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孙毓麒，是1916年在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北洋大学采矿系的。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我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参加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北洋大学的校址在西沽，距市中心较远，大门上刻有“国立北洋大学堂”七个大字。实际上，校长的任免和经费的拨付均由直隶省管。教授全是美国人，只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和野外测量的助教是中国人，校长、总务长也是中国人，但他们只管行政，不管教务。功课很多，考试频繁，学生只知读书，不问政治，是一个守旧的学校。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和平大会。日本帝国主义在大会上提出要由日本继承德国人在我国胶东半岛的全部权利。北洋军阀政府有意签订这项条约。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激于爱国义愤，发动北京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游行示威，火烧了亲日汉奸曹汝霖的住宅，殴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北京学生当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这就是五四运动。

　　当时，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天津，天津的学生群情激愤，立即起来响应。天津市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九人秘密集会，讨论声援的办法。记得到会的有：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贵州人)、南开中学的马骏(吉林人)、天津美术专科学校的沙主培(天津人)，北洋大学由我代表出席。大约集会讨论了两三次，最后一次会上决定全市大中学校第二天一律罢课，表示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当时会场上气氛非常严肃紧张，在表决时，要一个一个站起来表态，大学代表在前，中学代表在后。那时我想，虽然北洋大学存在着保守势力，罢课可能有一定困难，但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为争取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拒签辱国条约，他们一定会冲破一切阻力，支持罢课的，因此我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我代表我校全体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接着，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第二个站起来表示同意，第三个轮到高等法政学校的代表时，他说：“问题太大，不能负责，不敢表态。”一时很煞风景。当时天津只有这三所高等学校。然后，南开中学的代表马骏马上站起来坚决表示罢课，会上气氛为之一变，其他几个中学、中专的代表也都表示同意罢课，终于作出了罢课的决议。全市罢课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表决后大家立即散会，赶回学校去召开学生大会进行布置动员。我回到北洋大学时，已经过了下午6时吃晚饭的时间，我也顾不上吃饭了，立即找了几位同学商量，大家都很兴奋，马上分头向各个宿舍同学进行宣传。当时我考虑，能否实行罢课，关键在于即将进行毕业考试的三年级同学，因为如果罢课不考试，他们就拿不到毕业文凭，在那时没有文凭是谋不到职业的。因此，我就先找毕业班几位平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班里有影响的同学谈心，向他们介绍了情况，请他们支持，他们也都表示支持。我又向校长赵天麟作了汇报，他不置可否。在作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就摇铃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会上，我详细报告了各校代表开会的经过情况，说明了第二天起天津市大、中学校一律罢课的决定，并说我已代表全校同学表示同意，请大家审议。这时同学们情绪激昂，一致拥护次日罢课。

　　第二天，消息传来，各校都罢课了。从此之后，我们几个代表就公开开会，不再守机密了。

　　几天后，代表们又决定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先在南开中学操场集合，然后出发游行，预定路线是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大胡同等闹市区至河北大经路省长衙门请愿，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和拒签丧权辱国条约。但游行那天，南开中学操场被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率领的北洋保安队包围，特别是出口处有几十层保安队员堵住我们，不让我们冲出去。我们以大旗为先导，大喊大叫，多次突围，保安队也徒手多次阻拦，双方相持很久。后来杨以德亲自到现场，声称奉直隶省长曹锐之命，不许游行，并要我们推举出四个代表去见曹锐。商量结果，推选马骏、谌志笃、沙主培和我四人，由杨以德前导，一行五人分乘五辆人力车，直去省长衙门。沿途看到街道两边都站着许多肘绑白带布的北洋保安队，荷枪警戒。车到海河的金刚桥时，我们发现桥已吊起，由杨以德命令放下，五辆人力车通过，后又把桥吊起。过桥后，就是河北大经路，省长衙门的大门。往前不远我们看到了在大街上站着上百位女同学，我们估计到他们是女师的学生，是来参加游行而被阻拦在这里的。因此，我们一见，马上下车，先去慰问她们，请她们暂时等候。然后我们走进省长衙门。

