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9年，我是北洋大学冶金班的学生，当时一直想“注意重工业”的建设来富国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也派了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居然依照日本的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青岛的租借权、胶济铁路以及沿线矿产资源的开采等，在对德和约中写成三项条文，转给了日本，要中国签字承认。消息传来，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坚决反对。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高呼口号：“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

　　5月4日北京学生的示威运动，在天津引起了共鸣。

　　5月6日上午，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志笃来找我。我们1916年曾在高等工业学校同学一年，加上同宗的关系，因此很熟识。

　　我把他介绍给高年级的同学，讨论了如何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问题。

　　谌志笃的原意，是想推北洋大学的同学出来主持天津的运动，因为天津只有北洋是个大学。后来，因为北洋毕业班同学要进行毕业考试，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有顾虑，又由于北洋大学远在西沽，离市中心太远，联系上不方便，几个学校的同学代表商议的结果决定，以水产学校和高等工业学校作为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会址，5月14日正式宣告成立。推谌志笃为会长，南开中学代表马骏和第一中学的韩致祥(即韩麟符)为副会长，下设各科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另由各校代表一人组成评议会，决定5月23日举行罢课。

　　接着，在5月中旬和下旬，又接连举行了几次示威游行，强烈要求罢免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汉奸官吏、收回山东主权、否认“巴黎和会”条文、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

　　与此同时，有几个学校还分别出版刊物，开展了文字宣传工作。

　　《北洋大学日刊》围绕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学生何罪，爱国其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论点，发表过几篇社论，在群众中反应强烈。

　　这期间，第一师范、第一中学也出了日刊。

　　二

　　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宣告成立。这个团体是以第一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和同学为主体的，还有中西女中、严氏女中、普育女中、贞淑女校等校的学生和教职员，以及几位教会的妇女活动家参加。她们在西北城角等处设立有讲演台，进行爱国宣传活动。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天津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参加的有天津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等团体及人士。

　　天津是华北一个进出口的大商埠，商会的活动对抵制日货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许多商店的青年店员，斗争情绪极高，督促检查各商号制订抵制日货的办法，行动十分活跃。

　　6月10日天津商会罢市。天津和塘沽的码头工人拒绝起卸日货，天津三个火车站(总站、东站、西站)的铁路工人一齐罢工，天津“五四”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

　　三

　　6月5日，是天津学生运动开始进入高潮的一天。

　　在学生联合会的统一布置下，15个大中学校的学生近万人，于一早就齐集在南开中学前面的广场，举行了宣誓仪式，准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并向省长公署请愿，提出否认“巴黎和约”条文、废除“二十一条”、罢免卖国贼、全面抵制日货等要求。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直隶省长曹锐派来的武装军警的阻止。军警们说：“奉了大总统的命令，禁止学生游行。”学生们坚持不散。几经交涉，直到下午，才允许推出马骏等代表四人去见省长曹锐。代表们离开南开广场后，近万名学生与武装军警继续坚持斗争。

　　马骏等四位代表去见曹锐。他们经过大胡同时，看见省长公署前面的金刚桥吊起，以阻学生游行队伍过桥，足见当时军阀当局的恐慌。学生代表见到曹锐后，他对代表们提出的各项要求(电请政府收回山东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否认“巴黎和约”条文，罢免卖国贼等)拒不作答，反而要求学生即日复课，不准上街游行，更不得有损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随后甚至破口大骂，胡说学生示威游行会造成天津地方糜烂、日本海军登陆、引起战祸的种种危险。代表据理力争，坚持“不达到罢课的目的，决不上课”。后来知道，曹锐对学生代表一派怒气冲冲的言词，是在他出见学生代表之前，日本总领事见他时所提出的恫吓之词的反应，足见这个卖国政府省长的可耻可恶的嘴脸。

　　这时，在南开广场坚持斗争的广大学生，在下午4点多钟，终于冲破了武装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地走向了街头。由南开广场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大胡同，直奔省长公署。当时有几百名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的队伍，排列在省长公署辕门前，声援到来的游行队伍。

