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制理论与民主实现的新形式

　　刘熙瑞 《人民论坛 》

　　民主，并不是只有西方代议制一种，在这个问题上，搞单一价值观是站不住脚的，因而用代议制那一套来评判中国的 民主是不全面的，中国民主模式是一种新的民主模式，中国的民主探索自有其价值

　　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用代议制那一套来评判中国的民主是不全面的

　　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制理论。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代表制与代议制的区别出发。

　　代议制的核心，是公民推荐出代议员来“代”他们“议政”和“管政”。而代表制的核心，是公民推荐出代表在“表 示(现)”公民意志的基础上来“议政”和“管政”。代议制的自由度要大，比如有的国家宪法甚至明确规定代议员“议政” 和“管政”时根据的应是自己的“良心”；代表制的自由度小，严格地说，其本质仅是一种“表示”和“实现”行为。当然， 由于公民的数量庞大和处在分散状态，有时他们之间还存在博弈，因而他们意志的集中、利益的确认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而共同利益的实现就更是不易了(更不用说每部分人和每个人的利益)。因此，建设代表制这样的民主体制，可能因本身的困 难和文化基础、公民素质等因素而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这些并不能否定这种民主制度的优势，以及它在政治体制发展 序列上“更高级”的位置。

　　提出代表制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 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在产品的分配上产生了重大差别。其中一 部分人对社会产品的占有过多，而另一部分人则占有“过少”。而其趋势则更不妙：它向“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方向发展， 直到少者在生存上“无以为继”的那一点为止。这种状况久了，引起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以致人们认识到，不安定给某部分 人造成的损失，已大大超过了他们过多占有所带来的享受。于是，让那些少占有产品的人有适当表示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并给 予一定保障的社会舆论就产生了，这归根结底构成了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各种民主理论(诸如天赋人权理论、代议制 理论等)的纷纷产生，盖因于此。但是，应该给生产中处在不同地位、起着不同作用的人各自多少报酬，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何计算出一个“合适”的标准，谁也说不清。于是，一般人的办法，往往是从能否“维持”现存社会体系方面来考虑，即 大家能够接受、不闹事，就是“合适”了。这种尴尬局面，即使在一直提倡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马克 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提出通过革命和改变 所有制关系、建立新的国家形式等一系列措施来逐步解决人类的这个不平等问题。比如，马克思就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 管理资本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代议制也只不过是每三到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的哪些人来“代表”和压迫人民。因此，无 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目标就是建立切实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这就是他提出“代表制”理论的最深刻的背景。

　　代表制对代议制的超越：代表制是民主实现的新形式

　　马克思主义代表制理论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上更为先进的理论。它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由于马克思多年研究如何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式而未得其解，所以当巴黎公社实行了代表制的新组织形式之后，马克思曾 欣喜地说：“它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它保证了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因而“它是可以使劳动 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马克思如此推崇代表制的政治形式呢？这主要是由于公社实行了如下制度：代表的出身必须是真 正的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言者；代表必须保证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实现普遍的选举制，就像工厂 主为自己挑选工人和会计一样；代表工作时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公民必须随时监督代表，并可随时撤换不胜任 的代表而不等任期结束；代表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没有其他特权。

　　以上做法有些可能过于激烈，但它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代议制一直存在的“改选只是简单的上层轮换”问题， 解决了“寡头们始终掌握国家实权”的问题，同时更解决了社会精英在当选管理者后的“自我牟利”问题，从而实现了代表制 对代议制的超越。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反民主的，相反，代表制反而是民主实现的新形式。

　　中国民主模式的现实基础：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适宜、合理的三个标准

　　人类任何一种制度都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判断一种民主制度的所谓“好”“坏”，也是如此。一般说，民主是 个好东西。但仔细推敲，这话也不全面，还应该说“怎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民主既然是“由民作主”的问题，那么这个“ 作主”自然也包括享受到成果即“利益实现”在内，这甚至还是“作主”的实质内容。否则，只周游于“意见(利益)表达” 机制，是谈不到真正“作主”的。

　　根据以上分析，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适宜、合理，就有三个标准：一是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否畅通；二是是否 有力促进该国该时段经济发展；三是公民是否共享了发展成果。一般情况下，保障了公民意见、利益表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 展，又能最终让公民共享了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肯定就是“最好的”、最适宜的、最合理的民主。而那些虽然给了公 民意见和利益表达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却不能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民主，就是不完全的民主；至于 只建立了公民意见和利益表达机制，却造成了社会的混乱，根本就不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更谈不上公民共享成果的，应该 说就是最差劲的“民主”了。

　　用以上标准判断中国的现实，应该说，我们大致属于最好的那一类。经济社会发展已不存在疑义了；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我们正在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全社会已经基本迈入小康，而最起码的生存权在全社会成员中都得到了保障；我国公 民的意见和利益表达机制，是国外某些人常常批评的，但除了对那些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意见”在 表达上有限制外，公民正常的意见和利益表达之畅通，有谁能够否认呢？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我们长期实行的代表制体制下， 通过比西方某些国家有力得多的参与机制和上下各级间的协商机制，公民的意见和利益表达更充分。

　　总之，现实的世界，一方面是中国30年的成就，尽管金融危机也冲击着中国经济，但形势要好些；另一方面是实行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遇到更大的困难。这都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关注，而这客观上也构成了对中国民主模式 更多的兴趣。这是我们进一步坚持中国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基础。(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