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

　　究竟是我们冷漠了城市，还是城市冷漠了我们？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4月9日《新快报》消息：广州被评为“中国十大冷漠城市”之首。广州某网站发起了一项“大街上听到有人喊救命，你会怎么办”的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广州人不会出手相助。

　　城市冷漠与否，没法量化比较。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中国的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制度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这话很辩证，但人心之所以“变坏”，尤其是一进都市之门就容易“变坏”，恐怕不能不说是城市有了问题；而城市问题的背面，恰恰就是构建城市生活的一系列契约与制度。

　　城市冷漠症有很多种表现：一是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冷漠，譬如有的城市提出“无摊城市”目标，不让贩夫走卒安生；二是对滋养城市肌体的经济人冷漠，1999年到2005年，数据表明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三是对私力救济行为冷漠，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得不偿失。

　　没有凭空而出的人心，也没有脱离制度的城市。如果真要论说冷漠的源头，肯定是先有城市对市民的冷漠，后有市民与市民之间的隔膜。而城市对市民的冷漠，其实就是制度对市民的态度。既然城市冷漠症客观存在，既然冷漠的制度规制着我们的行为，无须知道谁最冷漠，而应反思城市何以弄出了这些制度。冷漠的城市，犹如一台性能良好的变频空调，对温度拿捏得恰到好处。你说它冷漠，它也会热情如火。

　　在各色城市，没有最冷漠，只有更冷漠——而纾解城市冷漠症的唯一办法，不是搞几个“邻居节”之类的补丁就完事，关键还得让城市政府歇一歇，退出疲于奔跑的“球场”，归位于“裁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