　　在省长公署内的谈判相持不下，教育厅长王章祜设法解围，对马骏等代表们说：“学生队伍已到东辕门了，你们去看看吧！”代表们遂退了出来。这时，天色已经快黑了，学生队伍开到黄纬路高等工业 学校的操场。马骏对大家说：“省长要我们明天上课，我们说学生罢课的目的一项也没有达到，决不上课！现在上海已经罢市，我们有责任促使天津商界也罢市。”

　　四

　　6月6日早晨，各学校门前都驻扎了武装军警，并贴有一张警察厅长杨以德的告示，内容大意是，“奉大总统明令，禁止学生结队游行、散布传单”云云。门禁森严，学生单独也不准出入校门。

　　6月7日，个人只要没拿旗帜和传单，可以自由行动了。晚上，各校学生代表便在法租界新学书院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化整为零”的方式，于8日下午1时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附近集会，然后结队游行。

　　队伍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到省长公署，一部分到警察厅，要求省长曹锐、厅长杨以德书面答复为什么要禁止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召开公民大会。

　　这次行动进行得较为顺利，曹锐被迫允许学生在讲演所讲演，并同意6月9日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

　　五

　　6月9日的河北公园公民大会是成功的。掀起了天津人民的爱国热潮。

　　当日，河北公园由于学生联合会发动大批学生经过彻夜布置，显得整洁严肃。会场中心悬有大幅标语，上联为“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下联为“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下午1时开会，到会的公民达两万多人。学生联合会代表马骏首先宣布开会理由，大意说：“我们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已一个多月，全国人民热血奔腾，抗议呼救，但至今卖国政府在国际外交会议上还未拒绝签字，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至今还未罢免惩办，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一鼻孔出气，要想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只有靠我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奋斗到底……”接着被邀的各界代表，包括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天津人民团结起来，收回山东权利，否认“巴黎和会”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条文，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群起抵制日货。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会后，学生联合会率领到会群众组成队伍到天津商会，要求天津各商店于6月10日响应上海商会的号召，举行罢市。商会负责人被迫答应了学生们的请求，连夜发出了通告，号召全市各商店实行罢市。

　　六

　　商店罢市的消息，吓坏了天津军阀当局。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商会的负责人说：“如果商店罢市，警察就要罢岗，这样市面的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妄图以此来恫吓商会，阻止商会罢市。

　　学生联合会连夜筹谋对策，决定由各校的童子军和学生会分区负责站岗，维持市面秩序。结果，商店罢市的这一天，市面上虽行人众多，熙熙攘攘，但并未发生任何破坏事故。

　　北洋大学同学负责北大关以北街道的站岗任务，每二小时换班一次，同学们站岗时，手中拿着一根棍子指挥车辆、行人，市面上秩序井然。

　　这样的行动使北京卖国政府感到十分恐慌。他们连夜派人来津，威胁利诱，许以罢免几个负责对日外交的官员，要商会停止罢市。

　　天津因有外国租界关系，不少商人与外国商人有所勾结，尤其是日本的轻工业产品充斥天津市面，一些买办、奸商从中获利很厚，因此，他们也极力破坏罢市运动。

　　罢市一天，商人不无损失，6月11日便又开业。但是，商会中也有一部分爱国商人，经学生联合会说服教育的结果，6月12日有一部分商店再度罢市。

　　由于这次行动是全国性的，铁路工人以及全国各地工厂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一连三天的全国范围的群众革命行动，迫使北京军阀政府明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汉奸的职务。

　　三个卖国外交官员的罢免，虽然算是这次爱国运动的一次胜利，但是抵制日货、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否认“巴黎和约”条文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曹、陆、章三个人负责对日外交，直接同日本人打交道，以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换取日本源源供给贷款来维持这个腐败不堪的卖国官僚政府，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其实他们三个人的企图也就是整个卖国政府的企图，他们之被罢免，不过是充作替罪羊罢了。

