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采访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韩美林：教育出了大问题

　　 ★2009年提案：《关于素质教育的提案》

　　我提的提案是教育。我可以说担心教育担心得都睡不着了。我感到教育的含金量不但没有提高，而且还降低了。

　　我们为什么要搞大学合并？是为了提高教学的含金量，可是合并了之后，结果却不是这样，大家都抢着当书记当校长。

　　学生的学科慢慢也减掉。我记得我们才解放的时候有化学学院、煤炭学院，可现在煤炭学院给减掉了，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管煤炭的干部。考古也是这样。最近我在编一个《中国古文字大典》。我想找几个喜欢甲骨文、象形文，喜欢岩画的学生，可是找不到。学生都不想学这个。现在学什么，学美术。现在我们美术学院里面一万多学美术的。可是我们需要这么多的画家吗？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可能都只见过导师两次。

　　我今年73岁了，我小学毕业以后，就上了3个月初中，可是现在我什么事都能应酬，为什么？就是基础教育很重要。我们那时候没文凭，但有文化。

　　50年代，卖年糕的状元，你说要七分钱的，一切准是七分钱的；百货公司抓糖的，要一块钱的，不会多一块少一块。

　　现在为什么失业这么多，就是大家都没有学到本事。这么多人全是六级、八级，可有什么专长呢？

　　那时候，假如我韩美林什么也不干，我也可以活下来。我找一些树枝就能赚钱。我把它刻成小猫头鹰、挖耳勺、手机链；我可以到海边儿去捡石头，各种不同的小石头，搞一个钻就行了，在旁边镶镶边儿，还都不一样形状，这就是赚钱了。这都是老师教给我的。

　　有个修自行车的老师傅，一个主任拿着一个瓶胆过来，要安这个瓶胆。这老师傅是个修自行车的，那边儿一个小伙子一瞧，说主任，我给你搞吧。他就没法儿把那个圈儿放进去，结果这个老师傅上去就修好了。

　　最普通的人能想出最聪明的方法。这东西与教育有关。现在的老师一问三不知。学校的组合是一种形式的组合，它没有在学生能学到多少东西上下功夫。所以我认为教育和教育专家、教育部长不是一回事儿。它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学问。

　　教育要启发脑子的这种创造力、想象力，这才是教育的最根本的根本。

　　我看现在还提到教育产业化，这真是要了命了。两岁的孩子，我送给他一个福娃，一会儿他回来了，我说你怎么回来了，他说你得给我签一个字。为什么签字呢，签完字就值钱了。你说我当时心里是难过呢，还是乐呢？

　　那时候让我讲哲学二十讲，我说不能讲，我的学问讲不了，十九讲都是国学大师讲的，我就讲国学怎么培养。我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学过，我记得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我们现在做到了，而且天下育一人还不足。

　　我们现在这种贪，和教育都有关系的。我小学三年级就知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是个可笑的事儿。

　　同志们，1840年到现在，169年了，我们怎么就老是糟蹋自己，扫除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中华民族没有好东西吗？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就是教育国，一直在搞教育，而且“德”放在首位。我们现在的孩子都懂得福娃签字值钱这种概念，我感到挺可笑的。

　　 冯骥才：被肢解、被祸害的文化遗产

　　★2009年提案：《关于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要通过专家审定的提案》

　　我这几年的提案主要是关于中华文明传承的问题。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这些千姿万态的文化、大地的文化迅速地消失了，而且是转瞬即逝，让你心疼。

　　这几年，我们年轻人都知道一个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自己就是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的主任，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通过国务院向国人公布了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去年又公布了五百多项，一共一千多项。

　　韩国有一个学者问我，中国到底有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现在才一百多项，我说你认为呢，因为他很了解中国，他说我认为起码一万项。我听了这话，作为一个中国保护文化的人，我认为我们不止一万项。但是它们每天在减少。现在并不是我们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解决问题了。

　　这两天我又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旦一个文化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或者地方名录了，它的经济附加值马上就起来了，被资源化了。地方还有搞开发的人，就像发现了矿产一样，马上就要把手伸进去了，认为有油水可拿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也不知道这个文化的底蕴，不知道怎么样开发才好，所以就随便乱开发。我们现在去看古时候的东西基本差不多，都是几个大院儿，一条老街，有几个卖古董的商店，几家农家乐，门口有一个抱着足球的熊猫的垃圾箱，旅游小姐领你看那些大院儿的时候，嘴上要说那个大院儿后头还有个黑屋，你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吗？你准说不知道，她准说，那是老爷金屋藏娇的地方。这全是胡编的。

　　所有的这些仿古街道基本上都没谱。我们的文化遗产实际上被浅薄化了，被粗鄙化了，而且在被破坏。那些容易被商业化的部分，容易成为卖点的部分，被拉到了台前，比如民俗表演啊，手艺啊。而那些少数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歌谣，谁也不会给你钱，没人管。我们的文化就这样被肢解了，被稀释了，实际上这是种祸害。

