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发生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因遭受政府的顾忌，及不满政府对亲日卖国分子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的袒护，于5月9日，留辞出走：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封短柬由北京大学学生油印分送至各校后，立即引起很大的震动。在师长方面，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高等师范校长陈宝泉及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等相继辞职离校，北大教职员推派代表谒教育总长傅增湘请求挽留；在学生方面，则屡次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谋商对策。政府在这种情势下，不得不有所表示，5月14日，遂有令挽留蔡校长，但同日却另有令挽留曹、陆等。学生当然仍感不满，遂继续开会，非达到蔡校长复职，曹、陆等被罢黜，决不罢休。

　　于专上学校继续向政府陈情请愿之际，北京各中学学生也当仁不让，毅然起而响应，与大专学生组成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15个中等女学校(其中女师已有专修班五科，准备改为高师)虽然没有加入，但却派有代表孙继绪、王仲尧等去出席会议，并不时提供意见，备供该会讨论参考。另外女中学生并筹划成立北京女子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

　　由于学生的要求未能被政府所采行，自5月19日起，专上及中等学校(女校不在内)开始全体罢课。北京全城大街小巷，尤其各游戏场所，无不随时可看到讲演或叫卖国货的学生。2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督饬学生，限于三日内一律复课。警备司令部、步军统领署、警察厅则派出大批军警，严厉驱逐街头活动学生。6月1日，大总统下令两道，一替曹汝霖等辩护，一谴责学生。于是军警对学生的取缔与驱逐，更趋严厉，一时街头学生活动因而绝迹。

　　学生对政府此种一味袒护国贼，压迫爱国宣传等措施，当然益增激愤。遂秘密议定于6月3日恢复街头讲演，如遭逮捕，则次日加倍派人，直到所有学生被捕尽而后已。3日上午，学生按决议进行，军警则依命令逮捕，至晚已捕去一百七八十人，旋送往北大法科拘禁，化学校为囹圄，从此开始。4日，学生仍按原议进行，又遭逮捕，一日之间，被拘禁者达七八百人，北大法科已不能容纳，一部分复被送往理科。就在这情势非常严重，各界深虑学生爱国运动势将难以为继的时候，一支生力军——北京15所中等女校的学生，突然起而增援。

　　于5月间北京男学生罢课宣传游行请愿进行得有声有色之时，女学生却天天在校上课，从表面看来，好像一切都十分宁静，实则她们的内心，与男学生并无不同。她们所以没有迅速采取和男校学生一致的行动，是因为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譬如：

　　(一)她们求学的机会非常难得，她们能读到中学，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她们必须把握时间，努力用功，方可不负宝贵的良机。不到万不得已，她们决不愿参加罢课游行，以免妨碍学业。

　　(二)当时社会一般心理，总认为女孩子不应抛头露面。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如果到街头和男孩子混在一起，无论有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一般家长对女学生的管束都是特别严格，除了上学之外，总是禁止她们单独外出。

　　(三)当时女师范已设有专科，行将改制高师，人才众多，声望亦高，所以其他各女校的活动，无不以女师的马首是瞻。而女师校长方还先生，为人温和保守，据说又新得政府授给五等嘉禾勋章，自极不愿学生有与政府敌对的行动。是故于五四运动发生以来，就一面命教职员对学生严加约束，一面通知各家长决不允许学生有罢课行为，学生如果违犯，即请家长领回，宁肯将学校解散，校址交还政府，绝不让女师为学生运动的场合。

　　(四)当时北京15所女校中，除女师附中等三校外，其余如培华、慕贞、度志、燕京等12校都是教会所办。一般教会学校的主持者，一向多是尽量避免学生参加校外种种活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学校当局与学生家长有意无意之间，形成一配合，再加上女生本身的困难，自然使她们的活动，大受拘束。

　　6月3日，军警大批逮捕街头宣传与叫卖国货学生的消息传到各女校，她们感到已忍无可忍，决定在4日下午列队到总统府去请愿。4日午后1时许，女师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开会，由评议员(当时各校多有评议会，其性质略同于后来的学生自治会。女师评议会有评议员七人，陶玄、孙继绪、吕云章等均为评议员)陶玄主席，并有各女校代表列席。会议开始后，一面由主席报告学生被捕及北大被军警包围的情形，一面推定孙继绪等撰写请愿书，并作整队出发的准备。

　　会议即将结束，请愿书尚未写好，有人来报告附中学生来到。她们的队伍很长，由劈柴胡同直排到东铁匠胡同，先头已经到达女师的后门，要女师同学赶快加入。这时候，学校为防止同学们参加请愿，前面的正门早已上锁，所以大家便赶快排队，准备由后门出去。突然吕云章看到舍监夏连芳先生往后门跑去，她立刻高声大喊：“夏先生要去关后门啦！我们快走吧！”大家听到喊声，也顾不得排队了，一窝蜂似的离开礼堂，但跑到后门时，门上已经上了一把大锁。那是两片很厚的木门，做得非常坚固，大家正感束手无策，一位据说曾练过拳术的黄淑范同学，率先用她的肩膀去掮摇，大家立即上去帮忙，外边附小的女教员也参加推拉，就这样在内外合力之下，很快的两扇大门便被拖下来。