　　七

　　青年学生的头脑是清醒的，大家都认识到北洋军阀政府不推翻，中国没有挽救的希望。因此，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并未因曹、陆、章的免职而中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就采取了一个恶毒的阴谋，于6月中旬密令各省市教育厅转各大中学校当局提前放暑假，并让家长们把学生接回家去，想借以瓦解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

　　在当年，能够到大、中学校读书的人，大部分属于官僚、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子女。在家长的督促下，不少学生果然回家去了。这对天津学生联合会在事实上确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学生会的骨干也大半走了。

　　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谌志笃是贵州人，他看到还有一些远地的学生没有回家，于是采取了一个对策，邀集各学校留校的学生会负责人集中到南开中学办公。

　　在这一号召下，我们《北洋大学日刊》的编辑、经理有5个人也搬到了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日刊》是北洋大学学生会在罢课后出版的，我一直是该刊的经理兼记者。6月10日，全市罢市、罢工，马路上挤满了人。我们的刊物本来只印1000份，后来增加到3000多份。10日这天，我带着一卷报纸在东北城角官银号附近卖报。报纸的定价本来是每份一枚铜元，可是不少人给我一角或两角的小银币不要我找钱。还有一个人竟给了我一枚银元。当时人民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情，使我非常感动。这天的报纸一直印到傍晚才停，一共销了两万多份。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永远不能忘的：

　　当时，除《北洋大学日刊》外，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也出版了刊物。三个学校刊物的记者经常集合一起，共同行动。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西北城角一带的小商小贩、人力车夫住宅区搭了一个讲演台，每星期在那里举办三次讲演会，听众都是些老老少少的妇女，秩序很好。

　　我们三个校刊记者曾多次到那里采访，招待我们的是当时只有16岁的邓文淑(即邓颖超)。她每次对我们都是热情接待，临散会时，总是要我们对她们的讲演会提些意见。起先，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一番客气话，并未重视，后来，由于她一次比一次的更加诚恳、严肃、谦虚的态度，使我们不好意思起来。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位年轻的女学生对我们的要求是真诚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唯唯诺诺地敷衍一番完事。经过几度商量，在她第四次向我们提出同样的问题时，我们就把我们的共同看法，诚恳坦率地告诉了她。大体上，提了这么三点意见：

　　第一，女界爱国同志会费了很大的气力搭起了一个讲演台，又难得召集到几百上千的妇女前来听讲，应该趁此机会，放宽讲话内容的范围，不要局限于抵制日货一个题目；

　　第二，关于男女平权，送女儿上学，放足(当时我们看见十几岁的姑娘们还是有缠足的)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着重宣讲；

　　第三，可以组织几个访问团，到这些人的家里去，同她们拉拉家常，看看她们在家里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邓文淑向我们表示了热情的感谢。在第五次的讲演会上，讲话就增加了新内容，在群众中反映很强烈，为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八

　　大约在6月20日左右，我们几个《北洋大学日刊》的负责人搬到南开中学的时候，谌志笃看见了我，约我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会计科长。

　　宣传科的同学们编印了一期《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谌志笃看到内容贫乏，不让发行。他约我到基督教青年会去见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南开同学。他说，已经同这位朋友见过一面，要我一同去同他谈谈。

　　谌志笃约我去见的朋友，就是周恩来。当时只有21岁。他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就去了日本，这次是特为天津的学生运动回国来的。

　　在初次见面时，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魁梧奇伟的身材，谈起话来也不是那么慷慨激昂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但是，显得那么沉着实在而有力，那么和蔼、诚挚、可亲。

　　谌志笃这次找他的主要目的是请他负责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爽快地答应了。

　　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于7月21日出版了。最初是日刊，后来改为三日刊。受到读者的欢迎，销行达二万余份。

　　周恩来在发刊词上提出了“革新”和“革心”的主张。“革心”就是“改造思想”，“革新”就是“破旧立新”，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是从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着眼的宏伟目标。

　　从此，周恩来就成了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

　　九

　　五四运动是以山东问题为导火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青岛以后，又派兵占领胶济铁路沿线，济南车站即驻有日本兵，济南也成了日货倾销的市场。

