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6点，南京鼓楼医院。曾经参加过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之一的周大发，没有跟病床边的儿子周武勇交代一句便撒手西去。几天前，他曾经作为“八百壮士”以个数计的幸存者接受过来自上海的媒体的采访，这位亲历过民族抗战血与火洗礼的老兵，在面对媒体采访时，97岁的他言辞已经有些含糊。媒体走后的第二天，他告诉小儿子周武勇，关于四行仓库保卫战那段历史，自己曾经记过几本日记，要好好找找。

　　记者第一次知道周大发的名字也是在昨天。上海媒体在前一天刊登了他们采访居住在南京的“八百壮士”之一的周大发。“八百壮士”就在南京，记者决定尽快找到他做一次人物专访，可是下午当记者联系到他所在的养老院的时候，却意外得到他刚刚去世的消息。

　　他的团长他的团

　　团长：陆军中校谢晋元

　　团：八十八师524团

　　该团每人装备一支中国仿造Gewehr 88或Gewehr 98式步枪，300发8毫米毛瑟子弹，两箱手榴弹，一顶德制M1935式头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守军共装备有27挺轻机枪，大部分为ZB26式轻机枪（布伦式轻机枪），接近每班一挺，4挺24式水冷马克沁机枪以及一个迫击炮排。综合

　　生前一再要求“后事从简”

　　昨晚7点，记者赶到了周大发位于迈皋桥东井亭的家，房子面积不大，是拆迁安置房，40多个平方米。屋子没什么装修。周大发老人的祭堂下午刚刚布置好。这个晚上，这间不大的居所显得很安静，守灵的是周大发的两个儿子周世荣与周武勇。一盏瓦数不高的节能灯，照着灵堂里的一切，遗像、桌子、挽联。

　　两年前，老人95岁。周武勇的工作单位从迈皋桥搬到高港，早晚公司班车来去，中午不能回家照顾父亲。商量之后，周武勇将周大发安置到离家不远的红山光阳园老年公寓。

　　“在搬去养老院之前，父亲身体一直很硬朗，生活能自理，中午我经常从单位回来看看。毕竟父亲年纪大了，公司搬了以后，让他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周武勇告诉记者，“最近几天气温变化快，父亲身体就明显扛不住了。三天前，养老院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喘得接不上气，我就赶紧把父亲送到鼓楼医院抢救。”

　　“送到鼓楼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一直依靠氧气维持呼吸。”这三天，周武勇一直陪在父亲身边，他感觉到了父亲日渐一日地衰老，也感觉到了父亲正走向生命的终结。

　　昨天早上5点多钟，天还没亮，周武勇给武汉的哥哥周世荣打了电话。“爸爸恐怕不行了。”电话里，周武勇的声音有点哽咽。

　　6点整，周大发在鼓楼医院走了。

　　20多天前，周世荣从武汉回了趟南京，“这两年，父亲也许知道自己年纪大了，随时可能走，每次见我，都会说到身后事。”对于身后事，老人一再要求儿子：后事从简，最好连骨灰都不要，越简单越好。

　　定居武汉的周世荣，接完电话就立刻往武汉火车站赶。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他，买了最快一班回南京的火车。遗憾的是没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等周世荣赶到南京以后，弟弟周武勇已经忙活了一天。虽然老人一再要求“后事从简”，但作为子女，再简单也是要操办一下的。定墓地、通知父亲的单位、布置祭堂这些父亲身后事，周武勇一一妥当安排了。

　　“八百壮士”的前世今生

　　据周世荣介绍，周大发1912年出生，湖北监利汪桥镇人，家里排行老二，读过两年私塾。贺龙在洪湖闹革命的时候，周大发曾经追随过贺龙的部队打仗。一次战役中，他负伤回老家疗伤。上世纪30年代，洪湖地区大水，周大发与根据地失去联络了，他辗转湖南，给地主放过羊。不久抗战爆发，周大发报名参军，不久，他所在的师被改编后调至上海。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许多部队撤到了南京，而周大发所在的88师524团被要求留下，他们就是后来的“八百壮士”。

