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集团的应对策略

　　基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共产党派出数批劝和代表以动员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0年2月1日，西北局派情报部藏族侦察员张竟成等，以商人身份入藏开展劝和活动。张竟成身上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具有崇高声望的藏族高僧喜饶嘉措也给达扎带去了口信。

　　稍后，西南局派出与西藏上层关系密切的志清法师赴藏劝和。

　　同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派出以达赖的大哥当采活佛土登诺布、夏日仓、仙灵三位活佛为首的劝和代表团，西康省派出格达活佛，分两路前往拉萨。

　　5月29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拟订的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 共10项条件，后被称作“十大政策”。

　　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如何经营西藏的时候，以达赖的经师、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采取所谓应变方略，其核心却是“西藏独立”。

　　1949年7月8日，达扎在与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密谋后，通告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随后，大批全副武装的藏兵包围了驻藏办事处，没收国民政府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并占领中央气象测绘局拉萨气象测绘所，关闭了国立拉萨小学……“驱汉事件”发生后，国外一些媒体借此发表评论，鼓动西藏地方当局应利用这个时机完全脱离中国的控制。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说什么“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噶厦政府还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分别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希望他们对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达扎等人对于中央政府一再表达的和谈愿望弃置不顾。噶厦政府在回复张竟成递交的廖汉生的信中竟称：“祈为阁下转念西藏檀樾感情悠久友好，请向北京政府善为解释。”檀樾，即施主，亦即只承认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寺庙与施主之间的关系，完全否定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而其他几位劝和代表，除达赖的大哥当采活佛之外均在噶厦政府的阻挠下没能到达拉萨，爱国爱教的格达活佛还被害于昌都。

　　这样，以达扎为首的极少数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堵塞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同时，噶厦将藏军主力部署于金沙江一线，企图用武力抗拒我军入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不得不打响了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以战求和

　　昌都是藏东门户，总扼进藏的南北中三路。

　　西藏噶厦政府把坚守昌都作为其最后一道防线，企图在这里与解放军决一死战。藏军扩充兵力，训练军官，购买武器弹药，调兵遣将，把10个团扩大为16个团，企图以金沙江为防线，阻止解放军前进。昌都总管拉鲁自信满满地对下属说：“共产党的军队现在还不会到来……我们绝不会让共产党的军队越过金沙江。”

　　攻克昌都的战略部署，核心是以强行军的方式发动一系列闪电般的突袭，对昌都地区的藏军实行全面包抄。大军兵分三路，一支从大本营甘孜进发，由北路向昌都发起攻击；一支从大本营巴塘由南路向昌都发动背后的突袭，切断敌人逃跑的路线；最后一支在中心开花，直接袭击昌都。

　　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2/3的兵力(约七千至八千人)集中于昌都和金沙江一线，采取了与18军正面决战的战略，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40年后，18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将军回忆道：

　　当时西藏噶厦没有懂军事的人。它那些没有军事素养，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后勤保障的老弱残兵，不应该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解放军搞阵地战。他们应该主动放弃金沙江防线，把我们入藏部队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后勤，阻我后撤，让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挥作用……

　　败局渐露，驻守昌都的藏军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多次与拉萨噶厦政府联系，请求将指挥部后撤到洛隆宗。10月15日，阿沛的侍卫官措果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台与噶厦的侍卫官都然娃进行口头交涉，这次交涉在西藏历史中成为一次著名的对话：

　　措果：请注意，我们已(用密电码向拉萨方面)发去了三封急电，尚未收到一句答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我们来说，我们深知自己处境困难，因而对我们来说一分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不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将无所适从。

　　都然娃：此刻正是噶厦官员们举行郊宴的时候，他们全都参加郊宴去了，你们发来的密码电报正在加以翻译解读，了解电报内容之后我们就给你们复电。

　　措果大怒：让他们的郊宴见鬼去吧！我们受阻于此，西藏受到外来威胁，而且我们的命运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你还在那里胡扯什么郊宴。

　　阿沛是接替拉鲁担任昌都总管的，同时也是噶伦之一，他不希望自己背上弃城的恶名，因此只能待在昌都消极等待拉萨指示。

　　10月17日，昌都的局势看不到半点曙光。阿沛不得不决定撤退，然而为时已晚。

　　解放军以惊人的速度昼夜兼程，刚好抢在藏军撤离之前，完成了合围。除了少量藏军骑兵逃离，藏军主力退路被断。阿沛·阿旺晋美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无效，只得下令缴械投降。

　　昌都战役仅历时两周，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2/3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2700多名士兵被俘，昌都、类乌齐、宁静等大片地区被解放军占领，通往拉萨的大路，门户洞开。西藏武装抵抗人民解放军进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

