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
史其信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教授。 |
本报讯 北京现有的限行政策将于4月10日结束,之后是否继续限行?昨日,有市人大代表透露,根据此前交通部门公布的初步方案,4月10日后将继续限行,限行时间有望调为7时至20时。
记者昨日了解到,3月下旬,北京市交通委与10多名关心限行措施的市人大代表,就4月10日限行结束后如何执行等问题召开了相关座谈会。当时,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初步方案确定,限行范围将缩小,五环路将取消限行措施;而限行时间也将调整为7时至20时;同时,尾号轮换限行的周期将延长,约3个月轮换一次。
据了解,座谈会上有代表提出,对于限行措施的进一步推行,相关部门应当有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从现有法律看,当私权影响到公权行使时,相关部门可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但在限行车辆违规出行则罚款这方面,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的原则,还存在一定的欠缺。
观点交锋
焦点1 限行政策是临时政策还是长期行政强制措施?
限行是应急 不可长执行
毛寿龙:限行是应急管理权限,短期确实能起到一定效果,但长期而言却是隐患。逢重大事件或紧急情况,职能部门有权力动用应急管理权限,采取临时管制措施,但平时动用紧急权力就是权力滥用。而且,国外发达城市从不长期执行限行举措,如果北京长期限行,影响国际大都市形象。
史其信:限行政策是临时政策,一个时期特殊情况下,应对临时需求才能采取的临时措施。如果作为长期行政强制措施,于理于法都行不通。金融危机后,国家一直鼓励消费者购买小排量车,一方面鼓励购买,一方面限制使用,这难以让人接受。
拥堵难治本 限行先治标
唐钧:治本,就是得有彻底解决北京拥堵的办法。但是如果不能治本,没有彻底解决的措施或者一段时间内无法采取,那就只能先治标,先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否则,必然引发更大的问题。
限行就是北京缓解拥堵的治标之策。最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北京拥堵不能彻底解决,所以只能依赖治标之策,把限行政策作为长期行政强制措施。
焦点2 如果限行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是否需要经过合法的批准程序?
长期来限行 无法律依据
毛寿龙:职能部门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一旦采取,紧急措施的最长执行期限,这些问题都应该立法明确。限行政策本身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道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规,都不能作为长期执行限行政策的法律依据,因为《物权法》优先,长期限行等于用行政管理手段,损害《物权法》的权威性。
若长期执行 先开听证会
唐钧:从法律层面而言,如果把限行政策作为长期行政强制措施,职能部门可以先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倾听民意。而且,执行前应该向人大提出申请,由人大决定,是否可以作为长期行政强制措施。
史其信:从去年奥运前开始的单双号限行,到奥运后的每周停驶一天,事实证明,多数百姓都能支持、理解,因为大家也希望北京奥运能有更好的城市形象,也都看到了北京的现实情况,不限行太拥堵。所以,政府如果继续限行,应该向百姓讲清缘由,至少要召开听证会。只要政府理由充分,百姓还是会理解和接受。政府的执政能力,不应该体现在“简单地一刀切”,不能依赖强制命令,应该通过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以及提高燃油税、收取拥堵费等价格手段,使百姓自愿放弃自驾车,而不是强制命令。
建议
谈到如何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毛寿龙、唐钧、史其信3人纷纷支招。
避免布局集中
毛寿龙:长期限行,是下策对于上策的排挤。限行将引发机动车数量上涨,不少人会通过买第二辆车的方法,自我规避调整;而机动车出行率、占用道路资源的时间,并不会因为限行而减少、缩短。所以,限行只是下策。
北京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大型社区的布局过于集中,大量人流早晚高峰集中到几处交通要道,这才是导致北京拥堵的根结问题。彻底解决拥堵,也就是治本,应该从改变城市服务结构入手。
重划城市结构
唐钧:跟国际发达城市相比,北京机动车的保有量并不高,但拥堵却比这些城市严重,一个原因就是,城市的居住结构有很大差别。
国外发达城市,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有钱人住在郊区,而北京恰恰相反,有钱人住在市中心,中低收入人群只能到远近郊区买房。人口比例中,中低收入人群占有绝大多数,这些人每天集中进城、出城,集中占用道路资源,且路线偏长,这必然导致拥堵。彻底解决北京拥堵,应该重新规划城市结构,但这已然来不及。
完善公共交通
史其信:公交优先,只有拥有舒服快捷的公共交通体系,才能彻底缓解北京拥堵。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公交车应该准时准点,而且站台能预报到车时间;地铁换乘应该很方便,不会走太远的距离。
这几年政府在公共交通方面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还没有达到吸引有车族放弃自驾车的程度。如果北京提前十年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就像最近几年采取的力度,车肯定不会这么多,路也不会这么堵。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左林 蒋彦鑫 王姝 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