　　山东，特别是济南的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在济南举行过几次示威游行，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等口号。运动一天比一天激昂。山东的军阀、济南镇守使马良，怕开罪日本人，引起冲突，竟在8月初对学生爱国运动实行武力镇压，命令军警开枪打死打伤爱国群众多人。因此，济南学生联合会特地派代表来天津请求支援。

　　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派遣大批同学到北京示威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惩办马良。

　　从8月21日起，天津学生开始分批向北京出发。23日下午抵达北京的天津学生将近千人，会同北京学生3000 余人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逮捕了几十个同学，3000多学生围住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相持不下。北京政府又动员两千多武装军警将学生包围，企图驱散学生队伍。

　　京津的三四千学生，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的领导下，同军警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马骏的指挥使得这群军警毫无办法。他常用声东击西、突破一点的办法，弄得军警狼狈不堪。

　　黄昏时候，北京反动当局特别又从南苑调来几千武装兵士，由一名高级军官负责指挥，将学生队伍包围起来，把学生逼近天安门广场。

　　军警看出指挥学生队伍行动的是马骏，便派了几十名士兵将马骏包围起来，将他逮捕。然后又用棍棒驱散群众，把学生和群众赶出天安门。

　　这次斗争相持到28日午夜，才算结束。

　　这件事引起北京、天津、济南以及上海等地舆论的强烈抗议，一致要求北京军阀政府立即释放被捕代表，指责北京政府残暴、无耻。

　　天津在京的学生和北京学生并未停止斗争，而是天天继续在市内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释放马骏和被捕学生。

　　据说，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有人主张枪毙马骏，但又怕这样一来将徒然促使全国学生运动的更加激烈。结果，在8月30日不得不将马骏和所有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出来。后来，我们“觉悟社”的社员们都把马骏叫做“马天安”。

　　十

　　自从6月下旬以后，我负责天津学生联合会会计科的工作。

　　8月24日，谌志笃要我携带款项到北京去办理天津在京学生的后勤工作，安排他们的伙食、住处等问题。大多数天津去北京的同学都是自费买票的，有的住在亲戚家里，有的是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照顾下安排住处及照顾伙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人就住在西直门大街的天主教堂，她们都是自己出钱开伙。只有极少数几个天津同学受到学生联合会的接济。

　　8月30日，全体被捕的同学被释放出来以后，分批返回天津。最后有八个办理后勤工作的人是在9月2日下午乘坐一列客货混合慢车回津的。这一次慢车，给了我们一个一路谈论天津学生运动今后方针的问题的机会。

　　八个人当中，有五个女学生、三个男学生。其中女同学有郭隆真、郑漱六，男同学有特为到北京照料请愿同学生活的周恩来。

　　谈话的内容，最初集中在北京一个星期来的见闻和感受。大家都发现北京已出版几种介绍新思潮的期刊，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废除宗法礼教”和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

　　所谓“德先生”就是“民主”，是从英文Democracy一字的译文而来；“赛先生”是“科学”，是从英文Science一字的译文而来。

　　大家都觉得北京的运动已经前进一大步了，天津极应急起直追。后来就渐渐谈到天津爱国运动今后的方向，认为应该把天津的学生运动引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向上来。

　　这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周恩来写的文章中本来已经有过这么一些含意。在谈话中他听到女同学中也觉悟到这个新的方向，就提议天津也出版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来推动天津的文化运动。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另外，第一女子师范的同学郭隆真、张若茗提出想把天津男女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改组学生联合会，也得到大家赞成。

　　这一路上的谈话，便产生了天津男女学校同学合组的新学生联合会和由周恩来领导的男女青年合组的“觉悟社”。这在当时，都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十一

　　天津的女子中等学校只有第一女子师范和中西女校等几个学校，而中等以上的男学校却有15处之多，至于学生人数男生更是远远超过女生。但是在改组后的新学生联合会中，工作人员中女同学与男同学的比例却为一比三。第一女子师范的张若茗当选为执行部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当选为宣传科长；中西女校的同学也有不少人被推为干事。

