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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贵阳农民工培训造假套取国家资金
带上身份证登记报名参加培训，不用交一分钱，无须上一天课，还能领回洗脸盆、洗衣粉。这是贵阳市农民工培训工作中一度出现的怪现象。
培训造假的背后，掩藏的是有关部门和不法培训机构合谋套取国家培训资金的贪腐现象。2008年以来，贵州省已查处相关系列案件近150起。下至乡镇社保机构的工作人员，上至省厅官员，很多人牵涉在内，影响极为恶劣。
“带上身份证报名，领个脸盆就回家”
40岁的刘敏是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太平村村民，在路边自家的小卖部里，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未外出打过工的刘敏去年5月曾参加过一次农民工培训，地点就在村里的小学。“村里的干部通知让去培训，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好像说是要上一个星期的课。我家里也忙，总共去了两次。一起通知去上课的有两三百人，都是一个村里的，年轻的十来岁，年纪大的50多岁。”
随手翻出一本《电工基础知识》手册，刘敏说，学的内容是电工，基本上听不懂，“但也没什么损失，反正只要带上身份证报个名，又不交钱，还发毛巾和洗脸盆，去不去上课也没人管”。
在太平村，有过与刘敏类似经历的村民不少。30岁的杨兵去年夏天也报了电工班，他说，拿身份证去登记一下，报个名，一天课都没去上，领了东西就回家了。
杨兵的表姐张国琴和邻居董永兰同为小学文化，去年的一天也被通知参加培训，报的是厨师班，学了半天就回家了，连学校叫什么名字都说不上。张国琴说，什么都没学到，要交身份证，还有人专门到家里来照相，培训的最后一天再去一次，可以领个洗脸盆。
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号召并支持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贵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陈顺文说，根据规定，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获得500元至800元财政补贴经费。
“保安人员冒充教师上课”
贵阳市反贪局局长谭虎说，上级检察院和纪检部门根据贵阳市出现的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查处社保系统贿赂案件专项行动，至今已立案查处该系统案件150余件、涉案170余人，涉案人员中既有基层劳动就业部门的办事人员，也有像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副厅长杨锦福这样的高官。杨锦福曾利用职务之便，在农民工技能就业培训中，通过批准学校成立、获取定点资格、增加培训指标等方式，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87万元。
谭虎说，只要能弄来农民的户籍信息等登记造册，不法办学机构在社保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就能按人头套取农民工培训资金。
在查处套取农民工培训资金系列案后，贵阳市迅即开展了对相关培训机构的清查工作。据了解，由于培训学校监管混乱，很多不法办学机构在买通社保部门人员后，胡乱找几个人充当教师就“开班培训”，主办者按照招徕的培训人数申报补贴。而捞到好处的社保人员则睁一眼闭一眼，在从中渔利的同时，还“完成”了上级划拨的培训指标任务。
自2006年6月起，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就开始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到2007年底，全省共拨付培训补贴资金3.75亿元，相当于这两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就业资金的33％。
贵阳市反贪局侦查处处长胡斌说，以贵阳市为例，一年的培训经费多达数千万元，而农村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留乡者多为妇孺老幼。真正需要培训的人员难以召集。为谋取利益，不法办学机构与社保系统人员相勾结，大搞虚假培训，“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甚至荒唐到让保安人员冒充教师上课，其实际培训效果可想而知”。
农民工培训工作有漏洞
漏洞一：权力过度集中。谭虎说，这些案件反映出，从培训机构的资质许可、培训开班计划审批、开班后的培训督查以及培训后的资金审核拨付等环节，权力均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为腐败问题的发生留下很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培训学校为获取相关资质就不再凭其教学质量，而是通过大肆行贿这条途径。
漏洞二：门槛设置过低。缺乏科学、严密的市场准入评价机制，给投机者追逐非法利益留下可乘之机。如贵阳市成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伍峰，抛出“联合办学分红”来利诱原贵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中心副主任张伟。后者利用职务之便，促成学校异地招生，并收受好处费60余万元。
漏洞三：监管机制匮乏。“惠民资金”到位后，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却很不健全。为确保培训质量，国家规定受培训农民必须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并有签字或签章，同时规定短期培训班培训时间为15天至90天，并要求有关部门抽查和回放培训效果。但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权责不清、监督乏力。
记者手记：
农民工培训不能只重“数字”不计“实效”
仿佛是果戈理笔下“死魂灵”故事的现代版——弄来农民的身份证登记签名，随便找人糊弄几堂课，凭借所谓的“培训登记表”，不法培训机构就能轻易从相关部门按人头领取不菲的培训补贴。
把“黑手”伸向农民工的培训经费，固然应当严惩，但在其背后，更值得拷问的是制度本身。
贵州省有关部门2008年初的一份统计表明：2007年，全省用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的项目多达十几种，经费总计达3亿多元。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资金，管理使用得当，真正用到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刀刃上，毫无疑问将极大提升当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反之，一旦管理松散甚至失控，也很容易变成不法分子垂涎三尺的“唐僧肉”。
采访中，不止一位官员谈及这样的“无奈”：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上一级政府部门在拨款的同时，还要下达相应的指标任务，如果不能完成，年终考核很难过关。以贵州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为例，其2009年的任务数是2.6万人。该市培训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对此大摇其头：“全市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过7万多人，按照这几年布置的任务，早已全部轮训了一遍。”
记者手中的另一份材料显示，近几年来，贵州省已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超过4000万人次。这也意味着，对于拥有3900多万人口的贵州而言，相当于全省所有的人都已参加过至少一次培训。
事情的真相显然并非如此。记者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均表示，他们很难被培训眷顾。稍稍深究一下，不难明白其中原因。对于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而言，一年中返乡时间非常有限，有针对性的培训很难组织。
考核只看数字，不重实效；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监督；管理疏于防范，千疮百孔……“惠农工程”演变为“腐败温床”就不足为奇了。
当下，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各地均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潮”现象。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正是将农民工们集中起来培训，有效提升其劳动技能的大好机遇。如何堵漏补缺，完善机制，使农民工培训工作能真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是摆在各级相关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周之江 王丽）（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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