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东方时空》2009年3月29日播出“变革中的冲突与较量(三)”，以下为节目内容。

　　50年前的今天，1959年的3月28日，雪域高原上的百万农奴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解放，继而进行的民主改革在世界屋脊上轰轰烈烈的展开。然而，在改革之前与改革期间，深受三大领主剥削和奴役之苦的百万农奴，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这里有宗教宿命论与享受自由人权的思想冲突，也有当地藏族百姓受到叛乱分子的造谣，蛊惑的原因，更有在旧西藏被奴役的生存方式与重新创建新生活的现实的矛盾。从1959年到1961年，两年的时间，获得新生的藏族同胞如何面对这样的矛盾与冲突，改革又将如何进行呢？ 5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到了那些曾经在民主改革中留下特殊记忆的地方， 继续追寻1959年平叛和民主改革之后的西藏故事。

　　传说与真实的解放军原来不一样

　　次仁拉姆：解放军59年平叛，那之前听说过，什么共产党来了不行，男的全部抓走，带去打仗去，老年人全部挂在屋顶上面烧死，小孩儿生了以后，妈妈和孩子分开，就是这样的造谣。

　　次仁拉姆今年83岁，59年民主改革之前，她还是山南地区结巴乡的一名农奴，她告诉我们，叛匪在拉萨叛乱失败后，被解放军一路追赶到山南，这些叛匪沿路就对当地的老百姓散布谣言。但是次仁拉姆不相信，他曾经听管家这样说过共产党解放军。

　　次仁拉姆：共产党来了，以后农奴主和佣人是平起平坐的，没有什么贵贱之分。

　　所以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叛匪的谣言，他甚至希望解放军能赶走叛匪。

　　次仁拉姆：共产党赢的话，我们和贵族可以平级了，心里想，共产党应该赢。而且那些贵族逃跑，心里想他们活该这样。

　　吉嘉，今年80岁，解放前是山南地区克松乡的一名农奴，他和次仁拉姆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是由于对解放军完全不了解，他们听信了谣言。在平定叛乱期间，解放军进村了，他们反倒被吓得跑到周边山上躲了起来。

　　吉嘉：被吓得乱跑，就和逃跑的卫教军一起跑了，跑的不远，只能到山脚下或山洞里面藏着，后来有一两个胆子大的人，就在原地不动，听天由命，后来工作组里的罗布叫那些跑走的人回来，在这里开心得不得了，能喝茶，能吃肉，还会分东西。

　　登巴降村，今年80岁，藏族，对于因为平叛而进驻的解放军，大部分农奴不理解的情况，登巴有所感触。他本人对于解放军的了解，就是通过与他们的亲身接触，加上与藏军的比较，使他对解放军产生了一个好的印象。

　　登巴：这个马有点可怜，我可怜它，我不骑，我走路，最后解放军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有点纳闷，结果他们也是跟着我走路。

　　当时的登巴只有22岁，是堆龙德庆地区的一个农奴，他说有一次他给农奴主运货，解放军帮忙护送。登巴心疼已经严重受伤的马，就没有骑马走，后来到了驻地，解放军看到马的后背受伤严重，迅速用药给马洗了伤口。

　　登巴：马上到河口把伤口洗一洗，后来用温水加热水洗一次，然后他们上药，他撤掉了一个棉裤，搞了一个包袱。这样就碰不到伤口上，就这么走到了，

　　而同样是在送货的途中，登巴遇到藏政府的信使，他们抢了登巴的马就跑了

　　登巴：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马。一个孩子十公里，跑步怎么能追得过，追不过去。

　　等登巴走到下一站，找到了自己的马，但是马上的垫子却被信使偷走了，登巴又追赶数十里，在挨了一顿打之后，才要回了自己的垫子。

　　登巴： 两个差别很大。街上唱的有一首歌，大街小巷都唱，天黑了，不要到八廓街去，有坏人，就是藏兵，藏兵太狠心，姑娘哭得厉害，有这么一个歌，说明他们的丑陋，丑得很。

　　在克松乡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当时，一部分的藏民对解放军完全没有认识，所以对共产党解放军还有害怕和抵触的情绪。同样，对于民主改革的意义，广大农奴是很难理解的。尽管1959年下半年，西藏各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这一切对于农奴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他们的思想一时却很难放开。

　　农奴的思想转变

　　山南地区乃东县的克松乡，当年西藏第一个进行民主改革的村庄就在这里。著名的克松庄园现在已经夷为平地，村庄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历史的痕迹。不过仔细寻找，就能发现在居委会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陈列室，右边这个小小的屋子，就是当年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小组的办公室。登巴降村，当年是工作小组的成员，也是克松乡第一位党支部书记。回忆过去的那段历史，登巴的描述让我们对民主改革多了一些新的认识。