　　经过两星期的酝酿和周恩来、谌志笃、马骏等做了具体的准备工作，“觉悟社”也于9月16日在东南城角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成立了。一共是20人，10个女青年和10个男青年。女青年中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刘清扬、副会长李毅韬，她俩都是女子师范的毕业生，还有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各科负责人，邓颖超、郭隆真、郑漱六、张若茗、周之廉、张嗣婧及吴瑞燕等，都是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还有一个是中西女校的教员李锡锦。男青年有七个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其中五个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周恩来、编辑潘世纶及外勤赵光宸、胡维宪、薛撼岳等，还有两人是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马骏和干事李震瀛，其他三个人是：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第一师范的学生关锡斌(1939年入党后改名管易文)、北洋大学学生谌小岑。男青年的名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是“觉悟社”的领导者。每次开会大家都公推他为主席。

　　第一次会议决定出版一个刊物定名为《觉悟》，公推周恩来为主编。主办这个刊物的团体就定名为“觉悟社”。

　　《觉悟》第一期，原定10月中出刊，由于在这期间大家忙于参加爱国运动，以至延迟到第二年1月才出版。

　　十二

　　“觉悟社”成立后，决定约请北京各大学的名教授来天津讲演。被约请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几位先生。李大钊先生是9月下旬的一天来的。在学生联合会讲演后，特意来到“觉悟社”的社址，那是设在河北四马路东兴里十一号李锡锦家中的一间简陋的小房里。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和大钊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大钊先生对天津男女学生合并组织学生联合会和男女青年成立“觉悟社”表示赞赏。他鼓励我们要好好研究世界各国革命的新思潮。大钊先生那种长者的和蔼可亲的态度和朴素无华的谈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阅读大钊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十月革命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事的述评，以及妇女解放的文章，充实了我们当时感到空虚的头脑，大家都热心地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十三

　　北京军阀政府对于山东问题并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交涉；同时，山东军阀马良杀害爱国人民的罪行不仅没有被惩办，反而变本加厉，又迭次镇压爱国运动，甚至又枪杀了回教爱国领袖，因而引起山东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由山东爱国团体发起，邀请上海、南京、武汉、河南、湖南的代表于9月下旬到了天津，约请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到北京再次请愿。

　　天津决定派10个代表参加，其中有三个“觉悟社”社员，连同山东等地的代表共32人，组成请愿团，于9月30日到了北京。另外，由周恩来率领我们几个人同请愿团一起到北京替请愿团办理后勤工作，照料代表的生活。

　　10月1日上午9时，32个代表列队到了新华门，要求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为守卫的士兵所阻止，徐世昌派出代表同请愿团谈话，不得要领，相持到下午7时。当晚，卫戍司令部派来武装军警百余人将全体代表押送到警察厅关禁起来。

　　周恩来当即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商议营救请愿团的办法。决定于“双十节”在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处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催办山东交涉，要求释放请愿代表。

　　这次32人组成的请愿团被关押了40多天，由于全国舆论的抗议，于11月中旬才释放出来。

　　十四

　　10月10日上午，天津各学校的学生和市民两万多人齐集南开广场，到会的人都各自备了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各种标语，声势浩大。

　　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恐惧万分，派了几百名武装警察把住南开广场出口，不让游行队伍出发。相持到中午，队伍冲破一个缺口，一拥而出。队伍一直奔赴警察厅，在门前高呼口号，质问杨以德为什么禁止学生、市民的爱国行动，要求杨以德出来答复。

　　杨以德动员了各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劝诱学生回校，相持半夜才陆续完全离开。北洋大学远在西沽，学生队伍是最后离开警察厅的，回到学校已经是天快亮了。

　　天津的“双十斗争”相持了一个多星期。学校原已开学上课，有几个学校的学生会决定罢课一星期，分批到附近街道讲演，揭露卖国政府的罪行。

　　杨以德于11日的清晨就派了武装警察把守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大门，禁止开会。几个“觉悟社”社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宿舍租了几个房间，每天夜间工作，将一天来天津斗争情况汇集起来写成报道，油印若干份寄往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