　　衙门很深，走道两旁，也站了很多持枪的保安队员，如临大敌。这时，杨以德不见了，由另一人引我们，走过弯弯曲曲的路，来到一间破旧的席棚间里。等了很久，省教育厅长王章祜来了，他说：“曹省长在会见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海军舰长，等一等才能见你们。”过了些时候，一个警官又把我们引到一间警官训练班的课堂内，又坐等了很长时间，由王章祜来把我们引到一间富丽堂皇的会客厅。客厅中间有一张铺着丝绒面的长桌，桌上摆着好几个高脚玻璃盘，装着点心和水果。杨以德和王章祜分坐长桌两边，我们四个人也分坐两边。曹锐穿了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帽，出来坐在长桌的一端，他装着伪善的样子，叫杨、王二人端着玻璃盘请我们吃点心和水果。我们说：“大队同学没有吃饭，我们不吃。”他说：“他们已经离开南开中学操场，在大街游行中，我叫警察发给每人两个馒头，他们都已吃饱了，你们也吃吧！”我们不信他的话，坚决不吃。他又伪善地说：“你们不吃，饿坏了身体怎么行，将来国家靠你们复兴，如果身体不好，怎能担负重任？前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在青年时哪里知道后来做这样的大事？你们任重道远，现在年轻，要保重身体，因此一定要吃，不要饿坏了身体。”我们仍没吃，并且要求他打电报给北洋政府，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他说：“我打一个电报，无非北京政府里多一张纸，没什么用处？刚才日本海军司令和总领事来看我，对天津学生游行示威提出警告，如果学生游行，扰乱秩序，他们就要开炮轰击。因此，我要求你们回去劝告同学，从明天起一律复课。”我们不理睬他的恫吓，坚持要求他打电报给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他不肯，他也再次要求我们回校负责劝告同学复课，我们也不肯。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这时，他听我们四人说话的口音，知道马骏、谌志笃和我都是外省人，只有沙主培是本地人，又最年轻。他突然用手在桌上猛拍一下，把茶杯都震破碎了，茶水四溢。王章祜慌忙站起来，连声说：“请省长息怒，请省长息怒。”曹锐指着沙说：“他们三个都是外省人，你是本地人，是我的同乡，咱们的祖宗坟墓和财产庐舍都在这里，万一闹出事来，日本海军一开炮，他们三个一走了事，我们本地人都完了，你不应跟着他们一起闹。”他指桑骂槐威胁我们。我们毅然起立，以蔑视的态度对他说：“你这套戏法对你的奴才用得着，对我们可用不上。你不拍电报，我们决不复课。北京学生一天不释放，我们一天不复课。天津地区闹出事来，由你省长负责。”正在这时，有人进来，在曹锐身边说了几句话。曹对我们说：“学生游行大队已在门外，要代表们出去。”王章祜立即站起来说：“我陪你们出去，免得外边同学们惦记。”我们半信半疑地走到大门口，果然见到大队同学已冲破重重险阻，来到省长衙门外的大街上。他们见到我们，也高声欢呼。我们四人各自奔回本校的队伍。同学们告诉我，上海不但学生罢课，而且工人罢工、商界也罢市了。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必将影响全国，我们胜利了，高兴万分。

　　我们四人又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大队就近去高等工业学校的操场集合，并推举马骏向大家报告与曹锐交涉的经过情况。马骏站在滑梯顶上，我们三人坐在滑梯中间。马骏的报告声音响亮，口齿清楚，简明扼要，情义动人，非常成功。报告后决定继续罢课。大家情绪高涨，高呼口号。记得散会时，已是暮色苍茫，电灯放光了。这天，我虽然没有吃饭，但丝毫不感觉饥饿。

　　那时全国各大城市相继罢课、罢工、罢市，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敢强令参加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坚强意志，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史的新纪元。

　　我们的罢课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暑假后才复课。斗争的胜利，使我们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

　　我们知道曹锐是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锟的弟弟。曹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因此我们原来以为曹锐也是个大老粗。在这次接触中，才知道他是个读过书的、老奸巨猾的官僚。事后，我们分析，他所以要我们派四个代表去会谈，实际上是在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群众运动面前，他们非常虚弱，想以我们为“人质”，在省长衙门里先后换了三个地方，拖延四、五个小时，妄使游行学生出于对我们四人安全有所顾虑，不致发生“越轨”行动。同我们接谈中，时而拉拢收买，时而威胁欺诈，又用要求复课来抵制我们要求他打电报，耍尽了花招。最后下不了台时，又以大队同学游行到门口来做借口，为自己解脱。这都说明他的诡计多端。

　　在这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当时南开中学的毕业生，邓颖超同志是女师的学生，都是这个运动的活动家、领导者，到处演讲宣传，常见天津报端。此外，如女师的李毅韬，北洋大学我的同班同学谌伊勋(小岑)也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他俩结婚，李早去世，谌现是国务院参事。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北洋大学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了。他们对于平时压制学生的外国教授也敢于斗争了。记得暑假，土木系一个外籍教授在和学生去北戴河实习时，无理加重学生负担。引起学生不满，起来造他的反，没有实习完毕就返回学校，不上他的课，并要求校长辞退他，全校各班学生支持土木系学生的抗议行动，实行了罢课，迫使校长赵天麟辞职。曹锐派冯熙运来当新校长。此人十分固执，到职后便停止了电和伙食，要学生写悔过书才再开学，否则不开学。但是绝大多数学生坚持斗争，不写悔过书。这样，我和其他不少同学便离开了北洋大学，转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至毕业。

　　以上是我亲自参加和知道的关于天津五四运动的片段回忆。时隔60年了，记忆不清，可能有错误之处，希知者指正。

　　(197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