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防止“自我击败”

　　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

　　撰稿·汪 伟(记者)

　　全球低迷的经济走势让人们冷静下来，更多地看到了身边隐伏的种种危机。日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如何应对挑战，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

　　《新民周刊》：郑教授曾提出，中国是个危机驱动的社会，现在经济领域和社会治理领域的情形都因为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出现了危机的征兆，很多人有一种迷茫感：危机将把中国带向何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永年：我说中国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是一个经验观察，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实际上，不光中国的政治是危机驱动的，多党制国家也是，在正当竞争的条件下，如果天下太平，繁荣昌盛，执政党就会一直执政下去，一旦出现危机，反对党就会利用危机夺取政权。奥巴马上台就说明了这一点。30年代的危机和二战使得欧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使得美国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也是危机驱动改革的例子。

　　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中国尤其是这样，从某种意义看，大跃进、“文革”都是促使改革的危机，邓小平南方讲话也是因为看到了危机。现在全球陷入危机，各国忙着救火，对救火的方式和效果，还来不及考虑评估，大家都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有迷茫的感觉。这个时候，形成一个共识是很迫切的。

　　要解决问题，有两个条件。第一，国际上的富国和穷国要分担责任；第二，国内的富人和穷人要分担责任。现在是富国要把责任转嫁给穷国，富人要把责任转嫁给穷人，利用危机实现财富转移。利益集团在操纵救火计划，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经济学家在讲话，这不是救火，而是趁火打劫。

　　为了度过危机，我们需要信心。但如果领导者和社会没有共识、社会和执政党没有共识，信心从哪里来？

　　《新民周刊》：经济学界最近大力呼吁，政府应该推动新一轮的城市化，为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提供增长点，但很少有人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城市化”。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大幅上升，但它既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户籍、社保、土地和物权制度城乡有别)，反而使得很多人产生了一种被剥夺的感觉，作为国家战略的“城市化”，还能够以过去的方式推行下去吗？

　　郑永年：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的确非常快，但成功的只是建筑意义上的城市化，从社会意义上讲，城市化是大失败。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变化，反而演化成了“城市居民、农民和农民工” 的三元体制。在美国，一个密西西比的农民到纽约找了一份工作，就要享受纽约居民的福利。一个人到外国去工作，5年可以拿到绿卡，10年可以成为该国公民，即使你是非法去的，也还有大赦。但一个中国的农民在东莞打了二十几年的工，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了，他仍然是一个农民。这种制度设计是否存在道德风险？

　　城市化的核心意义就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城市吸收了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劳动力，表现为农村居民急剧减少，城市居民急剧增加，这是个大趋势。前些年经济学家提出新农村建设，我觉得一定要想清楚：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曾经从事过农业，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根本没有从事过农业，你让他回到农村，他会不会干农活？他愿不愿意干农活？我们要不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如果他不愿意回农村，你怎么能够让他回去？用强制手段吗？

　　《新民周刊》：乳制品行业的丑闻至今没有终结，中央政府最近处理了几名官员。我们回顾整个事件，发现从三鹿到蒙牛，事件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蒙牛曾经被看成快速增长的“民族品牌”的象征之一。其负责人在三聚氰胺事件后，曾以拯救民族品牌此为由，希望得到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扶助，一度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2009年爆发了OMP事件，给国人的震骇是无比巨大的，其后果之一是人们的信任全面崩溃，企业的公关活动不仅加深了不信任感，还在使不信任向其他领域如媒体蔓延——对一个社会来说，如何才能从这种越陷越深的恶性循环中脱身？

　　郑永年：信任是一个社会得以维系的软实力，没有这个软实力，就只有靠强制性力量来维系，就会发生社会冲突，就不和谐。而在一个普遍存在寻租的空间里是不会有信任的。一个社会没有信任，就只能互相寻租，互相利用，靠短期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社会关系货币化，一个社会就只有一个框架，其中没有血液流动。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温家宝总理提到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一个社会，只讲钱不讲道德是不行的。

