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思想变成生意，方法之一是将其简单化，从而变得更有号召力。

　　撰稿·汪 伟(记者)

　　20多年前，宋强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重庆一所中学教过两年书，此前还在一家压力锅厂做过半年氧化工，后来才进重庆经济广播电台，成了一个以写作谋生的人。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局限与长处所在。他口才不行，也没有循循善诱的耐心，注定不是一个好教师，但在纸面上阐述主张的时候，他可以在很多人心里掀起观念的风暴。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是一个证明。

　　这本书据说销售了数百万册，让他和其他几个作者名满天下，朋友之间也拿这个讲笑话。出版人张晓波(也就是笔名“张藏藏”的五个作者之一)一次饭局上说，从今往后我就是名人了，你们都别觉得不自在，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一年张晓波32岁，开着一家叫做“鸽与鹰”的出版公司，是北京民营书商中的一员；宋强是张晓波的校友和学弟，比他小1岁，31岁，剪着人见人爱的“小平头”。少年成名的愉快心情巩固了他们对这段时间的记忆，而那时候前来采访的国内外记者，也都注意到了宋强的年纪。

　　那本书的愤懑口气甚至被理解成一种成长的叛逆。2007年，宋强毕业20年后回到母校参加同学聚会，他昔日的辅导员在纪念册上写道，他永远记得看到《世界一家》(We Are The World)时宋强的表情：他的眼泪夺眶而出。We Are The World是1985年45个美国歌星为非洲饥民募捐的义演曲目，1980年代中国大学生不仅拥抱了美国的流行文化，宋强还是肯尼迪和里根的拥趸——然而，到了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封面上，自由女神的头像下面是手叉着腰的粗壮的美国大兵的身体。宋强提到1980年代所受到的美国的影响时，流露出了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挫败感。

　　13年前，这种转变不仅让美国愕然，它所引起的反响连作者本人都吃惊。

　　13年过去了，这群被称作民族主义者的人已到中年，他们变了吗？

　　中国变了吗？

　　13年来

　　和分外老成持重的张晓波相比，宋强并没有变老，小平头仍然精神，讲话的时候表情异常丰富。在丰台的一家卖豆浆和盖浇饭的小饭馆里，他承认，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从观点到文字风格，都很“糙”，“但是”，他语气一转，“粗糙并没有削弱那本书的解释力”。

　　他和张晓波都提到，《中国可以说不》中有些当年看似冒进偏执的预言，如今应验了。这些预言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宋强说，那只是到美国短暂地转了一圈之后的一个直接观感，随着制造业外移，美国的生产与消费明显失衡。

　　这句话夹杂在《中国可以说不》洋洋数十万言激愤之词当中，起先并不抢眼，但现在被《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反复提及，原因一目了然。13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没有什么比眼下的金融危机更扎眼的了。

　　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率，这种鲜明的反差所构成的世界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在“谁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刚刚爆发了一场口角。美国人说中国的汇率政策、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是华尔街溃败的原因之一，中国对此的反应是回击。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要求美国检讨自己的政策失误，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撰文说，世界贸易应该引进新的结算货币。这实际上是在质疑美元的地位，防止美国滥用印钞权，导致他国的美元资产贬值——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增持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这场危机还将深远地影响未来。在金融危机面前，美国和中国的分歧和合作前景备受关注，以至于欧洲的媒体说，要防止4月将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变成G2峰会。

　　这种景象和13年前有重要的区别。

　　用剧作家黄纪苏(他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的话说，在金融危机期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如此盛大，似乎是一种刻意的对比，让有些人产生了空前的自信。

　　黄纪苏并不认同过分的自信情绪。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但是，过分高估中国的成就——比如，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说，中国现行的制度是五千年来最好的——在他看来是不可取的。

　　但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的确是不争的事实。13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断跃升，如今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贸易顺差带来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并通过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之一，但和西方各国相比，中国迄今为止受到的影响大概是最小的。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达到4万亿元，其中一部分将用于采购西方的技术和设备，这提振了世界经济的信心——当然，首先提振了民族主义者的信心。

　　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正在呼吁重新认识世界，检讨过去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批评银行家的贪婪。冷战结束，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这使得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借助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强势地位，美国可以坐享印钞权带来的好处，以低息贷款鼓励居民进行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为了维持这种消费方式，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华尔街被发明出来，将美国人那些实际价值可疑的贷款合同，销售给其他国家的银行——其中包括中国的央行。这不再是什么秘密。作为反思危机的一部分，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王小东称之为“骗”——和支持这一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而13年前，这种格局正将抵达繁荣的顶峰。

