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这个过程中张家福全部都是经历的，跟他们在一起的？

　　方军：对，当时打到最后，戴安澜将军他们一共是18个人，戴安澜走第一个，夜里头，侵华日军把他们全围了，边上都是夜里的火堆，戴安澜将军走第一个，参谋长走第二个，他是少校，走第三个，15个士兵走在后面，这个时候日军看见有人出来了，就开始开枪，那个参谋长会日语，就喊打错了，打错了以后，天特别黑，就放他们十几个人出去了。戴安澜中了两枪，他们觉得戴安澜是这么大的将军，是少将，走第一个，他们坚决不能把戴安澜将军放下，就砍树，做成担架，抬着戴安澜将军，然后按照这条路线一直走到腾冲。整整抬了六个星期，抬戴安澜将军的遗体。

　　李小萌：从负伤的时候。

　　方军：从负伤，一个星期以后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们舍不得扔下这个遗体，就抬着这个遗体一直走到瑞丽江的边上，在瑞丽江，6月29号，把戴安澜将军火化以后有一个华侨送给他们一个大棺材，把火化的遗物放在棺材里，然后他们抬这个棺材一直走到腾冲，腾冲的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的人跪在那儿迎接戴安澜将军的灵柩。

　　戴安澜将军是中国远征军200师师长。1942年3月，戴安澜率领200师在缅甸与数倍于自己的日军血战12天，杀退了敌人，这就是著名的东吁保卫战。20多年后，日本防卫厅发表的《缅甸攻略》也不得不说：“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但这次远征最终因英国美国与中国战略目标分歧，指挥不当等原因而失败。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时，入缅兵力约十万，当年8月初，先后撤退到印度与滇西的仅有4万人，戴安澜将军在撤退途中遇袭牺牲。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度部队开始向缅甸北部反攻，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反攻，这是第二次远征。经过腾冲、松山等惨烈战役，以伤亡官兵6点7万人的重大牺牲毙伤日军4点8万余人，解放了缅甸北部被占领土，收复滇西失地。

　　李小萌：其实在中国远征军反攻的时候，也有几个非常著名的战役，像腾冲战役、松山战役，您采访过的这些亲历者他们给您讲过的您印象比较深的战役是哪一次？

　　方军：我觉得松山战役，为什么打松山战役？首先我们要说的有一条路叫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当时为中国军队运输了大量的战争物资，所以日本人要把这条路切断，这条路这个边上就是松山。像松山，我站在松山上，我去了云南十次，站在松山上就看见滇缅公路了，就隔着一条江。

　　李小萌：就是在这个山坡上吗？

　　方军：对，就站在这个山顶上，它是一个军事要地，过去有一句话叫一夫当关，万夫莫过，它有一门炮，这条路整个就全瘫痪了，所以这是一个军事要地，中国军队必须要把它拿下。

　　李小萌：为什么说松山战役是非常惨烈的一次呢？

　　方军：我采访比方说林裕琪少校，林裕琪少校，他的营死了670人，六个连长，两个牺牲，两个受伤。

　　李小萌：就是在松山。

　　方军：就是在松山，我采访他的时候他90岁，他跟我说，他说我再也不愿意回忆那段情景了，我希望这段历史永远在我心目中忘却掉，当时这面山和这面山上很多的暗堡，等中国军队冲到跟前了，不知道敌人在哪儿，敌人把那些暗堡门打开，所以我觉得《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有很多情景就像松山战役，他说他的一个营六百多人，就看着在那儿死，没有办法。有这样一个老人，他叫吴昌岌，这个吴昌显在北京通县上学，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到黄埔军校去念书，到黄埔军校以后他就随着中国军队一直打到滇西，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他的团打松山的时候，五百多人都死了，伤一千多人，所以这个老人他就说，他永远不回来了，他要永远跟着他的士兵，他是团参谋长。

　　李小萌：他是哪里人？

　　方军：他老家是山东人，他爸爸带着他又去过河南，他上学的时候是在北京通县上学，是这样一个老人，说一口的北京话。很多人是他的下级，都牺牲在那儿了，他放不下这些人。

　　李小萌：当您采访这些算是战争幸存者的时候，看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对您有什么触动吗？

　　方军：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多士兵生活都非常贫困，你们想象不到，他每天用一个大铁锅煮两个老玉米，铁锅边上都是锈，上午吃一个老玉米，下午吃一个，所以我跟这些老兵在一起有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像200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腾冲抗战的最后62个老兵》，我跟他们一起去国殇墓园去献花，这些老兵折胳膊断腿，但是他们互相搀扶着，不让人家扶，要自己走到战友的墓碑前面去。