　　我们还集体用一个旁观者的口气写了一个传单，详述“双十节”天津学生和市民同警察斗争的经过，借以揭露杨以德阻止庆祝国庆、反对民国的罪行。

　　这张传单铅印了2000份，遍贴全市各街道，并寄给全国各报刊，经《上海时报》全文转载。这张传单署名“李宁二”，取列宁第二的意思，足见当时“觉悟社”社员已开始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尊崇向往。

　　十五

　　“双十斗争”以后，天津学生运动一时似乎进入一个较为平静的阶段。这是因为各学校都已开学上课，公开的集会在军警压迫下不好举行。学生联合会只得暂定每星期在法租界基督教维斯理堂开会一次。

　　11月福州发生日本侨民枪杀学生和警察的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加强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福州惨案的抗议。在学生联合会的鼓舞下，以商店店员为主体的抵制日货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广的活动高潮。

　　店员们熟悉天津市场的情况，他们知道哪些商店是专门贩卖日货的奸商。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各界联合会成立了一个“跪哭团”，专门到几家奸商门前跪哭。要求他们不再贩卖日货，揭露奸商们的卖国罪行。

　　这一行动，引起许多儿童和过路行人的围观，给那些奸商店主以极大的难堪。而天津又是日货运往华北各省必经之路，对日货运往内地也是个沉重打击。

　　日本商人感到抵制日货的损失重大，便寻找各种机会想和天津爱国团体直接冲突，以制造借口压迫北京政府，从而成为天津爱国运动最后受到打击压迫的一个主要根源。

　　十六

　　由于接受了李大钊先生的启示，“觉悟社”的社员开始进入一个埋头钻研理论和集体研究问题的阶段。

　　当时，北京、上海都出版了多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我们都设法订购了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我们也读过几期。

　　有一个时期，我们在法租界基督教维斯理堂开过几次会。后第一女子师范租到河北三马路三戒里四号的房子，便经常晚上在那里开会。每次会议都是周恩来主持。他别号翔宇，我们都用他的别号来称呼他。讨论的结论每每是由他做出来的。

　　有了社址以后，除了晚上的研究会，白天大家就动手写稿，准备出版《觉悟》第一期。由于印刷困难，一直到1920年1月才出版。序言是周恩来写的，着重于青年要改造思想，破除陋习。其中有两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是张若茗和郑漱六写的。

　　《觉悟》只出了一期。本来已收集了一批稿件，因为“一·二九”事件发生，周恩来和几个社员被捕，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被封，大家都忙于营救他们，没有付印。

　　在这以前，“觉悟社”又吸收了三个新社员(二女一男)，但他们都只参加过很少几次谈话，等于没有入社。另外又通过社友八人，男女各四人，男社友有黄爱(原名黄正品)、陶尚钊、胡嘉谟、梁乃贤；女社友有王贞儒(后改名王卓吾)、李愚如、郭蔚廷(郭隆真的妹妹)、韩恂华(北京大学第一批女生韩权华的六姐)。

　　社友中的一个突出的人物就是黄爱(当时在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他于1920年回到长沙，成立了湖南第一个纯正的工人团体“湖南劳工会”。1922年1月17日为湖南长沙第一纱厂工潮，在罪恶资本家出卖下，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当时，周恩来在德国得信后，写了一首《生别死离》的诗篇，就是为悼念黄爱而作的。

　　由于经常开会讨论，探讨问题，彼此加深了了解，社员间的情谊更日益亲密起来。在1919年12月的一天，有人提议，将来分散后，应该用代号通信，以作掩护。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决定用50个号码，用抽签的方法，由20几个社员各抽一个，就用这个号码的谐音作为自己的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结果，邓颖超抽的是第1号，别名“逸豪”；周恩来是5号，别名“伍豪”；刘清扬是25号，别名“念吾”；谌志笃是50号，别名“武陵”；李毅韬是43号，她一度用“施珊”，后来就一直用“李峙山”，作她的本名。此外，郭隆真是13号；马骏是29号；张若茗是36号；郑漱六是34号；关锡斌是18号；潘世纶是19号；张嗣婧是37号；李振瀛是28号；李锡锦是31号；吴瑞燕是21号；胡维宪是20号；薛撼岳是11号；赵光宸是9号；周之廉是3号；谌小岑是41号。

