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多，而企业有的早倒闭或者被卖掉了，都是一些困难户。”一位老者向记者介绍，他小时候胡家花园并没有这么多房子，也没有这么多人，“这里违章建筑多，是历史遗留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文革”初期南京下放的20万知青、干部在“文革”后大规模返城，政府又不提供住房，老百姓“到处见缝插针，乱拆乱建”，胡家花园便在这股洪流中迎来不少“新住民”。

　　而今政府要还胡家花园本来面目，旧账新账一齐摆到现政府面前。居民向记者戏称，他们又要“上山下乡”了，因为拆迁后他们只有到城市郊区去购房。“新账”是，他们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拆迁补贴并不足以到农村买3100元/平方米的房子，因为他们大多两代、三代甚至四代人挤在2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里，在“货币拆迁”政策下，他们人口多房子小，非常不划算。

　　就这样，这些人一次次在历史洪流中跌宕起伏。

　　穷人怎么办

　　旧城改造从来都遭遇“民生关”，但政治大环境已经起变化，共同富裕作为和谐社会的最靠谱的“维稳器”已被执政党高层认知。南京市亦视包括胡家花园在内的危旧房改造为“民生工程”。

　　“核心概念是生活质量，老百姓真正想要的是改变、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真想简单的拆迁：推倒一片、重新建设。我们一方面要降低居住密度，一方面要添加现代设施。”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在保卫老城南之战中始终站在第一线，他说这才叫“民生取向”。然而，何谓“民生工程”，当下，社会各界的理解并不一致。

　　汪永平称赵辰的规划过于理想化，问题便在于，这是一个建筑师的规划，视角单一，譬如“民生关”就不在赵辰规划解决的问题之内，而一个胡家花园未来开辟为旅游景点，有投资回报，利益共享，哪怕优先安排就业等议题漠然不见，仅一个“货币拆迁”补偿，就让穷人们远离城市，他们的未来不应谋划？

　　汪永平说，旧城改造问题，媒体和社会关注最多的是历史遗存的保护问题，然而“老城南人”这个最核心的“历史遗存”，却很少有人关注到。

　　他认为，旧城改造必须把握两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基于人们对历史的热爱的老城南古巷古民居，一方面是从社会的变化、对未来的展望以及个人欲求中产生出来的要求、需要和梦想。就后者而言， 2001年，汪永平带领100名建筑学大三学生，对门西地区作了详细的古建筑测绘调查，向当时门西8个居委会中1000户居民发放问卷，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是：这里的户外公共设施、公共绿地匮乏，只有一个破败的胡家花园还能供人们散散步；其次，这里的人们住得很拥挤，每户居住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再者，渴盼政府拆迁，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政府什么时候来？

　　接受调查的门西上万人中，没有一个处级干部，最大的是科长；30%的人是下岗职工， 50%的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内，仅够糊口；老龄化严重，60岁以上老人占20%；好单位的人很少，大学生少，文化层次也不高。汪永平用“社会底层人群”来概括之。

　　那时南京拆迁的政策是“以房还房”，政府或开发商推倒一二层老房子，在上面盖多层建筑，就地安置拆迁家庭，按人头算每人7平方米，一般家庭都有5口以上人口，至少能换到一套35平方米的小套间了，“老百姓很满意，等拆迁、盼拆迁”。时过境迁，特别是2003年之后，房地产市场风起云涌，南京老城区好地段房价每平方米都上万元，开发商追求利益最大化，于是选择在偏远的郊区安置原来的居民，新建筑多售给富有阶层，从中谋利。

　　“货币拆迁”政策应时而生。如上所述，胡家花园的住户拿到的拆迁补偿现在连到郊区买一套房子都不够。人们抱怨拆迁补偿标准过低也不是一两年的事了，结局是“老百姓必须出城”，而这正是开发商一开始就想要的。于是，这些年老城南改造，居民们基本上都被“请”到雨花区或栖霞区的城郊，传统生活方式一下子被割裂。

　　雨花区的一位干部则抱怨说，秦淮区把这个“社会包袱”扔给他们很不公平，过年过节他都得上门慰问困难户。“有一天集中在一起的穷人们活不下去了，社会问题就集中爆发了。”