　　李小萌：每个人腰板其实都挺直的，您看第一位，昂首挺胸的，虽然是白胡子了，拄着拐杖。

　　方军：是，而且他们在墓碑前高呼三个口号，一个是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一个是为国家牺牲的军人们万岁，还有就是中华民族万岁。刚才说这些老兵，2003年他们是最后的62个人，到现在还剩12个人，50个人都故去了。

　　1942年3月至1945年3月，应英军邀请，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滇西投入兵力约40万，实现了保卫海外运送援华物资惟一通道——滇缅公路的战略目标，揭开了正面战场的反攻序幕。为此，中国远征军牺牲官兵约20万。

　　李小萌：这么短短几年当中。

　　方军：像这个老人也去世了。

　　李小萌：哪一年？

　　方军：他是两年前去世的，到现在他还没有墓碑，张家福老人跟您讲述过去的历史，他也会要讲讲现在他的处境。

　　李小萌：他是平和的吗？他有什么愿望还没有达成吗？

　　方军：不是物质上的，物质上的那些好像还不是特别重要，但是精神上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不要忘记他们。

　　李小萌：想起中国远征军在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在缅甸抗战，您脑海里浮现的是怎么样一种图景？

　　方军：不能说他们是最惨烈的，因为我采访的亲历过战争的十种人，都是惨烈的，都是充满了悲伤，充满了血和泪。我不停地采访，我觉得我不能停下来，要写放在以后再写，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八九十岁，如果我稍微放松一下，我觉得这一两年吧，就应该是口述史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要是研究抗战史，任何战争博物馆都有三点，叫人证、物证、口述史，缺了一样就没有生命力。

　　李小萌：我看了您的个人经历，我有一点非常感兴趣，您的父亲、伯父、叔父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伯父、叔父都是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家里有这样的历史，而您在成年之后自己去学了日语，又到日本去工作，现在研究抗日战争，同时还有很多日本老兵的朋友，所以我很好奇的是您究竟是怎么样看待这段历史的呢？

　　方军：战争已经过去64年了，因为我在日本待了很多年，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平和地看待这段历史，不管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首先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尊重自己，应该尊重自己，像这次《我的团长我的团》，我认为就是尊重自己的开始，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地雷战、地道战、台儿庄战役，我觉得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不断地总结战争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断地改变自己、修正自己，让世界各国都沿着一条和平的路走下去，这是非常好的。我是觉得将来的人，将来的中日关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但是应该更多地总结过去中国人为国家流血牺牲的这些事实，就是应该先尊重自己。我们中国那么多的好男儿，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流血牺牲，应该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认为这是尊重自己的开始。

　　李小萌：在了解战争和写战争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作者的心灵也在受到战争的一种摧残我觉得，因为你要去想那个血腥，去体会当时人们的心情，但同时你要为了希望和光明去写作，您怎么去面对这种挣扎呢？

　　方军：我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我给日本记者当秘书，所以我的很多采访，包括我的写作，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受他们的传染，日本记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状态？就是记录，毫不评说，也不大投入感情，他把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把这些故事留给其他人，可能是我跟他们工作时间太长。

　　李小萌：控制住，为了自己为了能够走得长远，不要过多地投入感情在一个点上，在一个事儿上是吧，有没有失控的时候？

　　方军：有，很多时候，像我在云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军医，他叫李直，他是个少校，我去了以后他给我讲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像这就是李直，这是这些腾冲抗战最后的62个老兵，这是国殇墓园上面所有的墓碑，八千多个墓碑，我的天，可不得了。这个李直是个少校，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他就说打腾冲战役的时候，很多伤员，这些伤员腿都被打折了，他给包扎了以后，这些人爬着再爬回前线，而且很多伤员抬下来之后，很多华侨、中国人，大家互相下跪，要争这个抬担架的机会，当时中国远征军大反攻的时候就是这种情景，它和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大量逃跑，像9.18事变，才五千日本兵，22万关东军，就是中国的东北军撤回关内，像卢沟桥事变才一万日本兵，居然打得29军十万人在这儿，撤退。到滇西抗战这种反攻的时候已经永远不在了，所以你问我难受的时候，就是他给我讲故事的时候，院子里鲜花盛开，那种香气沁人心脾，等我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所以宝山电视台很多记者都说李直上校已经去世了，我说我还要去看看他，我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看见那些树上的那些花已经凋零了，院子里没有生气，但是我就站在门口敲门，不断地敲门，我想李直少校一定能体验到北京人来看他，而且这么多人还在关心他。所以我在李直家不断地敲门，等我回头的时候我看见宝山电视台的几个记者站在我身后，他们都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