　　由于书名和标题维持着相同的耸人听闻的风格，《中国不高兴》被很多人称作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篇，其实作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可以说不》的五个作者中有三个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而新书《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宋晓军、黄纪苏和王小东都是学者。

　　宋晓军是前海军军官，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张晓波称之为“中国最好的军事专家”。黄纪苏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是《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三部著名话剧的编剧。

　　写作篇幅最少的作者是刘仰，一位学者，而为这本书贡献篇幅最多的是王小东。从激愤的文字风格上来说，王小东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气质相似之处最多。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经在日本学习金融，在封面的作者介绍中，他被形容为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回国后群战统治主流学术的‘逆向种族主义’”。

　　“逆向种族主义”是王小东的特殊用语，在宋强那里，这个词略等于“民族虚无主义”，但王小东不能认可这种等同。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批评，在他看来，有一些是心怀“恶意”地自我贬低——这才是“逆向种族主义”。

　　这种针对动机的指控很难有标准和尺度可以掌握，但是符合王小东的论辩风格——“我就是这么说了，怎么了”。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王小东接连使用了三个反问句：

　　“许美国人这么干，就不许我们这么干？违背不违背(国际秩序)，怎么了？”

　　“凭什么你们认为，很多事情美国人能干，我们不能干。美国人可以把军舰开到我们国家的门口？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到他们的门口？道义上不存在这种限制，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力量。”

　　“就算(中国领导世界的效果和美国)一样，又怎么了？我们效率比他们高一点，领导世界比他们强一点就行，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些地方会一样。”

　　《中国可以说不》曾经有一句名言，“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13年过去了，较之于美国，王小东认为中国更有资格领导世界。

　　“中国可以领导世界”——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最重要的区别。

　　民族主义者的矛盾心情

　　当被问到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时，黄纪苏笑了。

　　“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这些词，这么多年来已经被极端化了。一说民族主义，你就是专制权力的打手。”

　　再追问，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讨论方便——你说我是，我就是吧。

　　王小东没笑。“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张晓波称他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因此“偏于激烈，对不同的观点，马上要反击”。

　　对内政的愤懑分散了人们关心外部世界的注意力。30年前，街头巷尾的中国人闲聊的主题是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如今，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个人的财富和政治权利以及国内的治理。当爱国情绪遇上国内问题，前者的注意力会迅速发生转移。

　　“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相遇和转移。在火炬传递中爱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因为三鹿奶粉感到自己“很傻”。80后的“爱国情绪被三鹿奶粉事件所体现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却让你打了一闷棍”。

　　尽管提出了“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但“长期搞民意调查工作”的王小东承认，“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确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高兴’是可以转变的”，他写道，“同样是‘火炬一代’，先前维护了我们的国家，转过来他照样可以不维护你。”

　　13年前，美国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头号“说不”对象；13年后，美国仍然是《中国不高兴》中最让人“不高兴”的对象。这是可以想象的。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即使过去了13年，在这两本书的作者们看来，中国发展的“外患”并没有解除；美国主导的游戏中，有一个主题始终是“遏制中国”。

　　一本政论类的新书，要想达到《中国可以说不》的销量，恐怕是很难的事情。民族主义的言说很难像13年前那样激动人心。如果仅仅是批评美国，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阅读期待。

　　尽管认为“把民族主义当作民主的对立面”是一种“偏差”，而“为国家利益言说的时候”已经到来，宋强也感到言说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因为“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是高度重叠的”，宋强感到，“一说民族主义，就把自己放在了打手的可疑的位置”。

　　他转而抱怨中国知识分子用灰暗的情绪影响了国民的国家认同，让国民对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比如，当2007年中国用导弹击落了一颗废旧的气象卫星，人们因为不能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技术含量”，丧失了激发民族热情的良机。

　　军事专家宋晓军将这种漠不关心的症结归之于“文艺腔”。这个词在《中国不高兴》中反复出现多次，虽然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

　　“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宋晓军写道，“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宋晓军在一篇文章中说。

　　“大目标”是《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个关键词。经过王小东的解读，这个词的意义被锁定为“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热切希望，这个“大目标”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然而，当张晓波目睹他的一位无钱治病的邻居只能“拉回来等着”的时候，他沮丧地承认，“一个沮丧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共识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副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一个没有共识的、沮丧的社会，在张晓波看来，正是中国的“内忧”所在。