　　可惜的是，事实往往与我们的期望相反。每次矿难或者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都有官员承担责任，但从以往的经验看，官员的频繁更换并不能使情况有任何好转，更不要说解决问题了。相反地在一些情况下，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去年中国集中各种力量，办成了奥运会这样的大事情，却整治不了山西频繁发生的人为灾难，预防不了毒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说的信任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治理失败的危机。我认为，中国在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领域的治理失败，是一种自我击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和政治模式中有一些因素，使得某些领域的治理失败不可避免。这些导致治理失败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

　　几乎所有的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中，都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影子。要么，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要么，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要么，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则是在背后操作；要么，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会使得治理者自己击败自己。

　　这些年来，尽管中央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但要转换已经高度内化了的GDP主义谈何容易。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还是最重要的。只要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政府对企业的不义行为也就加以认可。企业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如果是涉及到政府个别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情况就会更加复杂。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他们选择的往往是金钱而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生命于不顾。

　　了解了这一点，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欺瞒行为，就很容易理解了。三鹿出事后，人们想起来，当年阜阳大头娃娃一案中，就有三鹿在内，但是那次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三鹿侥幸逃脱了惩罚。政府为什么不加强对企业进行质量和安全把关，反而去帮他们公关呢？因为对质量和安全把关无利益可图，而帮企业公关则就不一样了。

　　山西的各种人为的灾难也是这样。这些年，山西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灾难，死了多少讨生活的人。中央有关部门也不是没有整治山西的决心，向山西派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在山西，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不同层级的官员因为这频发的工业事故而栽了跟头。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是使得企业主和某些官员前仆后继地冒险。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自废武功”，也就是自我击败。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手规制右手，这样的规制作用十分有限，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了。但现在看来这个制度也是治标不治本。官员来来往往，但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山西的情况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不少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情况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办法，但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基本制度入手。

　　《新民周刊》：您说的“基本制度 ”是指什么？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会儿分权，一会儿集权，但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流动。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孙中山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 

　　《新民周刊》：您提出，中国的改革要保持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我们理解，改革的主体需要有一种协调各方利益以主导改革的能力，这是否需要一种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的地位？ 您认为执政党怎样才能保证改革的主体地位？

　　郑永年：既往的改革模式是不牺牲既得利益，而在体制之外培养新的利益，新的利益成长起来就要和老的利益竞争。比如国企改不动，就先让民企发展起来。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了。现在中国改革的局面比较僵持。打破僵局的方案不是没有，只是不可能在不牺牲任何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实现。

　　中国人口很多，人民是很多样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怎么把这些诉求尽可能地在政党政治中体现出来？未必要两党竞争或者多党竞争才能做到这一点，中共的党内民主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以日本的自民党为例，它执掌日本政权数十年，一直在说危机，但为什么能够一直执政？因为它这个党所代表的利益是很多元的，各个阶层，包括农民，在自民党内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在利益群体之间进行选择。中国有几亿农民工，这个群体不可谓不大，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可谓不重要，问题是，他们的利益诉求有没有被代表？

　　要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第一要以人为本，第二，必须向人民开放政治参与，才能使执政党保持活力。

　　民主本身不是目的，正如政党政治中参与竞争的政党数也不是目的。民主是一种游戏规则，本质是竞争。当务之急是要把竞争的机制引入进来。现在中国的官员主要是选拔，今后是不是可以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

　　有一点必须明确：在今时今日，什么都不做是最危险的。

　　《新民周刊》：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如何看待五四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郑永年：我刚刚编了一本和“五四”有关的书。“五四”已经过去九十年了，为什么还要来讨论？因为“五四”有当代性。我们现在看到的“五四”是一个单纯的面貌，是社会主义思潮从诞生到胜利的历史，但历史上的“五四”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声音、很多种理论和思想彼此竞争。社会主义是“五四”思潮中的一种，当时曾被人看作是异端，并不强势，但在思想的竞争中，它胜出了，最终成了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给我们一个经验，不能怕思想竞争，也不能一味避免争论。没有思想竞争，没有争论，就没法形成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一个有左派也有右派但没有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就像央视的大裤衩一样，有两只脚，但中间是空的，会给人很不稳定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