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个33岁的男人一再否认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勇气。他常常用“心理咨询常识”来解释自己的举动：“这里需要心理援助，所以我留下来；这里有我已经直接接触的创伤者，所以我不能离开。正如负责挖掘的志愿者在挖掘结束后就应该离开一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在开始了援助之后就应该留下来。”

　　最近的一个中午，他哈欠连天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昨天晚上快3点才睡。”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解释道，在凌晨前后的时间段，人们最为脆弱和孤独，求助电话相应也最多。

　　办公室对面的墙上，挂着“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宣传板。这是一种经历了灾难性事件后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这种病症持续时间可以是事后数周、数月乃至数年。因此，对这种症状的心理援助往往需要持续跟踪。

　　据刘猛所知，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就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包括提供危机干预服务以及任命科学与医学小组。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每两到三年调查一次，以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这份调查表不仅分为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3种文字，还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调查，诸如居民、救援和恢复人员、办公人员、附近行人、当地的学生和教师，等等。

　　这样周密的系统性工作，在刘猛看来未免遥远。由于缺乏调查和宣传，不少经历了“5·12”地震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或者家人已经患有心理疾病，常是直到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才前来求助。

　　“哎哟，又该拿我当反面典型了！”听到这里，一旁的蒋玲咧嘴笑了。她留着整齐的披肩长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在城北馨居的图书室里，她总是安静地坐在电脑旁，说话细声细气。只要看到小孩子，她就会高声打招呼，并跑上前亲两口。

　　“你看她正常吗？”刘猛问记者。

　　看记者迷惑地点头，刘猛继续说：“我刚见她的时候，脸色是黑紫的，不用化妆就可以演包公那种。随便说两句话，就像小狗一样嗷嗷叫。”

　　这个北川女子在地震中失去了13个亲人，其中就有60天大的儿子和正抱着外孙散步的她母亲。最初的日子里，她总觉得“妈妈和宝宝还在，他们不会离开我”，因为就在5月12日当天，母亲还抱着孩子嗔怪说：“你妈真是懒猪，现在都还不起床。”

　　“我一定要坚强，因为他们还活着。”23岁的蒋玲语气平静地回忆自己之前的心理状态。

　　相比之下，丈夫王云充满了莫名的恐惧感。“除了害怕还是害怕。”他说，“一个大男人，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一帮人陪着。”

　　两三个月后，在当地交通局上班的王云恢复了日常工作。他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但发现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而和妻子的关系冷淡下来。相识5年从未吵架的两个人开始争吵，蒋玲甚至填了份离婚协议书。

　　今年年初的一天，她觉得实在无法承受了，拿了把菜刀准备自杀。抱着“希望有个人知道，关心一下自己”的目的，她拨通了刘猛的电话。

　　“当你开始面对现实的时候，才是真正难受的时候。”来自江油的陈静说：“开始没什么感觉，还在庆幸逃过一劫。”他住在农村，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那是他父亲15岁时盖起来的。“他今年已经51岁了，一想到还要再盖座房子，就觉得没什么希望。”陈静叹了口气说。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刘猛总结道。据他介绍，目前灾民的心理状况正处于两极分化，好转的人在持续好转，恶化的人在持续恶化，毕竟对灾难的心理反应强度、持续时间因人而异。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基尔伯特·克莱门(Gilbert Kliman)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资深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是刘猛的督导，具体指导刘猛工作的方向和进度，同时对他个人的心理状况进行疏导。“一般来说，现在才对幸存者实施救助，未免有些晚了，不过还有机会。”克莱门不无担忧地表示。

　　他所创办的儿童心理健康中心在“9·11”之后，迅速为儿童及其家长和老师派发了指导手册，其中写明了哪些反应值得注意等等。至今，这家公益组织仍然为在恐怖袭击中受到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服务。

　　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还不给你缝上

　　但在四川，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接受心理咨询。刘猛就听到过“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说法。他把原因归结为“关系”，“咨询师们只来了一下就走了，关系都没有建立起来，就无从谈起心理援助，结果只能是一次次伤害他们。”

　　蒋玲更为直接，把心理咨询师的这种行为比作“鬼子进村”：“我本来没什么事儿，结果他们上来就问你爸爸妈妈呢？你的孩子呢？我就说都挺好的。他们还接着问，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我就回答在北川。他们又很好奇，说北川县城不是都封了吗？”

　　“我最后急了，就说好，拿来我给你们填。有的填成没的，没的填成有的，气死他们。”住帐篷那个阶段，她“最夸张”的记录是一天填写了7份问卷。

　　但她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反馈，也没有任何咨询师提醒她可能患有心理疾病。“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然后还不给你缝上。”蒋玲一度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不停地回忆地震当天的情景，直到崩溃得要自杀。

　　这种形式的心理咨询被志愿者马重祎称之为“镀金”。她快人快语地说：“那些人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好给自己的履历表添上一笔。”这个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一直在都江堰市做心理咨询志愿者。如今，她每个周末都会过来帮助刘猛做些杂事。

　　作为为数不多的坚守者，她丝毫不奇怪他人的来去匆匆：“他们本就没有打算待很久啊！”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小姑娘目睹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有人就是来拍张照片，贴到自己的网页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还有人走之前哭得像泪人，口口声声说要资助多少个儿童，但后来再也没有了音讯；还有人干脆坐在帐篷里相互吹牛，或者指责这里脏、那里乱……

　　“很多事情没法说。”这句话成了刘猛的口头禅。他至今难忘去年刚刚来到城北馨居，就听到高音喇叭在持续播放：“灾民朋友们，灾民朋友们，我们是北京来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仅为100名患者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

　　“好像是商场大降价，欲购从速一样，有种很不尊重人的感觉。”刘猛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甚至于，有的“不专业”到了专往伤口上撒盐的地步。一位来自甘肃的心理咨询师就曾看到过这样一幕，面对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的男子，一个同行拍着对方的肩膀安慰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娶，还可以再生嘛！”

　　“你说，这样的人，还不如不来！”刘猛很是气愤。

　　他认为心理咨询师的“重复扫荡”，给灾民造成了重复创伤，同时也让灾民反感和否定心理援助这件事，即使心情压抑也不愿意再去找心理咨询师，屏蔽掉了一条可以缓解伤痛的途径。

　　这种现状让基尔伯特·克莱门很是奇怪。这位医学博士表示，持续长期性是心理咨询最为基本的常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其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害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则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