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防保员、乡防保站再到县疾控中心,
基层防疫系统无论从资金来源到所司其职,都处于一种尴尬位置
-本刊记者/孔璞(河南民权报道)
民权县花园乡赵楼村村口,出院回家的两岁女童秦子淇向村医楚翠起伸出左手,手掌根部五六颗粉红色的小泡已经变 成淡黄色的斑点,这是手足口病给她留下的“纪念”。这天是3月31日。
10天前,楚翠起将这个“手掌起泡”的孩子送到乡医院。秦子淇的诊治过程与目前民权县其他手足口病患儿无异— —及时发现、立刻送上级医院确诊、网络直报、严密观察、全力治疗。
3月18日,民权县因被媒体曝光瞒报手足口病而成为全国的焦点,民权县随即全县紧急动员,处置一批官员,并加 强了手足口病的排查治疗工作。“现在全县的手足口病防治、通报工作已经非常规范。”县卫生防疫站书记李正云说,“民权 县手足口病防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像秦子淇这么幸运,可以第一时间发现病情并确诊,随后开展有效的治疗。3月24日被媒体曝 光的10名“疑似死于手足口病”患儿,只有一例死因被确认为手足口病,其余9个患儿的死因至今未得到官方任何说法。
手足口病大规模的爆发,以及这些死因不明的孩子,暴露了民权县基层防疫体系的薄弱,以及当地政府应对突发传染 病的缺乏经验。在全县紧急动员10余天后,民权疫情有所缓解,但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延误 “最佳控制时期”
民权县2009年第一例手足口病,是县人民医院于1月5日确诊的。患儿病情轻微,很快治愈出院了。这是医院查 病历时发现的,这一病例当时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手足口病是种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 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这种病自去年5月在阜阳大爆发后才被列入丙类传染病,需要24小时内上报。
民权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天义坦言,医院大部分医生此前并不了解这种疾病,只是因为民权邻近阜阳,去年遇到三五 个病例,才大概知道有这么一种病,“谁料到今年会这么严重。”
疫情一直由县疾控中心统计,中心并未将疫情报告县政府,直到2月22日,商丘市疾控中心派人检查,说上报了7 7起病例,已经很严重了,县政府这才介入,启动疫情紧急预案。
“太晚了。”李正云说,“疾病已经从小范围蔓延开来,再控制已经不容易了。最初的1、2月份是手足口病最佳控 制时期。”
接下来的一个月间,民权县卫生防疫指挥小组部署了一系列工作,主要是培训村医识别这种疾病,督促他们挨家挨户 排查幼儿,并向民众宣传防治知识。
民权县所辖18乡镇的525个行政村,大部分村医都从2月下旬开始排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村医需要陪护患儿 到乡医院,并向乡防保站汇报。
这些措施本应遏制疫情的恶化,但李正云说,早期的培训多是“理论上”的指导,相当一部分村医仍无法识别手足口 病。这意味着,很多儿童的病情无法及时发现并隔离,从而扩大了传染面。居家隔离观察,是防止手足口病扩散的重要手段。
县、乡医院对手足口病的诊治不规范和漏报也导致了疫情的恶化。3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调查新闻曝光民 权县人民医院通过病历造假的方式,隐瞒手足口病实际发病人数后,卫生部派出工作组赶往民权县调查。
3月19日,卫生部对外公布初步调查结果:2009年1月1日至3月18日,该县共报告手足口病患儿220例 ,数量为河南省第一位。
3月27日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主任邓海华明确表示,民权县在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中存在问题 ,例如县人民医院管理混乱,诊治不规范;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不细、不深入,以致一些县乡级医生没有能够掌握手足口病 的诊疗标准;要求病例上报需要三个专家,也不符合手足口病诊疗的实际情况。
