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及格的省份”

　　《新民周刊》：很多人看到这个排行榜很奇怪，基本上没想到福建是第一。

　　蒋洪：福建是唯一及格的省份，他们最早提供了很多信息。我们的信息要求详细到部门，当时挑了教育部门。福建省教育厅一共列出了50多个单位，这50多个单位不但提供了一个总数，还提供了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这些信息是其他省份不愿提供的。

　　那些信息公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事先也做过预测，换句话说，我们的信息还没出来，圈内人自己在横向比较的时候，普遍认为福建会比较靠前。

　　不少人原以为上海、广东会比较好。或许他们在人大、政协这个层面做得不错，但是这个调查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进行的，在公民层面上，他们不比其他省份做得更好。

　　《新民周刊》：有些省份事先就会横向比较了？

　　蒋洪：我们没说要进行排名，申请函上可能会留下一些痕迹，信上会写我们正在从事一项什么研究项目，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这点。我们还是希望各省呈现自然状态，不过结果也有可能会跟一般公民感受到的情况有所不一样。

　　《新民周刊》：听您介绍，得分为两部分，态度分以及信息本身的评分，各省得分情况如何？

　　蒋洪：我们在态度分方面要求很低，只要给予正式回应，不管有没有提供信息，哪怕你只打一个电话，表示收到我们的函件，那就是满分。

　　我们没有能力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只是考察信息的可获得性。我们仅仅是从获得的程度进行排名，比如说福建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获得了，那我们就给分。

　　“那人大的审查监督功能就完全虚设了”

　　《新民周刊》：您还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各省人大财经委提出了申请，他们有义务提供信息吗？

　　蒋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要求人大，因此他们可回答也可不回答。但是给予反馈的省份那么少，我非常失望。我原以为他们会欢迎这项调查，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在帮人大履行职能。人大履行预算审查的职能，基本条件就是要获得信息。我们现在呼吁财政公开，对人大工作有推动作用。

　　此外，从我们获得的反馈而言，人大财经委和预算工委所获得的信息情况不比一个认真的公民获得的更多。我本人对这个结论持怀疑态度，因为难以相信。

　　《新民周刊》：为什么难以相信？

　　蒋洪：我们发函的对象是人大财经委和下面的预算工作委员会，这些人是专门审查预算的。每年的预算是怎样通过的？是由人大财经委审核了以后，出具一个意见书，然后把这个意见书放在全体委员会上表决。换句话说，人大财经委提出的意见书是决定性的。

　　整个人大，这个机构最应该懂得预算的。这些专业人士不懂的话，其余的就更别提了，那人大的审查监督功能就完全虚设了。

　　《新民周刊》：是人大财经委对财政监督过于冷漠了？

　　蒋洪：可以这么说。人大是否对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进行过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督？我感觉这里边的成分很少。我们看到的一般情况是，通常不做任何修改。我指的不做任何修改是指实质上的，如果加几个文字的修改是有的。实质性的修改很少，我基本没见过。

　　《新民周刊》：这说明什么问题？

　　蒋洪：说明人大的审查监督的职能至少在能力方面还很薄弱，或者说，观念上还没承担起这项责任。

　　“那就是白谈”

　　《新民周刊》：您任代表或委员几年了？提出过实质性的意见吗？

　　蒋洪：我在上海做了两届人大代表，从去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我在小组会上都在阐明我的看法，如果需要一个代表或者委员做出认真、审慎的表态，那就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现在的预算报告根本看不懂，无法提意见。

　　《新民周刊》：哪些方面阻碍了理解？

　　蒋洪：你根本不知道财政用得好不好。现在政府有三个口袋——社会保障基金、经营性的国有企业基金、政府基金，有两个口袋基本不让看，还有一个口袋只看一半。前面两项没有报告，向我们报告只是政府预算，而预算只是政府资金运行的部分。

　　即使报告出来的那部分，也被笼统化了。比如说，基建花了多少钱，你对这个抽象的数字根本无法评论，基本建设必须列到项目的层次。现在，代表和委员对预算基本无话可说。

　　财政必须增加透明度，只有透明之后，我们才能具体地说，哪笔安排不妥当。现在不是这样，都是等公众偶然捡到一个发票上网曝光，或在网上发现官员公款按摩，才开始事后追责。

　　《新民周刊》：多长时间讨论预算呢？

　　蒋洪：说起来有半天。不过在我的印象中，大家都没对预算说过什么。

　　《新民周刊》：那大家讨论什么？

　　蒋洪：各种各样的观点。比如说，要加强教育，或加大农村扶贫等等。但是有关这种观点，如何在预算中予以体现，他们没涉及。

　　我们大多数委员不会在预算这个层面上谈论问题。所谓预算层面，就是在现有的预算上，哪些开支应该削减，哪些项目应该增加。美好的愿望如果不能落实在预算安排上，那就是白谈。

　　《新民周刊》：您所在的政协小组多少人？

　　蒋洪：二十到三十人，两本预算报告。

　　《新民周刊》：是规定吗，每个小组只有两本？

　　蒋洪：是规定，政协每个小组都是两本，不知道人大怎么样。这两本预算报告只能在会场里传阅，会议结束后不能带走。

　　《新民周刊》：这些数据很机密吗？

　　蒋洪：按照先行法律规定，这些数据确实是国家秘密。所以我今年还有一个提案，就是修订《保密法》。如果《保密法》不做修订，所谓阳光政府、财政透明都无从谈起。

　　这个提案也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的。不少省级单位给我们回复时，都会引证《保密法》以及相关条例，一个省的信息公开机构称，“财政总决算的详细信息按有关规定属于机密级事项，保密时间为20年”。

　　这样的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要主动公开的信息，根据现行的《保密法》和相关规定则成了不予公开的国家秘密。

　　《新民周刊》：关于财政，您还有什么建议？

　　蒋洪：我个人认为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让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1985年，人大把税收立法权授给了国务院。税收立法权类似于公众的支票本，授权相当于立法部门代表公众在支票上签了字，但金额却空着，让行政部门任意填写，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这个那个部门在考虑新税种。

　　如果要问老百姓拿钱，那到底该谁说了算？宪法和基本法律都规定是人大。改革开放30年了，人大也具备了这个能力。继续无特定目的、无特定范围、无时间限制地授权，无异于人大在经济领域中立法权的的全面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