　　十七

　　北京军阀政府对于山东问题一直没有进行交涉，福建惨案发生以后，天津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又在深入地持续进行，有时并与日本商人直接发生冲突。卖国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对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的压迫更加严厉。因此，又发生了1920年1月29日省长公署门前的一场斗争。

　　这天下午，在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领导下，各校1000多男女学生，手持各种标语的小旗列队到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曹锐代电北京拒绝青岛直接交涉、收回山东权益、催办福建惨案、启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

　　队伍进入了省长公署辕门，但是省长公署的大门却紧紧关闭着。相持了两个多小时，里面传出话来，要学生推派代表去见省长。同学们当场推举了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若茗四位代表去见曹锐。由于害怕学生们的正义斗争，里面军警却不敢开门，四位代表就从门坎钻了进去。后来知道曹锐并没有接见他们，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狱。

　　大约在5点多钟，从东辕门进来几百个武装兵士，将学生队伍团团围住，企图把学生赶出西辕门。学生们同军警进行了搏斗，用手中的旗杆痛打士兵的头部，掀掉士兵的军帽。

　　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是：有一个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是一个营长的女儿。这个营长的随从马弁，也在兵士队伍中间，看见他家的“小姐”也在学生队伍中，连忙立正敬礼，被这位“小姐”痛斥一番。

　　在这次搏斗中，有几十个学生受伤，被送进医院。

　　这天的斗争，我担任后勤交通工作。事后，连忙到法租界打电话报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发了一份通讯稿，油印寄发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引起各地各界人士和学生对反动当局的极大愤慨，和对这次正义斗争的同情与支持。

　　第二天，天津军警当局在日本人的压力下，竟又逮捕了20个爱国团体的代表，把他们关进警察厅拘留所。

　　学生联合会没有被捕的负责人当即又发出了许多信件，呼吁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声援。

　　以后，谌志笃、邓颖超等还组织了24个人，其中大部分是“觉悟社”社员，要求替代被捕的人坐牢，但警察厅长杨以德不准替换。杨以德在广大群众的抗议下，4月7日，除把患重病和年纪较小的代表先行释放，然后将余下的21位代表，又移送地方检察厅。

　　最后，学生联合会聘请了几位津京著名的律师刘崇佑等向法庭起诉。控诉天津反动当局迫害爱国团体负责人，要求公开审判。地方审判厅不能不受理。律师们以“爱国无罪”为理由力争，7月17日，终于迫使将周恩来等21人释放出来，释放时，并在地方审判厅门前合影留念，这张相片就是《革命文物》1978年第2期所刊登的那幅照片。

　　天津各团体召集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这21位代表的释放，由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了100多人慰问队及九辆汽车，到地方审判厅门前迎接，并且把大红绸花和铸有“为国牺牲”的纪念章佩戴在每位代表的胸前。

　　在这五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这20多人在周恩来的发起组织下，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主要的是分组举行座谈、讲解马克思主义、交流思想和学习的心得，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

　　周恩来当时写了《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前者是记述在警察厅拘留期间坚持斗争的前前后后，全文曾经在当时天津的《新民意报》连载，后由该报辑印成书；后者根据被捕代表在狱中的日志和日记编成，由《新民意报》逐日刊登，后由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现在这两部书幸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天津五四运动宝贵的历史文献。

　　十八

　　周恩来等被释放后，于8月初发起召集一次“觉悟社”年会。

　　当时，有两个社员已经出国，一个社员在南京投考高等师范，一个社员回家省亲患病，有几个社员因家庭关系半年来退出了各项活动。

　　那次年会，14个人参加，在法租界一间小楼房里开了三天，每一个社员都谈了一年多来的思想变化和感受。

　　最后，由周恩来做了两项结论：

　　一、我们都还在青年时代，最长的只有25岁(谌志笃)，年轻的只有17岁(邓颖超)，我们都缺乏革命的知识和经验，今后应该继续求学充实我们自己；

　　二、我们应该团结各地的爱国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

　　开会的最后一天，我们14个人在鼎章照像馆合照了一张相片作为纪念，这就是现在各地方各书刊所复制的那幅相片。

　　十九

　　1920年8月16日，有11个社员到了北京，请李大钊先生约集了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几个团体于8月16日上午在陶然亭开了座谈会。除“觉悟社”的11个人外，北京方面有30几个人参加。