在卫生部列出的这些问题中,“要求病例上报需要三个专家”是河南省卫生系统的规定,即必须三名副主任医师确诊 才算手足口病,才能上报疫情。
李正云说,这个规定的出台,是因为河南省对传染病上报的程序要求很严,上报要保证准确;另一方面,要确保“不 能多报”。
但这条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执行。李正云介绍说,民权县只有十几位副主任医师,多集中在县医院,而且大部分不是儿 科和传染科专家,一般的乡卫生院有一位副主任医师就了不起了。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王子军说,手足口病并非疑难杂症,根据《手足口病防治指南》,一名有医师职业资质的医 生,即可临床诊断多数的病例。
今年的手足口病多由EV71病毒引起,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凶险程度是最厉害的。从全国已经确诊的 有实验室结果的病例来看,EV71占了75%,其中民权EV71占了97%。对于感染这种病毒的重症手足口病患者,从 发病到死亡只有三天左右,而最佳抢救时间为前两天。
3月21日,河南省卫生系统内部明电,修改了这一规定:在临床表现明显,症状能够明确的情况下,只需一位执业 医师即可确诊手足口病,并且上报疫情。
截止3月22日,全县共报告手足口病310例,其中重症12例,死亡1例。
基层防疫人员的尴尬
3月21日早晨,在例行的排查中,村医楚翠起发现女童秦子淇手上长了两三颗淡红色的小泡,“前一天排查还没有 呢。”他急忙催促孩子的奶奶赵书真骑三轮车送孩子去乡卫生院,他自己则跟在车后,步行到乡卫生院,“一路都在想,坏了 ,像是得这个手足口了。”
排查和护送疑似病例去乡卫生院,是楚翠起身为村防保(防疫保健)员的职责之一。大的行政村一般有多个村医,由 其中一名担任防保员。赵楼村是小村,只有千余人,楚翠起义不容辞地成为了该村的防保员。
每天早晨8点,楚翠起就要对赵楼村里有5岁以下小孩的家庭进行排查,排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检查孩子的手脚是 否“长泡”,体温是否升高。下午两点,他都要向乡防疫站汇报排查情况。
但这不是一项省力的工作,村里有64户人家需要排查,早晨8点总有一些人家没起床,敲不开门,楚翠起只好中午 时把漏掉的补上,前后加起来总要3个多小时。
这项工作是从2月24日开始的,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偶尔也有人嫌烦,问政府给了我多少钱,我这么卖力,我 哪有一分钱拿啊!”楚翠起有些无奈。
防保员是基层疾控系统的末梢,他们遍及各个行政村,肩负着接种疫苗、宣传防疫知识、消毒杀毒以及发现和收集疫 情信息的责任。乡村各种疫情的变化,他们往往最先得知。
担任防保员的报酬是可以从接种各类传染病疫苗中获取一部分收入,但这笔收入非常有限。按照卫生部规定,接种一 类疫苗全部免费。因此楚翠起只能收取手续费,民权县的规定是每个儿童每年15元,“这还包括针管消毒和卫生棉球的费用 。”
往年,楚翠起打二类疫苗有一些提成,但目前,二类疫苗也逐渐免费,比如流感疫苗,去年收费25元,今年已经禁 止再收费。村民接种积极性提高,他的收入反而降低。
作为疾病防疫的主要执行人,楚翠起平时打打防疫针没什么问题,但如今疫情大规模来临,他每天要把超过三分之一 的工作时间花在排查病人和宣传防疫知识上,他自己一直咬牙坚持这项“亏本生意”,但他不知道别的村医是否也能如此尽职 尽责。
防保员平时搞卫生宣传活动很难得到村里的人力、物力支持,因为他们的另一重身份是村医,村卫生室已经承包给他 们,成为私人诊所,村里没理由拿公家的钱补贴私人。
王庄寨乡李东村卫生室村医李士国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去年一年,李士国卫生室的收入不到4000元。如今一半 的精力都花在村里的防疫工作上,他坦言“积极性不高”。按照他目前承担的村里的疾控工作,他觉得要想长期坚持,“除非 政府能给按月发放固定工资”。
3月21日10点过,赵书真才骑到花园乡卫生院。这段平时只需20分钟的路这次走了近40分钟。“我一听说孩 子得了这个病,腿软得踩不动车子。”
乡卫生院对秦子淇的症状把握不准,于是乡防保站派人把孩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来自河南省的专家认为秦子淇的症 状不明显,建议回家观察。乡卫生院把秦子淇安排在留观病房,第二天,秦子淇症状明显,院长杨连营(主治医师)和另一位 医生确诊她患了手足口病。
