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继来的儿子——导弹

　　此后的合作看上去开始顺利，按照协定，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

　　1957年12月20日，一列10多节车厢、来自苏联、车次为3770的国际列车在满洲里火车站暂泊，火车头尾有100多名苏联军人把守。这列火车在这里等待人们把车上的秘密物品卸下来再装上另一辆车——由于苏联方面用的是宽轨，所以3770国际列车上的P-2型地对地导弹及器材要在满洲里完成一次装卸任务。4天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在炮兵教导大队驻地迎接了这列运输P-2型导弹的列车，他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苏联送来的P-2型导弹是苏军战斗序列中退役的装备，但是对于零起点的中国来说，技术还是全新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告诉第一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批学员：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

　　中国的导弹部队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奠基，并于1958年10月6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4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运到北京。

　　时势造就英雄，导弹威力在中国的首次亮相，是1959年10月7日。

　　这一年年初，国民党空军就在用RB-57D型高空侦察机对大陆实施纵深目标的高空侦察。由于该机型飞行高度较高，所以一直没能对其进行打击。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开始执行要地防空作战任务。10月7日，一架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从浙江入陆，在1.92万米高空以750公里的时速飞到北京上空，这种飞机很容易逃脱雷达的跟踪。地空导弹部队二营接到命令，飞机进入导弹发射区时是正午12点零4分，营长岳振华下令连发3枚导弹，全部命中侦察机。此后，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高空侦察停止了两年零三个月。

　　此一役，二营荣立集体一等功，这次战斗是中国地对空导弹史上的首功，在世界防空作战史上也是首例。苏联顾问对中国军人的胜利也感到鼓舞，中国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总结说，这一仗是按苏联专家传授的打法打的。

　　不能告诉中国人

　　1951年以后的核机密

　　毋庸讳言，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是有相当程度保留的。

　　一批苏联核专家随1958年来华的P-2型导弹来到中国，在他们来华之前，都接受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只能讲授苏联1951年那颗原子弹制造过程和自己专职范围的事情。原因是这颗原子弹是根据美国图纸设计的，同时这颗原子弹所涉及的核心技术在1958年已经不再是尖端科技。显然苏联领导人并不希望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

　　核专家除了被要求只能围绕已交付中国的各型设备进行授课外，还被要求“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如果不好把握的话，可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苏联请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请示至国内第一任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杰林。据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记载，有一次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就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的内容的问题时，与苏联军事专家组长真的发生了意见分歧，以致真的惊动到主帅涅杰林。涅杰林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机密。不要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我保护你们。”

　　在总结苏联专家对中国尖端武器的影响时，沈志华直接引用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的判断：“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

　　当然，这样严格的界限规定也令一些苏联专家很困惑，中国核事业早期领导人孟戈非在他《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中，如实记载了这位苏联专家作为科技工作者在援华时困惑的一面：在他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长沃罗比约夫的一次谈话中，双方都煞费苦心，作为苏共党员老专家的沃罗比约夫必须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但作为一位老实人、一名技术权威，他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

　　但更多的时候，苏联专家们都认为：在莫斯科允许和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对于承担泄密责任的恐惧，使科学家们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

　　而事实上，出于对国家机密的严格保密，苏联科学家是不可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因此，中国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也并不像赫鲁晓夫在他《最后的遗言》所说，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

　　停止核试验援华

　　自从有了核武器，地球上的核军备竞赛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是在核武器巨大的能量威胁下，苏美英等国也不得不面对禁止核试验这样一个严肃问题。而此时，中国才刚刚开始了对这个领域的学步。正当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初，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迅速地决定了莫斯科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从延缓到最终停止了对中国核研究的援助。

　　1958年的夏天，真是风云诡异。

　　先是由苏美英等西方国家参会的核禁试专家会议1959年8月21日于日内瓦结束，尽管早在5月30日，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暗示过应邀请中国参会，但后来中国仍没能被邀请进入这次会议。然而在会议前夕，6月27日的《人民日报》还是刊发了新华社的稿件，以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专家会议的讨论有助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

　　8月22日美英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发表了声明，准备签署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的协议”。核专家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核试验监控网点中，有8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很显然，此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并不是因为美英忽略了中国原子能的进展。与之针锋相对的是，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中写道：美国有人士认为，“暂停试验一年也不会妨碍美国的原子扩军计划”；英国政府在宣布停止核试验的同时透露，当晚“在圣诞岛曾经发生了核装置的爆炸”。

　　这年，赫鲁晓夫在提议日内瓦禁核会议期间，于7月31日起至8月3日，在北京呆了4天。在北京的四天里，毛泽东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向他提出了严厉指责，使赫鲁晓夫在此二问题上尊重了中方的态度，并在回国后仍然批准了中国专家参观苏联核现场的要求，还向他们展示了一枚原子弹。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苏联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后来赫鲁晓夫批准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他希望中国“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

　　实际上，这时中苏两党已就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发生了重大分歧，无论是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遭拒，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苏联大规模撤走援华专家。1960年7月6日，包括6名主任工程师在内的8名苏联援华专家从他们工作的北京核工程设计院被调回国；两天后，5名兰州铀浓缩厂负责现场安装的专家也被撤走。从赫鲁晓夫7月16日照会中国宣布撤走专家到8月23日，援华的233名核技术方面专家，带着他们的重要图纸资料全部撤回苏联。

　　对于中国来说，赫鲁晓夫在核试验援助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借口拖延以至停滞不前，早在一年前的1959年6月就激起中国领导人的愤慨，并且更进一步让中国人认识到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必要性。后来定名为“596”工程的项目，就是自行研制首枚原子弹。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7月的庐山，周恩来说：“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邓小平在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此后的多年里，所有停止援建的项目在中国人的努力下一项项地竣工，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历时5年，比周恩来提出的8年规划，提前三年。

　　郑重感谢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先生，为本文创作提供了大量中国外交档案和苏联解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