　　“所谓的‘八百壮士’是号称，其实只有452人。”周世荣告诉记者。

　　对照着史料，有关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前前后后有了清晰的脉络。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中日双方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大会战。10月26日，日军攻陷大场、江湾、闸北、庙行地区。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战局危急。为避免全军覆没，必须要有一支部队留下来牵制日军。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周大发所在的524团。

　　周大发与战友接到的命令是：坚守四行仓库。坚守四行仓库的壮士们，也就成了孤军。在这个孤岛上，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4昼夜，歼敌200余名，自己仅伤亡30余人，胜利完成任务。当时的国民政府考虑到已经完成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于30日命令孤军撤退。谢晋元接到命令后，当即代表八百壮士表示：全体官兵早已立下遗嘱。后经再三电令，“八百壮士”挥泪表示执行命令，退守英租界。

　　可“壮士们”退守英租界后，却遭软禁。4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与日本成了敌对国。周大发与英租界的一些英国人都成了日军的俘虏，被押送至南京。

　　“当时，一共有300多俘虏被日本人押到南京，其中50多人被送到中缅边境修路，所修的那条路被称为‘死亡之路’，很多人都客死他乡。有60多人被送到溧水窑厂当苦力，在押送途中，有一部分人成功逃脱。而包括父亲在内的俘虏被关在了老虎桥监狱。”

　　“日本人审讯父亲，在战场上有没有打死过日本人。父亲委婉地回答，在战场上，士兵都是只管枪支扫射，谁知道有没有打死人呢。”周世荣说，也许因为父亲一直没有正面承认杀死过日本人，所以，父亲逃过了日本人的枪杀，活了下来。

　　数年后的一次孙中山诞辰周年庆，国民党高层要求日军释放一批战俘，周大发才侥幸逃生。“获释的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接近失败了。”周世荣说，父亲虽然名义上被释放，其实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父亲被安排到日本人的运输队，做一些擦车、修理之类的活。一切都在日本人的监视范围内。”

　　几本特殊的“日记”

　　抗战胜利之后，周大发才算是真正获得了自由。经朋友介绍，他到鼓楼医院做勤杂工。他没有想到这一做，几乎就是一辈子。60岁的时候，他才办理了退休手续。周大发能吃苦，为人也很随和，在单位人缘很好，当时的医院领导就决定返聘他，让他再做5年。他真正离开鼓楼医院的时候已经65岁了。

　　在周世荣眼里，父亲是一个特别勤劳、顾家的人，“鼓楼医院有时候会分一点福利，比如水果什么的，他总是舍不得吃，带回来原封不动交到我们手里。”

　　关于他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周大发从来没有主动告诉过他的孩子。要不是母亲一星半点地把父亲的那段经历说给他们听，在孩子们眼里，父亲就是一个老实巴交言辞不多的人。

　　但是有一天，周大发主动和周世荣说起了那段经历。1973年，周世荣打了入党报告，单位来到鼓楼医院调查他的家庭情况，也就是调查周大发的情况。几十年过去，周大发第一次对自己在上海的经历做了完整的回顾。他把包括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历史和自己解放前的经历写成了一个报告，交给了鼓楼医院。回家后，他把周世荣叫到一边，把那段经历详细地告诉儿子。

　　周大发把报告交给组织的同时，自己也留了一份。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对那段历史重新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周大发不再对孩子遮遮掩掩，而是一看到报纸上刊登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事情，他就裁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上。这就是他交待周武勇的那几本日记本的来历。

　　上个世纪80年代，周大发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来自台湾，是他在上海时的战友，关系很好。1949年的时候，他曾经动员周大发和他一起去台湾。几十年过去，老友相见却是另一番景象。周武勇告诉记者，后来父亲跟他说，见面寒暄以后，他们谁也没有提上海，两人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介绍自己的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