　　登巴：思想上，过去是头人的，农奴主的，现在把他们推翻了，现在共产党接管了，共产党派来的新西队，西队就是管西藏的代理人，他根本就想不到要解放他们。

　　登巴告诉我们，这是他刚到克松乡的时候，听到接待他的农奴说的第一句话，他很惊讶，民主改革前，农奴只是领主们“会说话的工具”，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什么叫“民主权利”？谁当村长我们可以自己说了算吗？农奴们满心的好奇。登巴说，之所以当时的农奴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旧西藏，大部分农奴都深受宗教中宿命论的影响。

　　登巴：我们就问，你们为什么那么穷？穷是我们命不好，前身没修好，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我说你怎么没有家呢？我哪有家呀，我这个人还是领主养着我呢，问他怎么养的，领主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我给他干活是天经地义的。

　　白马云旦：就认为当农奴是前世注定的，三大领主也经常这么说，你们当奴隶是上辈子已经注定的，当时只能祈祷上苍的拯救，根本没有反抗的想法。

　　白马云旦今年72岁，在解放前他是山南乃东县克松乡的一个农奴，1959年，民主改革的工作组来到了他所在的克松乡，告诉他们人生来是平等的道理。当时，这样的说法让他们感到万分惊讶，更不敢轻易相信。

　　白马云旦：以前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改革以后，觉得很惊讶，不是什么自己前世做了坏事，这世就是奴隶什么的，就觉得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想也变了。

　　在封建农奴制社会中，精神枷锁和严酷法典是农奴主阶级统治农奴的两大法宝。在江孜的帕拉庄园，就有一个监狱，里面有皮鞭，脚镣等刑具，这是庄园主统治农奴的工具。这样的严酷惩罚，给庄园的农奴造成挥之不去的阴影。

　　达吉：他们(共产党)给东西的时候我们又不敢去拿，又怕领主回来后把东西抢走，总之心里是特别高兴。

　　达吉是帕拉庄园的一个农奴，民主改革之前，她为庄园主每日辛苦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更没有自己的财产。民主改革过程中，庄园主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分配给广大的农奴。达吉分到了十五亩地和四只羊，同时还和其他六户人家共同享有一头耕牛。

　　达吉：当时的心情是又高兴又害怕，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

　　达吉说，之所以感到害怕，是因为庄园主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过的一句话。

　　达吉：之前把我们召过去的时候，他说可能几年不回来，可能会在一两年后回来。

　　1959年，帕拉庄园的庄主扎西旺久参与了叛乱，并逃亡印度。逃走之前，他还召集自己庄园的农奴开了一个会，告知农奴们自己还有可能再回来。

　　达吉：他说这期间你们要把庄园的事情做好，一定要守护好庄园，我们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如今，达吉和帕拉庄园里的其他昔日的农奴都盖起了自己的小楼，过着自由的生活，但在当年，民主改革初期，达吉和帕拉庄园的农奴们却根本不敢想象会有现在这样的生活。那时，他们日日担心庄园主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不仅分到的田地又会被没收，还会受到庄园主的严酷刑罚。他们难以真正敞开胸怀，来迎接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变化。

　　阴法唐：江孜中的宗本(县长)叫吉普·平措次登，他当政委的时候，听到一个喇嘛说，我们还是要听达赖的，我们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们是长不了的，我们是一个国家，吉普听到以后就马上给他们解释，解放军帮助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们还说解放军的坏话，那良心上也过不去啊。以后这个喇嘛当然无言可对，其他听到感觉很有道理，说这个话的人也不吭气了。

　　那个时候，虽然西藏的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开展了，但广大农奴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放开。而事实上，要想让农奴们充分地认识到人身自由的可贵，以及获取人权的意义，只有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榜样。当时，一些率先自我觉醒的农奴激发了他们对于新生活的渴望。

　　登巴： 农奴们白天参加开会，说三大领主坏，晚上去到农奴主的家里去，对不起我今天大家说什么，我只好跟着这么说，这个撕不开面子。还是没解决，他们剥削了他们，压迫了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登巴说，在民主改革开始之初，他们乡里大部分农奴们不敢离开农奴主，更不敢说农奴主的坏话。但是有一个农奴，却不同。

　　克松乡第一任乡长，人们亲切称呼他阿旺，阿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据登巴降村说，阿旺是克松庄园唯一 一个打过庄园主的农奴。

　　登巴降村：有一次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庄园主往地里，走过来擦汗，擦汗的时候，阿旺拿一铁锹打，把庄园主摔倒在地里头去了。

