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民工来说，“一百块也好，五十块也好，都是很重要，舍不得拿去参加社保。”重庆农民工肖胜经说。

　　影响农民工参保的一大障碍，是缴纳比例太高。

　　按照现行大多数省市普遍实行的“城保”模式，用人单位需缴纳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工资的8%，这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低收入的“农民工”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本报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民盟重庆市委的调查显示，农民外出务工，70%以上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还有相当部分月收入只有700元左右，农民工普遍认为，除了生活费，每月再交这笔费难以承受。

　　重庆市綦江县政协副主席冯秀乾告诉本报记者，养老保险缴费是以当地职工上年人均工资为基数，即使在西部一些省市，职工年均工资也高达一万二以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达两三万，大大高于农民工实际收入。

　　“如广州市职工年均工资两万以上，社会养老保险个人每月需缴费100元以上，这对每月收入700元左右，除了生活费只剩400元左右的农民工实在难以承受。”冯秀乾说。

　　对于农民工来说，“一百块也好，五十块也好，都是很重要，舍不得拿去参加社保。”重庆农民工肖胜经说。

　　肖胜经上世纪90年代和老婆到重庆主城，先是“棒棒”，月收入五六百元，老婆则四处打零工。2004年，经熟人介绍，他到物业公司搞绿化，工资每月800元。老伴现在当起了菜贩，将蔬菜批发市场批来的菜，卖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但年龄大了，“有一天没一天地做做。”

　　现在两人每个月总收入不到1500块，“房租交150元，生活开销四五百，还得为子女存些钱，哪有闲钱。”肖胜经说。

　　肖有两个子女，大女儿32岁，早早就随他进城，到处打零工，现在的工作是在一家火锅馆做服务员。儿子30岁，当兵转业，也到城里，在一家建筑公司开泵车。

　　“全家都没有养老保险，儿女收入也不高。”不过肖胜经并不在意。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一天天老了，去做绿化工，是因为那个工作不累。“还动得了的时候，得为子女存些钱。”

　　肖胜经的租房邻居王海，是一家建材公司的搬运工，月收入不到1000元。他今年46岁，来自重庆市巴南区，也跟老婆到城里闯了近十年，干过无数零工，做建材搬动是近三年的事，公司仅给他办了一份“意外伤害险”。

　　对于参加养老保险，公司不提，王海也不想交。根据重庆出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较城保模式要低，即用人单位缴费率为10%，个人缴费率为5%。重庆市劳动保障局在进行政策宣传时举例，假如一个农民工现在的月收入是1000元，那么他每个月应缴费50元，单位为共交费100元。

　　王海觉50块也拿不出来。王海十多岁的儿子目前还在巴南读技校，每年需交二三千学费，大多都靠王海省吃俭用得来。他还有个目标，希望这些年能攒些钱，回镇上买个房，所以，“用钱的地方多了”。

　　在王海农村家里的，有两位老人，全家五亩多地都流转出去了，一亩每年可收租金六七百块。王海把这些钱全部留给老人用。王海认为，这大概也是他养老的方式。

　　如何设计出让农民工可接受的缴费率，便摆在决策者面前。刘苓玲指出，这个矛盾在于，高费率会使农民工望而切步，但低费率也意味着低保障及保障不足。

　　艰难的等待：缴纳年限之问

　　于是，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工作单位，只有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特别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加上各省政策不一，他们在调换工作后很难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

　　让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缺乏热情的另一大制度障碍，是“累计”15年的缴纳标准。

　　对于农民工，一直在一个单位呆上15年，是不可思议的事。

　　民盟重庆市委经过五个半月，十多个省市的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性非常大，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占72.8%，务工三年换过两个以上单位的占67.2%，有的一年换两三个单位。调查还发现，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民营企业工人年流动量一般在40%左右，个别企业工人年流动量高达60%。

　　现阶段各地执行的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农民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后可保留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时续接，也可将个人账户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2006年初试的上述农民工养老政策，制度漏洞随即出现。调查发现，很多地区在具体执行养老保险政策时，成了“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特别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调换工作岗位后很难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即使个别的能转移，但是费时费钱费精力，让农民工望而却步。