　　当然，作为一本书，解除“内忧外患”的药方已经给出。宋强、王小东、黄纪苏在不同场合对此进行了阐述，一言以蔽之，用宋强的话说，“以外取促进内政清明”。

　　当被问及这种思路是不是一种扩张主义时，王小东激动起来，“中国这还没有扩张呢，你就怕了？那美国怎么可以扩张？凭什么呀？”

　　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也许是矛盾心情最少的。“今天中国人没什么不高兴的，都挺高兴的，至少比美国人高兴”，他似乎并没有生活在张晓波所说的“沮丧的社会”，而将沮丧情绪看作媒体塑造出来的事物：“媒体逆向种族主义情绪最厉害。你们夸大了自己的情绪，然后拿这个当作民众的情绪。”

　　 民族主义的生意

　　如何让五个思想有分歧的作者整出一本畅销书，是张晓波面临的挑战——2008年，他为了策划这本书找到黄纪苏的时候，黄对他说，如果只是谈反美，只谈国际格局，不谈内政，他对做这样一本书并无兴趣。

　　在出版业内，张晓波已经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资深人物。他既帮助王小东出版过《天命所归是大国》这样鼓吹民族主义的著作，也为著名作家马立诚出版过一本《交锋三十年》，这是一本鼓吹自由主义改革的通俗历史作品。马立诚因为写作《对日关系新思维》，提倡中日关系“超越道歉”，被宋强在《中国不高兴》里当作“民族虚无主义”的标靶大加鞭挞。而马立诚当年也批评《中国可以说不》“思想混乱”，并将王小东命名为“小农思想家”。这些都没有影响张晓波和他的合作。

　　这一次，张晓波终于还是说服了这些作者，把他们拉到度假村，漫无目的地谈了三天话，然后把录音整理成文，由宋强修订改定，成就了眼下这本书。这些工作听起来很平常，因此有人把这本书看作是毫不出奇的商业行为，认为书中的内容仅是精心炒作的情绪宣泄，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在张晓波和宋强的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这本书连《中国可以说不》都不如，不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许纪霖也是王小东的“逆向种族主义说”的批评对象。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媒体人士熊培云则称，这本书只是一堆经过商业包装的“有害情绪”。

　　这种说法很可能低估了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的这13年中，中国人集体情绪中的某种变化。

　　年龄和观念的关系很难确知，但《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常常提到的“80后”，对这些问题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在申述民族主义主张的时候，似乎大多数60后——宋强的同龄人——和70后看上去都对此缺乏热情，至少在宋强看来，1996年的花似乎到2008年才结果。

　　经历了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7年反日游行事件，到了2008年，在西藏骚乱和奥运火炬传递这两件事中，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的确表现出了新的国家意识。“火炬一代”和“鸟巢一代”的命名，并不是空穴来风。民族主义者显然更容易在“80后”甚至“90后”中找到知音。

　　宋强把奥运火炬传递中中国青年学生的表现称作“新爱国主义”，认为“有理由载入现代中国人精神历史的史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史册”。

　　他曾经引用过一位“80后”女孩“林子”的文章，里面说，

　　我坚持相信，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情感、最有勇气的思想，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冷酷无情、野蛮贬义，特别是当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出自中国人之口的时候，会倍感伤怀。

　　我见过这个活泼、聪敏的女孩子，当她恶作剧的时候，和她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她那种“倍感伤怀”的情绪的确与众不同。

　　在她看来，“民族主义的初衷是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能够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不至于流离失所，生活愉快不至于悲苦哀愁，依靠自己不至于受人所制”。

　　当然，这个感人的初衷其实不是民族主义独有的。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起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母题。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主要不是有人背叛了这个初衷——尽管在王小东看来，事实正是如此——而是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不同的理解和设想。

　　思想的偏颇的确无处不在。有些人只愿意看到一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定义的美国，不愿意承认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中有现实和冷酷的一面，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策错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痛苦，不肯承认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时而危及到民主和自由本身——有些人则将不幸全部归咎于此。

　　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忠实于真相，还是依顺于自己的情感，永远是艰难的选择。

　　要把思想变成生意，方法之一是将其简单化，从而变得更有号召力。一个愤怒的民族主义者痛感原有的世界格局限制了本国的国际空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当他把自己的国家没能够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完全归咎于此的时候，就迹近煽动。事实上，缺乏限制的政府权力、贫富分化和腐败行为让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成就显得异常脆弱。中国也一样。中国需要面对这些现实，并且尝试优先去解决它们，崛起才能获得更加稳定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