　　当年，由于庄园主多收了阿旺的乌拉差役，阿旺不服。于是，农奴主就打了阿旺和他的父亲。之后，阿旺就向政府状告庄园主，却没有得到公正的结果。一气之下，阿旺就打了农奴主。虽然阿旺没能告赢庄园主，但是在旧西藏，阿旺能有这样的司法意识，已经很不简单。所以一宣布要进行民主改革，阿旺立即率先拥护。

　　尼玛次仁是克松乡第一任村委主任，说起他，登巴降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他在旧社会有一个大家惯称的外号——“熊”

　　登巴降村： 尼玛次仁干活老挨打，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熊，没说人是狗熊，他样子像个狗熊。他山羊皮的长衣，冷了毛朝里头，热了毛朝外。在那里干活，老人一看，草对里头也个熊一样的，给他叫狗熊，他没衣服穿，老是这么一件衣服翻来复去穿，晚上就当被子。

　　因为尼玛次仁个子小，干活也不灵活，所以老是挨打，挨打次数多了，他就对农奴主特别愤怒。所以，当他听到了要改革的消息，喜极望外。

　　登巴：我去看他去了那一次，他在那里面一会儿摸摸衣服，一会儿摸摸粮食，反反复复摸，再摸摸脸，是真的，然后再大声喊是真的，我以为他是不是疯了，问他怎么样，他还再说是真的，高兴的这个样子

　　那些自我觉醒的农奴的行为感染了其他农奴，使他们有所心动。同时大家还发现，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人员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原来的贵族们很不同，在工作组和农奴之间，没有贵贱之分。

　　登巴：工作组都是住在最穷苦的家里，把这些粮食所有茶叶都交给他，他给什么我们吃什么，越是穷苦的地方，连个房子都没有，他们睡觉那个地方，他们给我们腾，我们坚决不干，怎么办？把他们那个牛腾一腾，把那里打扫一下，连我都教育了，感动得很。

　　阴法唐：这些觉悟之后就不同了，那一片口号声，那一片痛哭流涕声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受的苦比内地大，但是他的觉悟比内地的慢，顾虑比内地多，所以发动的时候开始困难大。但是一大起来，很快豁然开朗。

　　获得自由后农奴的烦恼

　　当西藏的农奴们真正摆脱了思想上的枷锁，获得全身心的自由和解放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有句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西藏的一些农奴却恰恰相反。民主改革中，他们分到了土地、耕牛和生产工具，但是，他们不会种田。因为在旧西藏，一部分农奴是家内农奴或奴隶，他们有特定的分工，有些农奴只负责给主人看孩子，做家务等等，从来没有种过地，面对民主改革后分到的土地，他们又喜又愁，犯起了难。

　　次仁拉姆：谁也不要我们这些人，谁也不叫我们去参加他们那个组，

　　1960年，次仁拉姆所在的乡里开始组织农业互助组，当乡长宣布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时，次仁拉姆和另外十户人家却受到排斥，没有任何一个小组愿意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在民主改革前都是给主人做家务的农奴，没有种田的经验。其中一个农奴伤感地说：能飞的都组织起来了，剩下的都是过去住马厩的。这时，次仁拉姆展现出了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

　　次仁拉姆：我们这些没有生产能力的人他们不要，可是虽然我们没有生产经验，但是我们可以去学习。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只是没有生产经验而已，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要努力干。

　　次仁拉姆对其他几位农奴说：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狮子，不要看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越高山。这句话坚定了农奴们的信心，他们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组，分头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种田经验，回来后大家再分享这些心得体会。

　　记    者：这是在干嘛？

　　次仁拉姆：往田里送肥料，浇水，以前男孩子不太会除草。

　　次仁拉姆带领的互助小组第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这个小组一下子就出了名，被媒体广泛报道，媒体还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穷棒子互助组”。

　　这个拨浪鼓是次仁拉姆去年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时带回来的的纪念品，她说，当时全县只有一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很幸运，她得到了这个机会。就像在当年，她也光荣地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时光穿越了50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次仁拉姆心头的幸福感，却一直没有变。

　　1951年到1959年，八年的冲突与较量，体现了民主改革的不平凡历程。在这八年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反动上层之间激烈较量，那就是改还是不改，什么时候改。显然，按照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西藏迟早要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为了他们的封建特权和利益，顽固抵制这样的改革。在这样的长期较量中，中央政府曾以最大的诚意来作出妥协和让步，从1956年中央提出的“六年不改”，到后来周总理说的，甚至可以更长时间不改。然而事实证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真正想要的是“永远不改”，所以，他们发动了1959年的叛乱，公然撕毁了十七条协议。然而，与少数反动上层的愿望相反，对于西藏的广大农奴来说，这场叛乱也提前结束了他们的苦难生活，使得民主改革能够即刻进行，从此翻开了西藏历史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