　　大家冲出大门后，自动的两人一行的排起队来，紧接附中队伍的后面，向总统府进发。一路上看热闹的行人，大都驻足观看，现露出奇异的眼光。许多军警跟随着队伍在旁边监视，但却没有阻拦，也没有逮捕。直等队伍到达总统府前的铁栅栏外，才受到警卫的阻止。经说明来意，府中准许各校推派代表进去，但这时却发现请愿书没有带出来。原来大家冲出后门的时候，请愿书还没有写好，孙继绪同学等只好暂留在那里继续写，准备写好后随后赶上来。但等写完后，学校已经迅速的把后门修好，又关起来，她们无法冲出，只好在学校里等。直到由总统府前派回去的同学到达，才把这份请愿书从门下递出，再拿到总统府前，交代表们向总统呈递。

　　可能是故意的安排，代表们进入总统府后，方才获悉总统徐世昌不在，由秘书陈子厚代表接见。代表们也无可奈何，便把15女校同学来此目的，向陈秘书说明，把请愿书交给他，请他一并转达。他们提出的要求大略为以下四点：

　　(1)大学不能作为监狱，请从速释放被捕学生。

　　(2)不应以对待土匪的办法对待高尚的学生。

　　(3)以后不得命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

　　(4)对学生只能告诫，不能拘禁虐待。

　　陈秘书允许三日内答复，然后各校同学才列队而回。

　　各女校学生在这次请愿中，一切都表现得非常良好，深得各界的赞许与同情。那时候刚换夏季制服，女师师范部学生一律是淡灰裙、淡灰上衣，专修科学生则是蓝布褂、黑裙子，后头一律都梳一个髻；附中的学生也是淡灰裙、淡灰制服，头上则是左右一边梳一个小髻。队伍从下午1时后陆续出发，到总统府前变换队形排列站立，等代表们向军警交涉，等派人回去取请愿书，又等代表们进总统府去陈情请愿，好几个钟头之久，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尽管那天狂风猛吹，飞沙走石，每个人的头上脸上身上都加了一层黑灰，好像煤球一样，而且回校时已经黄昏了，但各校的队伍仍然秩序井然，没有人随便谈话，也没有人脱离队伍。

　　女师同学回校后，听说方校长获悉学生冲出后门去参加请愿的消息，即行通知教职员开紧急会议。会上他表示对学生此种行动甚为不满。国文专修班的一位导师陈钟凡先生提议，是否可以派人把学生劝回来。方校长本来就疑心学生活动，陈先生可能在暗中鼓动，听到他的发言，立刻很生气的说“道不同不相谋，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陈先生立即拂袖而去，另外一位吕凤子先生也当场表示对校长的态度不满，辞职退席。会议不欢而散，方校长便到教育部辞职去了。学生家长则纷纷来学校去看望他们的孩子，直到见面后问明了一切情形，才放心回家。

　　方校长提出辞职虽然未被批准，但他却通知学生家长，要他们把学生领回，否则出了问题学校不负责任，于是家长们便都到学校来领学生。但这时大家已经约好了，谁都不回去，一定要留在学校里，谁回家谁就是汉奸。所以尽管会客室里坐满了家长和他们的女儿，但他们费尽了唇舌，想尽了方法，希望他们心爱的孩子能跟他们回家，以免再涉及任何游行或请愿的危险，却一点效果都没有。谁也想不到即使那些平时在父母面前一向很乖顺的孩子，现在也变得如此倔强而不能说服。张曼均同学的母亲素来最有办法，也最痛爱她的女儿，因此平时张同学对她母亲的话可以说是百依百从，但这一次却失败了，她用尽千方百计，张曼均就是不肯回家。

　　由于这一次盛大的团体行动，使各女校无形中打破了一向的藩篱。各女校的同学都来帮女师同学挽留校长，她们说：“为什么我们的校长都不辞职，只有你们的校长辞职呢？”同时，男校的活动，女校也开始参加了。因为政府不肯惩办曹、章、陆，虽已下令释放被拘禁在北大法科和理科的学生，他们却拒绝出来。6月8日晚，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决定自10日起，全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同往总统府前痛哭，此一会议即有各女校代表在内，而且各女校学生也决定参加。10日上午，大家正准备出发，接到政府电话，已有令准曹汝霖等解职，这项痛哭的计划，才因而停止。从此以后，女师等校也开始请胡适之、蒋梦麟等诸先生讲演，社交开始公开，男女交朋友也已不再被视为特殊，妇女界的思想与社会风气都大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