的列车上。

　　在这个热议时事的3月，周洪宇对我很重要。我们约好次日下午在他下榻的新大都酒店碰面，前提是他要下来接我。

　　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冒出的想法，想对“两会”会场外的游说现象做一报道。我有一哥们儿，每年两会数他最忙，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与家国大计有关的建言，到处找代表、委员，一次次游说，直到他们肯把这些内容糅入自己的议案、提案或建议。我也曾和他不止一次一道与代表、委员碰面，于他是游说，于我是采访了。这哥们儿叫熊伟，几年前成立了个NGO，名字叫做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他是所长兼所长助理兼研究员与办事员。说白了，就是个光杆司令。我对这种会场外的游说的最初印象，即是来自于他，已是持续多年的印象累积了，但或许是我脑子里条条框框太多，总觉得，游说这东西，可不是随便乱说的啊，一时间跳出好多大词：民主、资本主义、西方价值、议会、利益集团……

　　不过，在2009年，我是决定打破这些束缚我的魔咒了。

　　我不需要太多琐碎的个案，“两会”前夕，我参加了一个罕见病群体寻求人大代表声援的研讨会，我把它作为消息刊发了。更多从网上或其他渠道得知的游说个案，也都被我过滤掉了。我最初的设想是，选择两个游说者，分成两条线平行叙述，让他们在某个节点上有所交叉(经由某个人大代表)，并最终完成一次个案叙事到现象分析的华丽转身。陆军他们为乙肝和其他传染病感染者的反歧视斗争，借力于代表、委员的行为本身，似乎显示了游说通道作为输送正义入口的这一侧面；我还想寻找到另一个案，即某个商业纠纷的一方，如何通过精心的概念包装和利益输送，让代表、委员成为向司法施压的工具，这也许能说明游说作为一柄双刃剑的两面性。我是顶不喜欢知识界在将此前被妖魔化的林林总总拨乱反正时，型塑天使的那种冲动。

　　对于后者，我是听闻过一个游说个案的。恰巧这个游说案背后的商业诉讼我比较熟悉，之前，我已经见识了那些市场化媒体精英、意见领袖和法学专家(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的本领，看他们如何把一个“黑吃黑”游戏的出局者包装成维权英雄，让我慨叹良久。不过这个案子水太混，我不想趟。而且，几年前好似已有人大代表不许过问个案的明文规定，想要找到一个我预期中的游说者，还是有些难度的。

　　在我调整方向后，这变成了一个游说者和一个人大代表的故事，他们曾经交集，并在今年的某一刻偶然性分道扬镳，将来还有合作的可能性，但短暂疏离本身印证了各自的独立性。——这奠定了一个略显美好的叙事文本的结构基础，它不是我决定的，而是我的采访对象决定的。

　　周洪宇把我接进了他的房间。他成了我故事中的另一主角。选择他，是因为他一直不只是一个游说事件中的被动受众，他是一个主动吸纳者。吸纳与游说，这是我想要述说的核心概念，这种“民意互动”的基调，具有脱敏的功用，让报道具备了某些主旋律的气质，但其里子仍是桀骜不驯的。编辑在接到我的稿子时，反馈给我她的鼓励：终于有人写出游说的报道了。而我仍在想，未能按我最初的预期，找到另一个适合的游说者，给这一曾被打倒而又再度萌发的现象以更丰富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