　　比如前年我们去广西做一个壮族音乐的考察。考察完以后，我们就到了桂北地区，我想通过桂北，进到黔东南，那里的苗寨和侗寨非常集中，我们就说去看看。我们听说在山顶上有一个七百多年的苗寨，非常美。我到那儿一看，就蒙了，那整个山坡上啊，五彩的，花花绿绿的，我走到近处一看，那个苗寨全被涂上油漆了。原来那种老的木头，那种树的参差、溪水，后面蓝色的山影，非常优美，现在给涂上彩色的油漆，画的花边儿。

　　这是一个整个的、灭绝性的破坏。涂了油漆以后，不仅所有的历史信息没了，原有的特色没了，而且它已经无法再改变了。

　　再比如说今年我到陕西华县，就是古华州，那里有皮影。中国的皮影产地很多，有唐山的皮影，有山西孝义的皮影，还有福建漳州的皮影。陕西的皮影配的是碗碗腔，雕得非常精美。当地的开发我觉得还可以，比如说有人订货，比较多，就发到村儿里去，村里还有原来的手艺人，交给他们就付钱，这还可以。

　　西安市里边儿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用机器来轧皮影，不用手工了。民间的文化有几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一个是它的地域性，一个是材料的原真性，你不能把草编变成塑料编，还有一个就是手工性，因为这是它的惟一性，你换一个它就没有手工了，越是工业时代，手工的东西越珍贵。它也是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但是现在机器的东西在挤手工的市场，因为它便宜啊，这样一来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没有顾问参与。所以我这次提了个提案，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遗产开发，必须有专家参与，当然我提了好几条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参与，参与的过程怎么办，最后应该达到什么效果。

　　 张抗抗：请问《天下无贼》的原作者是谁？

　　★2009年提案：《关于建议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增设“最佳改编剧本奖”的提案》

　　我今年做的提案有四五个，有个提案就是关于完善创新机制中，对于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著作权的维权。这是我跟中国电影学会的会长王兴东委员联合提出的。

　　现在都在讲创新或者文化创意，但是这个创意的过程中，如果你创新的成果不能得到保护的话，这个创新机制是没法激活的。现在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以后，它的原著作品，大家不知道，作家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挺严重的，

　　还有一个，就是对作品进行任意的改动，改编成影视剧以后，完全就违反了原著的精神了，为了娱乐方面的要求、商业的要求、票房的要求，有时把原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改得面目全非。

　　我国颁布的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行使权利，不得损害被使用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我国已在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国际上对于文学作品著作权以及对于作家的首创权利，均赋予了法律条款的严格保护。

　　《伯尔尼公约》第十四条第2款中规定：“根据文学或艺术作品制作的电影作品以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改编，在不妨碍电影作品作者授权的情况下，仍须经原作者授权。”该条款意即电影拍摄完成后，再改成其它形式的文艺作品，也必须尊重原作者的意见。足见国际版权法，对于原始创意保护的世界共识。同时也说明，原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拥有永久性权利和终极影响力，即使经过影视改编拍摄加工，都不可动摇原作者的首创权利和应得利益。

　　文学作品是很多其他艺术作品的母本，可以派生出来歌舞剧、戏曲、电影等等很多种形式。60年代我小的时候，看电影《祝福》，它很大地打出来“原著：鲁迅；改编者：夏衍”；80年代的《牧马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是来自张贤亮的《灵与肉》。请问：《天下无贼》的原作者是谁？无数人被我考倒了。它的作者是江苏省的作家协会主席赵本夫。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

　　我们有个作家叫柳建伟，他的一部小说改成电视剧了，他接受了很多同行的各种教训，一定要在合同里写清楚各种要求。所以他就在合同里写上了片头上一定要出现原作品原作者的名字。有合同有法律限定，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他就很期盼地等待着，看了半天没看见，他就打电话给制片方，说合同上都写好了，怎么还没我的名字？制片方就说有，你再仔细看啊。于是他就慢放，原来他的名字套在标题里面了，你不能说没有，但是你要慢放，还要“啪”定格才能看到。

　　我的小说有两次被改编成长篇电视剧，都已经改得我觉得都不是我的小说了。我有一次看完剧本以后，跟制片方说，你不要叫我这个小说名字，你随便叫什么名字都可以了。

　　所以我有三条提案：一条是建议我们国家所有的电影大奖，比如金鸡奖、百花奖等几个主要大奖，加设最佳改编剧本奖。为什么呢？假如我们来比照一下奥斯卡奖，它有最佳导演奖，还有最佳剧本创作奖，这是原创的剧本，但是它还有一个最佳改编剧本奖，既肯定了原作，又肯定了它对原作的改编，这就是它对原创权利极大的尊重。

　　第二条是在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以后，要原作者提供对这个作品的改编意见书。在电影界基本上是有这么一条规定，但是这没有运用到电视剧上。比如说你写的小说被我改成电影了，我改完的剧本你要有一个认定书，如果你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完全可以推翻这个，这样我这个剧本就不能成立。这个改编规定希望能够同样地运用到电视剧上。

　　第三条是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的知识产权培训。因为在这些宣传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媒体过于追求商业利润导致的，突出了导演和演员，而忽略了那些提供最基本东西的人。所以我觉得媒体从业人员在观念上、意识上、认识上都应该加强。如果大家都有一种自觉维权的意识和态度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