乡防保站随后将病例网络直报到县疾控中心,花园乡没有自己的网络直报系统,病例上报只能通过新农合(新农村医 疗合作)报销系统上报。
乡防保站也没有可靠的收入。他们的编制在乡卫生院,而非县疾控中心,但打疫苗的收入很少,离发工资都差得远, 更别说给卫生院创收。县疾控中心每月给乡防保站3名工作人员1001元的津贴,剩下的薪水由乡卫生院来补。
乡防保站的工作也因其所处地位而不容易开展,他们对村防保员只有指导权,没有管理权。“我们只能指导村防保员 ,他们要是不积极,很多时候只能我们自己做。”花园乡防保站站长张进良说。目前,乡防保站经常要去病例所在家庭消毒杀 毒,由于人手不足,院长杨连营也不得不帮忙撒消毒水。
3月22日18点20分5秒,秦子淇的病例被报到县疾控中心,并出现在第二天新闻发布会的确诊患儿名单上。李 正云有些骄傲地介绍,目前县疾控中心的信息统计汇报已经细化到不同的年龄组,被卫生部专家评价超过许多发达城市。
但李正云也承认,此前疾控中心工作不到位,是导致此次民权疫情严重的重要原因。“年初的疫情与去年同期比较已 经非常严重,疾控中心应该进行分析,预测随后的疫情,并对政府提出处理议案。而直到2月20日,县政府对疫情还一无所 知。”
县疾控中心还因为此前野岗乡温庄村卫生所宣传其推销的“伊康初乳胶囊”时,夸大该胶囊可有效预防手足口病,被 媒体曝光而受到质疑。
但李正云对前任领导的做法没有太多批评,县疾控中心是公益性事业单位,现有职工206人(除去离退休人员外, 在岗人员170人)。这些人员的工资每年需要220万元。而去年全年,获得工资拨款仅有39.2万元,不足全额的20 %。之前,疾控中心还有二类疫苗提成收入。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二类疫苗大部分实行免费,县疾控中心生计就成为问题。 数月拖欠员工工资,最后工资也不能全额发放。
“挨饿总是要找饭吃。”李正云对此说,这件事从侧面看,也属无奈之举。长期以来,疾控中心在政府眼中和医疗机 构一样,需要自己“找饭吃”,但疾控中心却没有医疗机构那样的创收能力,难免会影响疾控防疫工作。
除了经济因素,疾控中心对于县医院等医疗机构在疾病防治控制上只能进行指导,而不能进行监督,因此疾控工作开 展起来困难。2007年,县防疫站划分为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不具备执法资格,成为纯粹的公益性技术单位。 此次疫情之前,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到县医院等医疗单位指导防疫工作时,常会引起医疗单位的不配合。
“既然是指导工作,就是人家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这样极大限制了疾控中心发挥作用。”李正云说现在疾控中心 的工作人员去医院指导消毒杀毒工作,还经常需要亲力亲为,“是帮人干活,而不是指导人干活。”
从村防保员、乡防保站再到县疾控中心,基层防疫系统无论从资金来源到所司其职,都处于“局外人”的尴尬位置。 然而,它们却是基层流行病防治最重要的一道防护网。
李正云清楚地记得自己3月9日从新农合部门调至疾控中心负责工作时的情景,那天雨雪交加,联想起面临的困难, 他陡然生出“临危受命”的悲壮感。随后的5天5夜他只睡了15个小时。白天应付检查,下乡做流调(流行病调查),晚上 还要回到办公室,了解疾控中心的各项工作。
民权县几乎所有的疾控人员目前都处于这种“绷到最紧”的状态,并以此维护着薄弱的疾控防疫网。
紧急动员的中国特色
时隔一个月,民权县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武传坤再次来到李东村。他上次来李东村是为了抗旱,这次则是为了抗击手 足口疫情。
3月10日,民权县抽调1182名机关干部组成525个驻村工作队,进驻全县所有行政村,负责排查摸清全县5 岁以下儿童基本情况,带领村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消杀工作。
这是民权县在卫生部手足口病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言中,总结县里防控工作的第一条内容。
武传坤是这1182名机关干部中的一员,他并非抗旱专家,也不懂太多医疗卫生知识,他拿手的是研究历史和写毛 笔字。在李东村,他通过发挥自己的特长来支持疾病防治工作。
