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94年12月出生于浙江金华东南乡的一个满百户的小麓村里。我的家庭是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我于10岁时进本村的私塾读了一年书，11岁，父亲送我到城里乐群小学去上学，15岁小学毕业。我的祖父要我改学种田，我的父亲看我读书还不错，尤其小学里教我的两位老师异口同声地说：“这小孩子很可造就，还是让他再念几年书的好。如果经济为难，我们可以稍稍补助他一点。”于是我有了师长的资助，加以父亲的同情，就鼓着勇气于15岁时考取了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在这所中学里读了5年书。虽然就年龄讲是全班最小的一个，但成绩往往名列前茅，因此很承师长们的器重。

　　19岁在中学毕了业，但是我的彷徨歧途的烦闷也就从此开始了。照我自己的志趣，一心要想上进，最好能有进大学的机会。我的祖父固然叫我改业，就是我父亲，虽然希望我再能上进，但困于经济，也就丧失了鼓励我的勇气，这时的我确是感觉到痛苦万分。最后还是由于师友们的鼓励和资助，勉强借集了300元银洋，就单身离家到了北京，很幸运，竟让我考进了全国知名的国立北京大学，在那里整整读了8年书。1921年，当我26岁时，完成了大学教育。

　　在我受大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恰巧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了所谓和会。当时国内是北洋军阀专政，那班不学无术的糊涂虫，只知卖国求荣，不管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形成了外受帝国主义欺凌，内受反动统治压迫的恶劣局面。而出席所谓和会的我国代表，无力扭转局势，竟想在巴黎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激起了一批热血青年的愤怒。但在反动军阀高压之下，很少有人敢出头发难。于是我和二三有志的同学，就暗地里秘密联络一部分北大同学，不避艰险地发动了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彼时在北京的各大专学校的同学们莫不一唱百和，很快就联同一起，高举义旗，于1919年的5月4日上午8时，在北京的天安门前聚集了1万左右的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大家一鼓作气，浩浩荡荡地向着卖国求荣的国贼曹、章、陆进攻，火烧了曹贼官邸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这就是震动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五四运动。

　　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爆发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大怒，当天逮捕了青年学生32人，一起关在北京大学的第三院(北河沿)，受尽毒打与虐待。但是北京的广大群众却从迷梦中被这一伟大的运动唤醒过来，莫不齐口称快！最明显的表示是第二天就造成了北京全市罢课、罢市、罢工的从来未有的严重局面，致使反动军阀集团张惶失措！同时，策动这一伟大运动的青年同学们，为扩大效果，博得全国广大人民的一致同情，立刻组织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扩大为全国学生联合会，我曾充任首任主席。在5月7日的那一天，我被北京学联会推为全权代表，兼程赶赴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策动一致罢课、罢工、罢市的运动，并策动组织各地的学联会。每到一处，不出三天就收到良好的结果。

　　在五四运动展开后的两个星期内，我曾经和天津学联会代表杨兴亚、上海学联会代表何葆仁，同去见孙中山先生于其上海寓所。孙先生和我们三个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谈了三个钟头的话，他的最后结论是“团结才有力量，诸位要希望这次学生运动发生力量，收到一定成果，惟有加入中国国民党。大家团结一致，来共同努力才是办法”。当时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一致回答说：我们都是学生，我们都还在求学时代，没有看到过三民主义的书籍，所以不知道三民主义为何物，因此未便冒昧入党；再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完全出于青年们的爱国至诚，既没有什么党派作用，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所以发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并博得全国各界广大的同情心。虽然在这运动初发生时，北京的一般政客们也曾无中生有地造过谣，说什么这次学生的狂妄行动，是受了进步党所利用的、研究系所鼓动的，但是我们可以一言蔽之：“问心无愧”。

　　5月中旬我会同天津学联会总代表杨君兴亚、上海学联会总代表何君葆仁同赴广州，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广州，召开了4次群众大会，吸引了听众10余万人，所以不出三天，非但全体青年学生一致响应，连广大的工商界也一致实行罢市、罢工。