　　“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关于今年占领昌都问题给西南局的电报》)毛泽东的这段话揭示了昌都战役的主要目的——迫使西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此，军事胜利之后接踵而来的不是藏人所恐慌的占领，而是发动了一场“和平解放”西藏的新战役。以战求和，这是毛泽东战略布局上的又一次胜利。

　　流亡还是谈判？

　　1950年11月底，对于身处拉萨的西藏僧俗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寒冷彻骨的冬天。

　　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力量几乎消失殆尽；美英对于西藏代表团寻求外交和军事援助的一封封急切的来电、来信完全是一副虚与委蛇、应付了事的态度；在联合国，关于“西藏遭到中国侵略”的议案被人悄悄地隐匿在了台下；西藏一向仰赖的印度也吝于提供军事支持和外交声援。只有几千人的军队脆弱地守卫着昌都通往拉萨的交通要道，只要人民解放军愿意，打通道路，直取拉萨已经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十四世达赖和簇拥在他身边的僧俗官员们此时又想起了前几代达赖走过的老路——流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对于植根在西藏的活佛来说，流亡绝对是下下之策，可是当达赖喇嘛见到了他那个从昌都赶来拉萨的哥哥当采活佛时，这个下下策还真被排上了议事日程。身在拉萨的达赖以及重臣根本摸不清与自己一步之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所以当采就成为了解放军管辖区的唯一见证者。当采活佛说，共产党逼迫他前往拉萨说服他的弟弟，甚至允诺如果他能完成使命，西藏的统治大权将落到他的手中。当采的话让拉萨的大臣们大惊失色，他们草草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共产党是不值得信任的；第二，达赖喇嘛继续留在拉萨将非常危险。如此一来，他们便立即着手与印度方面取得联系，安排达赖流亡的路线。

　　据一位原西藏噶厦官员回忆，当时为达赖安排落脚点的夏格巴是这样向达赖汇报的：

　　假如达赖流亡国外，美国和英国政府答应给予帮助。印度政府指出，在达赖喇嘛到达印度领土之前，你们必须万分小心。他一到达印度，印度政府就会派遣卫兵等予以保护，并且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万一解放军包围了整个西藏，美国人将会派一架专机把达赖喇嘛从拉萨接走。因此，你们应该在拉萨抢修一个机场。

　　滑稽的是，后来在美方的档案里从未发现过美国人打算接走达赖的证据。

　　有人想逃跑，有人却主张留下来谈判，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在昌都战役中曾和解放军有过正面交锋的阿沛。

　　1910年2月，阿沛·阿旺晋美出生在拉萨一个有蒙古族血统的贵族霍尔康家里。襁褓中的阿旺晋美被母亲带到她在墨竹工卡县的加玛庄园抚养，加玛庄园里的农奴子女则成了他童年时期最好的玩伴。

　　17岁时，阿旺晋美以庄园主少爷的身份，代替母亲管理庄园。在与农奴接触的过程中，阿旺晋美对农奴和奴隶的苦难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曾说：“长此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由此，他萌生了改变旧制度的想法。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也向西藏释放了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友善讯息。和那些被西方阴谋所蛊惑，成日里做着“西藏独立”梦的僧俗官员不同，阿沛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主张和谈的人。在他看来，当时的西藏政府不得不面对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西藏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解决。因此，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二是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国民党号称有800万军队，还有美国帮助，同解放军打的结果是彻底失败，最后跑到台湾去了。西藏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只有100万，既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武器，怎么能打赢呢？打的结果只能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

　　此后到1951年期间，阿沛5次向达赖喇嘛、摄政和噶厦报告，促请派代表同中央政府谈判。他甚至一度要推辞昌都总管的职务，表示愿意“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

　　昌都战役后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司令员、18军副政委王其梅将军接见了阿沛。王其梅亲手将一条欢迎的哈达挂在了阿沛的脖子上，他动情地说：“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但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的消极宣传，致使你们误解了我们的意图，并且已经疏远了我们，因而使你们自身蒙受了不必要的困难，对此我们深表遗憾。”说着，王其梅流下了眼泪。

　　这一幕深深打动了阿沛。

　　阿沛对西藏未来的判断现实而又明智，他摒弃傲慢，以历史的眼光洞悉时局，也为他在后来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席位。

　　中央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一次又一次地向西藏释放着最大的善意，可惜，年轻的达赖喇嘛还是听从了身边保守的僧侣们的“苦口婆心”，虽然不一定心甘情愿，但却仍旧离开拉萨，滞留在中印边界小城亚东，犹疑、观望。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让整个世界格局波诡云谲，也让达赖喇嘛可以选择的道路变得十分有限，美、英、印等国对于达赖喇嘛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漠。达赖体会到了困兽的窘境。

　　此时，达赖身边的顾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返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另一派鼓吹流亡，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奋斗。显然，渐渐地，前一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在迟迟等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达赖别无选择地与中央政府开始了正式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