厚厚的一叠“注意消毒”的短标贴在所有有小孩家庭的门口,而“群防群控杜绝病原传染”、“搞好春季爱国卫生运 动”之类的长标语则贴在村头告示栏和电线杆上。
“下雨打湿了不少,所以要补写很多。”武传坤说。
县志办主任潘宇也是该村驻村干部,武传坤和他睡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整个三间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两张桌子。“晚上 挤一挤,不冷。”武说。
除了写标语,发放宣传材料,潘宇和武传坤还担负着村里的消毒杀毒工作,除了清理垃圾、撒石灰,他们每天还要去 有五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喷消毒药水。
“我们带来了2000多元,全部购买杀毒药品。”潘宇顿了顿,“县志办没什么钱,这些钱是我们6个工作人员捐 的。”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民权县工龄15年左右的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元左右。
其他各个机关单位派驻村工作队也有投入。据民权县提供的数据,截至3月29日,该县驻村工作队帮扶折合资金达 73.6万元。
李东村由于消毒杀毒工作出色,被当作典型介绍给卫生部的专家,“专家评价很高,”县宣传部副部长黄论生说。
驻村工作队何时撤离,没人能给个准信,“县志办的工作也挺多的,不过现在防疫工作是重中之重,我们会全力支持 。”潘宇说。
其他各村的消杀工作虽然没有李东村做得这么细致,但有5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基本都天天消毒。政府每期工作简报上 都会介绍各个村的宣传防治经验:从放映电视片,到让小学生向父母宣传。“自从政府介入后,几乎全县人员发动起来,真正 做到了‘群防群控’。”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论生对各村工作做了总结。
“以抗击非典精神来防控手足口病。”最近,民权县政府提出了这一口号。但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医疗部门对于 手足口病也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
卫生部工作组透露,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在3月1日-25日,共上报10例手足口病病例,但是在出现死亡病例后 ,仅在3月26日一天,就诊断报告25例手足口病例。
工作组组长、卫生部应急办副主任梁东明认为,这种现象值得高度关注,为避免责任追究和出现漏报,部分医疗机构 降低诊断标准从而造成报告病例的快速增多,这种左倾的报告行为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不利倾向。
李正云也认为,各级政府的重视令一些基层医务人员无所适从,面对患儿都避之不及,生怕出错。“村医们都谈‘泡 ’色变了。”
村医楚翠起说,虽然经过多次培训后确诊手足口病并非难事,但“村医还是水平低,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还是让专 家说了算”。
随着3月19日,县卫生局局长、县人民医院院长、县疾控中心主任、副主任的免职,民权县卫生系统出现“庙里都 是‘主持(党委书记主持工作)’,没有方丈”的现象。一位卫生系统的领导透露,现阶段疫情仍然严峻,没有人敢接下“方 丈”的担子。
卫生部赴豫工作组预测,随着手足口病发病高峰期逐渐到来,以及加强了病例报告管理工作后,预计民权县手足口病 病例数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呈逐步上升趋势。
针对这一疫情变化趋势,卫生部工作组建议要及时调整防控策略,适时将疫情防控工作转入常态化管理。
但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王子军认为民权县的全力投入并不为过,“我们总是要发生了一些事情,才会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