　　邓颖超报告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周恩来把在“觉悟社”开会时提出的关于“联合改造”的意义作了说明，获得与会者的一致支持。李大钊先生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说：“今日世界之潮流，极其显然，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其明确主义；如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统一全体意志，对外也不便采取联合行动。所以旗帜要举得更为鲜明……”并提出恳切希望，“要同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因为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当时决定由到会的每一个团体推两个代表，起草一个文件，作为今后共同行动纲领。经过几次商议，通过了一个“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提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群众中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切切实实地做点事”。

　　这次开会的经过及纪录，登载在1920年9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上。

　　二十

　　1920年下半年，有几个社员相继出国。先后有六个人勤工俭学去了法国，一个人去了美国。

　　在国内的社员，有二人于1920年冬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编印了一份《劳报》，这算是天津第一份关于工人运动的刊物，并且同唐山铁路机厂工人取得了联系。

　　1921年，经李大钊先生介绍，两个社员参加了苏俄政府中央新闻机关“华俄通讯社”，担任编译工作。

　　1923年，邓颖超、李峙山应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的邀请，由北京回到天津，在达仁女校任教。我们三个社员发起组织了一个“女星社”，借用《新民意报》副刊编辑了《女星》旬刊和一个定名为《觉邮》的不定期刊，专门登载“觉悟社”国内外社员的通信稿件。

　　“女星社”还办了一个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先后招收了50多个学员。其中有一个女学员是唐山铁路机厂一个工人的妻子，由学校供给她伙食，担任学校的一些勤杂工作，算是一种勤工俭学方式。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有三个人被介绍到天津国货售品所任店员，倡导妇女走向社会，谋求生活独立。

　　1923年5月1日，我们三个人出名约集了第一女子师范、高工、北洋、法政的20几位同学举行了一次小型的纪念会，这大概是天津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吧！

　　1923年秋，我们又出版了一个《妇女日报》。由于宣传反对直系军阀，不久被禁止发行。

　　在《女星》旬刊、《妇女日报》上都广泛地讨论了当时认为重要的各项妇女问题。

　　这也算是天津五四运动带来的一些活动。

　　二十一

　　“觉悟社”社员中，有一部分人因思想问题、人事关系退出了革命队伍，有的加入了国民党。但是综计有八个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五个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的活动对天津、唐山及华北各省的革命运动，以及党的建设培植了基础。

　　特别是马骏和郭隆真两位烈士先后于1928年、1931年分别在北京、山东被捕后，惨遭军阀杀害，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今天飘扬全国的五星红旗。

　　二十二

　　当年继“觉悟社”之后，还有以省立第一中学和中西女校的十几个同学组织的一个“新生社”。该社社员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也有一定贡献。于兰渚(即于方舟)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张太雷领导的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也有该社社员参加。

　　二十三

　　天津五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中心，团结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各个阶层，对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以猛烈反击的一次规模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概括起来，天津五四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全国青年学生中，天津学生是最先响应北京学生罢课的。

　　二、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敦促下，天津商会于6月10日响应上海商会发动的罢市，开始了大规模的罢市。这一行动对于天津“五四”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

　　三、天津、塘沽的码头工人，拒绝起卸日货。三个车站(总站、东站、西站)的铁路工人也在6月10日罢工。

　　四、许多商店店员组成的“跪哭团”，对于专事贩卖日货的奸商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打击。

　　后两件事，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反映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是因为天津日租界是日货进口的枢纽，商店店员抵制日货和工人拒绝起卸日货，使日帝受到沉重打击。

　　(197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