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真说，这些争论，由于产生于两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有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注定不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纠结。到了最后，争论甚至演变成了对细节的反复纠缠。

　　朱瑞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了一个细节。就在这一次边界谈判开始前5天，朱瑞真和他翻译组的同事，还在准备针对苏联的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其中有一个词的选择让他们绞尽脑汁。

　　当年2月份，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会后给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了一封谴责中共的信，这封信并没有发给中共，但很快这封信的内容就被中共获悉。于是，中共中央于当2月20日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痛斥“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当时，在译“要求”一词时，朱瑞真等人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TPEBATb”和“nPCCHTb”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在俄文中几与“命令”同意，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是用前者还是用后者意见不一致。几经推敲后，最后还是用了“TPEBATb”。

　　第二天，苏共中央就作出了答复。显然，这封信的措辞使苏共大为恼火，来信语气尖刻，特别指出中共居然不是“nHXHTb”(请求)他们而是“TPESDATb”(要求)他们！来信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要求吗？”“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就这一件事，外电后来有一个评论，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容不下一个单词”。

　　中方满以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对方会爽快地答应。毕竟“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却是实惠。”常年研究中苏关系的李丹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当时，“面子”对于中方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有助于安抚国内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还有助于维护领导的权威。

　　没想到这一要求却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弹。苏方代表团团长泽里亚诺夫对中方的这一要求深感“震惊”。朱瑞真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在苏方代表团成员眼里，不平等条约问题简直就是一个设给未来的圈套。他们认为，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就成为无效条约。这等于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这是苏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苏方的态度又反过来刺激了中方代表团。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有一次在会上激愤地说：“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双方在不平等条约上的纠缠，后来随着双方交换地图而有所消减。这场在毛直接领导下的边界谈判，直到双方行将对东段边界达成协议时，还没有迈过不平等条约这一当初设定的“最低门槛”。很多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分析说，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就是想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推一把”。

　　 反修，还是让苏“紧张一下”？

　　通过让双方的关系“紧张一下”，来实现双边关系中的一种合理状态，曾是毛泽东引以为傲的一种外交战略手段。

　　据李丹慧介绍，50年代中期，为了建立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系，1954年9月，毛泽东下令解放军炮击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岛屿。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中美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1955年8月份发展成两国的大使级会谈。由于两国尚未建交，这样的谈判一直在日内瓦进行。这一非外交承认的官方沟通渠道，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毛泽东本人也在后来会见外宾时，承认自己的这一讲话是为了让苏方“紧张一下”。10月9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主动谈及此事。他说：“我们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引起他紧张。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跟他放几通空炮，他不舒服。因为我们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来了。这样的空炮，以后我们还要放。要让赫鲁晓夫从地面跳起几丈高。”

　　赫鲁晓夫确实蹦了起来。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借助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机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

　　此前的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文章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文章警告：“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做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莫斯科的强硬姿态反过来又刺激了毛泽东。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他在此后多次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当年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的进攻路线。与此同时，中国对中苏西段边界的防卫工作也有所加强。

　　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李丹慧认为，毛泽东可能对边界谈判后来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由此采用这种方式，在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在当年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都流露出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焦虑。据邸延生所著《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时说：“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此前的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也提到对修正主义的担心：“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有人据此分析，当苏方不承认这些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后，毛泽东认为可暂不与苏联达成协议，维持中苏边界一定程度的紧张度，从而调动国内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酝酿中的那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