　　南京市建委曾向记者表示，鸣羊街东面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将回迁1/3的居民，然而，其余2/3的人怎么办？以前旧城改造，政府不投钱，任开发商折腾，后患无穷。而今，作为“民生工程”的危旧房改造，南京市政府今年计划投入20亿，但透过胡家花园动迁难这个表象看进去，冷冰冰的“货币拆迁”无力回应“予民生计”这个真问题。

　　对此，秦淮区区长冯亚军如此回应：“我们仅仅是把老百姓的居住场所进行改造更新，让他们换一个新的地方，居住设施配套更加齐全。但由于居住地的变迁，工作、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主动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岗位、环境。一条措施是劳动部门在一周内要确保老百姓有工作，只要他不挑不拣。第二是劳动部门每年由政府全资对没有技能的劳动者、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问题是现在我们劳动部门找不到人来培训。”

　　然而，必须警惕的是，一旦“危旧房改造”倾斜为地方执政者“扩内需、保增长、促转型”的工具，其“民生工程”色彩无疑将大大褪色。人们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2009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个大局”，保民生已经成为执政着力点。

　　老城南何处去

　　南京老城南的文化遗存是历史包袱还是金饭碗，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门东、门西传统民居群属于南京秦淮区地界，但秦淮区不少官员却向记者抱怨，秦淮区发展新经济，历史的包袱太重。

　　一听记者转述，江苏省委党校一位搞文化研究和规划的教授急了：“南京最著名的文化景点不是秦淮河？那是他们捧着金饭碗不会吆喝！”这就使得秦淮区患上“发展焦虑症”，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南京倒数第二，执政者在政绩压力下，最终盯上了老城南的“危旧房改造”，希望盘活土地搞地产开发，开设新经济增长点。要不是2006年总理批示，老城南早就彻底毁了。

　　“老百姓写信求着我们去拆迁，有个人说他等拆迁已经等了50年。”秦淮区区长冯亚军告诉记者，这类信件他收到很多。然而，老城区的居民想的是改善生活条件，官员要的是经营城市的政绩，资本要的是低价地皮，对这三者来说，保存不保存旧居无所谓，核心是拆迁补偿费用。只有对学者而言，老城区才有意义，因为他们不是仅从现实讨论问题，更想到要对历史负责。于是，精明的执政者牵住“顺应民意”这个牛鼻子，一切变得堂而皇之。

　　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给房地产业降温，对南京老城南来说是一件幸事。地产商没有了动力，可以促成秦淮区从吆喝地产到吆喝文化的转型，胡家花园改造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是秦淮区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肯定会的，当产业链变长、完善了以后，旅游业必然是秦淮的主导产业。”冯亚军对记者说。

　　摊开南京地图，曾经作为南京城南大门的中华门城堡，现今已经是城市中心地带了，经过30年大发展，南京的南大门已经南移。地铁一号线继续向江宁南延，正在建设中的南京南站就在江宁，南站将是包括京沪高铁在内的6条城际快速铁路路线的汇聚点，而南京南站也将成为南京的南大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随高铁而来，为商贸勃兴提供了条件。

　　冯亚军告诉记者，秦淮区已经完成南京南站东边一块400亩土地的拆迁，并与欧洲最大的商业地产商合作，建设华东地区最大的shopping mall。围绕着南京南站，一个新城南正在拔地而起，它正将商务地产开发这股“南进”破坏力导出老城区，让老城南成为一块“飞地”，换来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和一个转型机遇。这样，老城南就作为连接城北和新城南的落脚点，向“人文绿都”转型，供本城和外地游客前来旅游、休闲和消费。

　　事实上，秦淮区政府最近提出了“旅游功能片区”的概念。“过去的旅游以点为主，现在以带和片区为主，这是一个根本性转折。”冯亚军解释。然而，按照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要求所必须具备的1公顷以上的历史街区、成片的明清历史街区随着2006年黑簪巷、颜料坊、牛市的平毁，已荡然无存。显然，“旅游功能片区”是一种功能导向型开发模式，与学者们孜孜以求的“整体保护老城南”是两个不同概念，它是“整体开发”。

　　青砖、小瓦、马头墙，以及纵横交叉的古街巷一起构成了江南特色——“夜泊秦淮近人家”，游客如痴如醉的正是这幅图画。南京的民风、民俗尽在老城南，因此在汪永平看来，“老城南不需要创业，而是守业，守住这份历史遗存，做好旅游，服务市民和游客，就是最大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