　　于是就以京、津、沪、粤四大都市为基干，向北京的反动统治者，提出罢免曹、章、陆等卖国贼及拒签巴黎和约的群众要求；北京政府因碍于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不得不暂时就范，罢免了曹、章、陆，拒签了巴黎和约。

　　但是这一暂时就范，决不是由衷的，我们也很明了。彼时这般顽固反动的军阀们，决不会对我们从此甘休的。果然不出所料，在1919年的6月3日，就发生了北京第二次大规模逮捕青年学生的血腥事件。一共逮捕了46名所谓各大专学校的激烈分子，而以北大的我、工专的夏君秀峰和法专的何君其伟三人为“主犯”，——彼时我担任北京学联会的主席，夏、何二君是工专和法专的出席代表。——于1919年6月3日下午在北大第一院举行学联会议散会时，在沙滩东口一齐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各校代表40人。被捕后我和夏、何分别隔离，关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其余各校的代表们，则混合分禁在三个大统间。我就这样被关了7个月零8天，至1920年2月初旬才被释放。

　　在这七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身体虽失却自由，精神上却得到了一种极大安慰。因为我在牢狱当中，依旧不断地向看管我的士兵们作宣传，我在狱中，不到一个月就和他们混得很熟了。有两件事给我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印象，迄今回忆起来，我还是深深地信仰着，为了人民福利的真正革命精神是可以感召一切的。

　　我所说的两件事，第一件是卫戍司令部专门派来看管我的一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和他的部属，这位张营长据他的部下说他是一字不识的。有一次他的长官问他：“兵”、“骑”、“工”、“辎”四种兵种中“骑兵”作何解说？他回答“骑兵”是旗人当了兵的意思，结果被长官臭骂了一顿。他的知识贫乏至于此，但是却没有影响他的正义感。因为他看管我久了，混得很熟，每次见面总是向我问长问短，如什么叫做五四运动？究竟跟谁作对？你们的打算是怎么一个意思等问题。我就三番两次地用传教士的姿态，和他反复细说，久而久之，结果是他真的被我感动了。他的结论是：“你们学生们没有做错事。”并且他还用很憨直的态度发了许多诚恳的言论，他说：“我们的总长(指当时卫戍司令段芝贵——即小段)只知道住洋房、坐电车(北方普通人叫汽车为电车)、讨姨太太，对我们当小官儿和士兵们的痛苦一点也不管。”“要是我张得标不穿上这一身老虎皮，也愿跟你们一块儿干他妈的一下子。”我在狱中过了一个农历年，这位张营长在大年初一那一天，竟买了两盒茶点，并且带了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看管我的房子里向我拜年贺岁，我当时真受了极大的感动。

　　第二件事是，半年来我和轮流看管我的士兵们也混得很熟了，他们也不时向我问长问短，我也乘机和他们宣讲五四运动的动机、经过和目的。他们听了后的反应都说是“对的”、“对的”。所以我入狱不到半个月，每个值勤的士兵，都自动地愿意替我往外送信，并为减少我的寂寞，自动替我借了许多小说。他们有时也要求我讲给他们听，这是他们平时对我的态度。等我出狱的那一天，他们竟合资买了许多水果和茶点送我，并且纷纷问我出狱后的住址，以约后会。

　　我出狱后，当年5月间，在李大钊、马叙伦诸先生帮助之下，由北大母校派我和其他4位同学去日本各大都市考察劳工运动情况，以资借鉴，为期3个月。在日本东京时曾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老友宫崎滔天，以及他的儿子新人会会长宫崎龙介诸人多所往还，并结识了我国著名文艺作家田汉等。归国后曾经写过《日本劳工运动的面面观》一文，载在当时的《世界青年》杂志。1921年6月，我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

　　(原载《金华(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注解：

　　⑴本文据方豪自传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