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很快传到天津，立即激起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怒，各校男学生在5月7日举行了示威游行后，五四运动在天津就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

　　当时各女校的爱国青年，也都起来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但由于一时未能冲破封建枷锁，所以初期天津学生联合会没有把我们女校包括在内。那时我在女师附小读书，记得女师专修科的郭隆真首先站出来，主动联络各学级同学，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对于时局应有所表示，我们女同学也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打倒卖国贼，我们也要参加爱国活动。各学级同学听了后，都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要积极响应，于是分头召开会议，选举代表，来组织和领导同学参加运动。我记得九学级选出周敏、李锡智、徐芝；十学级选出邓颖超、王贞儒、冯梅先(冯悟我)、梁岫生、张嗣婧；十一学级有周之廉、王瑞生(王天麟)；十二学级有许广平、徐兰、吴瑞燕；十三学级有徐士义(徐颖溪)；十四学级有郝雨春、鲍凤鸣；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李峙山)，学生王文田、王静生、陈学荣和我。各学级代表会上，决定要立即联合各女中学生、教师，以至于家庭妇女。后来派出代表分头联系，中西女中选出聂玉清姊妹、严氏女中选出穆祥淑、王全、黄勋志，贞淑女中谁是代表不记得了。这些学校的代表与女师的学生代表，共同联合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内设评议、执行两部。5月25日在东门里仑敖街江苏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刘清扬和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邓颖超、郭隆真、张若茗为评议委员，郑秀清、王天麟为总务委员，王贞儒、周之廉、张嗣婧、周敏、郝雨春、王瑞生等为执行委员，并推许广平、卢(王束束)瑜、蒋云、徐兰等负责主编《醒世周刊》。

　　参加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有八九百人。其中有60多岁的老太太，也有十三四岁天真热情的小学生。会上大家情绪振奋，都表示要以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卖国政府展开不妥协的斗争。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就成为妇女救国运动的先锋队，邓颖超、郭隆真分别担任了演讲队正副队长职务，在她们领导下，在四城搭起演讲台，向人民作爱国宣传。我那时也是演讲队的成员，但不善于讲话，我就去做些准备工作，如借地方、扛板凳、看门等，帮助维持秩序，呐喊助威。演讲队以每五人为一组，设组长一人，每五组为一队，有队长一名。

　　这时的演讲内容，主要是配合爱国口号，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以及朝鲜人民所遭受的亡国痛苦等。当时喊出的爱国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拒绝凡尔赛和约”，“取消二十一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不作亡国奴”、“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等。后来又进一步宣传“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包办婚姻”、“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使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更充实，更鲜明了。

　　在初期，演讲队的女学生因受封建思想的限制，不好意思和男学生一样到街头去讲演，只是定期经常到市内各民教馆和一些公共场所去讲。后来逐渐地习惯在街头演讲了。每次演讲，听讲的人很多，当演讲员讲到慷慨激昂之处，讲的人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特别是邓颖超邓大姐，那年她才16岁，她的演说热情奔放，富于鼓动力，而且遇事不慌。如一次邓颖超带领女师的同学到郊区农村去宣传，一去就碰了钉子，人家把大门砰地一声关上，随你怎么叫门，就是不开，有的同学泄了气，埋怨说：“我们是为救国，又不是要饭的。”邓颖超却鼓励大家，要大家想办法深入群众，为群众办事，发动群众。这个办法果然灵，群众慢慢从关门到开了一点门缝，以至最后走出来听演讲了！

　　回想起来，当年演讲队走到哪里，人群就聚集在哪里，警察也挥舞着木棒跟到哪里。但是人流筑成了血肉长城，不是警察的木棒所能驱散的，总是这个角落散了，那个角落又筑起更厚的人墙。事实说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群众基础的爱国运动，是任何反动力量冲不垮的！

　　(柴寿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