　　有的地方社保部门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后，城市居民可以个人名义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农村居民则不行。

　　于是，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工作单位，只有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特别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加上各省政策不一，他们在调换工作后很难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心里有这样一本账，即使务工期间年年月月缴费不止，也很难跨越累计缴费15年这道高高的门槛，晚年同样与养老保险无缘。

　　湖北小伙子黄咏在深圳已呆了三年了，他对在深圳能否工作15年并没有信心，“现在是经济不景气，没办法在深圳工作满15年，只好早早退保”。黄咏说，他周围所认识的打工的朋友，基本全部退保。

　　不仅深圳，在北京的许多农民工，也有这个想法。19岁的小辛来自黑龙江农村，目前在北京东三环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做保安，小辛所在分公司给城镇户籍者都上了“四险一金”，对于农村户口者，公司则由其自愿选择，不参保则每月多发两三百元。

　　小辛外打工时间并不长，但他不能想象在这个单位甚至北京呆上十几年或更长，”听老乡讲，如果上了保险，最后离开单位不干了回老家，只能退保。何必这么麻烦呢。”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苓玲告诉本报记者，这样完全为城镇职工打造的制度显然无法简单拷贝到流动性强、没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身上，“而且现行规定没有明确‘累计’概念，‘在当地累计工作15年’的硬杠杠只能迫使农民工‘退保’。”

    跨省转移：壁垒森严

　　冯秀乾也表示，农民工工作年限一般是18岁至45岁，即一生中最旺盛的时期，为东部发展作出贡献，而他们中98%以上，不可能在打工地落户安家，等他们年老了，不能干了，只得回到老家，成为西部地区的负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跨区域转移，是农民工养老保险遇到的最大的制度壁垒。

　　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在全国各地统筹标准千差万别的情况下，转入地和转出地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规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只能转个人账户，而不能转社会统筹部分的钱。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表示，按照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转移办法来看，转保只要求转个人账户的部分，这样的话，接收个人账户，转入地实际上是吃亏的，因为转入地将承担加上共济基金计算出来的退休金，但又没有收到这个共济。

　　以重庆为例，其曾做抽样调查测算，外出的418万农民工中有82.35万人参保，月缴费基数1583元，按单位缴费比例20%，个人缴费比例8%静态测算，2008年应缴纳养老保险费43.8亿元。如按现行转移办法，1年最多只能将农民工个人缴纳的资金12.51亿元转回重庆市，而企业缴纳的统筹基金31.29亿元则留在务工地。

　　唐钧表示，反过来，退保给当地带来的好处却显而易见：退保只能退出个人账户中的钱，企业缴纳不超过20%的部分归当地社保基金共济所有。因此出现了很多地方都不愿意接受外地转入，对于退保倒是大开绿灯。

　　深圳便是个受益的城市。按照2008年深圳87.696万退保人数以及深圳企业缴纳养老金10%计入共济基金的比例，结合深圳10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初步计算，每个月农民工退保增加在地方社保统筹基金的金额就达8769.6万元，一年下来就近10亿元。

　　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提出，农民工返乡后，转回养老保险关系的，由于只转移了个人缴费，无法与转入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总费28%有效“对接”。

　　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西部和东部发展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冯秀乾也表示，农民工工作年限一般是18岁至45岁，即一生中最旺盛的时期，为东部发展作出贡献，而他们中98%以上，不可能在打工地落户安家，等他们年老了，不能干了，只得回到老家，成为西部地区的负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劳务输入地似乎也有苦衷。本报记者从深圳市社保局也了解到，为了减少农民工退保，该局一直呼吁国家应该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转移机制。

　　“就深圳而言，深圳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居全国较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地可以随意将社保转进深圳，就会导致外来工来深圳干几个月就把关系转进来，这对深圳的养老保险制度将是一个承受不了的巨大负担。”深圳市社保局一人士告诉记者。

　　导致这难题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学者郑秉文称，“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的是地方统筹，地方利益令转保变成一件难事”。（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