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翌年元月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我国以战胜国身份由团长陆征祥，代表王正廷、顾维钧等参加和会。当和会讨论到处理德国殖民地问题时，日本代表竟要求将德国在中华民国山东省的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我国代表虽据理力争，但和会不顾我国的反对，同意日本的要求，并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节载入对德和约之中。当时北京政府昏庸无能，而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前任驻日公使，与曹经手二十一条及西原借款案)、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私通日本，有屈从签约之意图。

　　消息传出，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异常愤慨，于5月4日集会举行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愈聚愈多，终于爆发成为震动后世的五四运动。

　　这次中国青年第一次纯洁的救国爱国运动，就在北京大学学生领导下爆发，而在上海学生响应支持下展开，立刻蔓延全国各个角落。

　　1919年我就读于吴淞中国公学，学名鼎年字玉阶(中公是革命最早的学府，国父孙公和黄兴、蔡元培、于右任等前辈均是中公董事，胡适博士于中公毕业后赴美国深造，归国后曾出任母校校长)。当五四运动发生，我被推为中国公学的学生分会会长及出席上海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对这一段历史性的上海学生爱国运动曾亲身经历，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以上，我与此地的十几位上海五四学联老同志，手头上均已没有参考史料，但往事历历大致均能回忆得起来。为使世人了解上海五四学生运动真实资料，爱就所能回忆的当时经历，概略记述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5月4日晚上北京学潮的专电到达上海，先是复旦大学教授们，立刻在校园内紧急鸣钟，召集在校的全体学生，报告北京大学学生游行示威，及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与警察冲突，被捕50余学生的详细情形。当即决定连夜推派同学分赴上海各校联系报告，并请各校代表出席5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学生会筹备会议。

　　5日下午出席筹备会议的有50余所大学、中学的学校代表，会议决定各学校组织学生分会，推出代表组成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定于5月7日上午十时举行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未到会的学校由出席代表再分别通知。

　　5月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是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环球学生会举行，参加代表有80余所学校，首先通过组织规程，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分设评议、执行两部，评议部设部长一人，议定本会一应重要活动事项，交执行部执行，执行部部长由会长兼任，下设秘书室、总务部、宣传部，当场选出复旦大学代表何葆仁为会长，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代表彭昕(精一)为副会长，复旦大学代表狄侃为评议部部长，瞿宣颖为秘书室主任，我为总务部部长，潘公展为宣传部部长。大会通过通电全国各地学生，拥护支持北京学生的主张，反对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立刻罢免卖国贼，并电请北京政府立刻释放被捕学生。

　　就我与彭精一兄等记忆所及，当时参加的上海校名与代表姓名为：复旦大学的何葆仁、程学愉(天放)、余井塘、谭常恺、江一平，南洋大学的彭昕(精一)、吴长城(道一)、邵禹襄、恽震，圣约翰大学的瞿宣颖(因学潮被学校开除，立即转入复旦大学仍为该校代表)、岑复彰、马崇淦、刘云舫、刘麟生、刘凤生，同济大学的沈怡、杨继曾、周明栋，东吴法科的狄侃、何世桢、吴经熊，吴淞中国公学的李玉阶、孙锡棋(嗣转入复旦大学改名寒冰)、萧志裳，中西女塾的陈纪彝、陶月琴、俞素青、黄倩鸿，澄衷中学的端木恺(嗣入复旦大学)，圣玛丽女校的俞庆棠、欧阳雪、张继英，市北公学的潘公展，民立中学的董克仁，爱国女学的张霭贞，南洋路矿学校的姚颂馨、潘卓吾，青年会中学的张明炜，华童公学的奚玉书，育才公学的陶凤威，务本女学的张杰人、严棣，爱群女中的顾友如，沪江大学的李骏华、张维贞，民立女中的管文贞，晏玛氏女学的张佩瑛，民生女学的任钤苹，江苏第二师范学校的汤宗威、孙祖基，两江女子体操女校的陆礼华，清心女中的张玉珍，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的杜月蟾，神州女学的金素琴(振玉)，还有只记得代表姓名而想不起校名的有孙道胜、裴国雄、唐世昌、顾谊夫、蒋国珍等诸同学。

　　北京学生负责代表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姚作宾等四人亦曾由北京秘密赶到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学联会负责人密商扩大响应行动方案，旋即星夜返回北京配合联系。

　　上海学生联合会第一步行动就决定通知全市各学校全体学生，立即罢课，并通电全国学生一致行动，同时通知上海各学生分会在罢课期间每日出动宣传队在街头演说，将日本无理要求和北京政府卖国意图以及本会请求政府拒绝签订对德和约等等经过告诉同胞，并要求爱国民众积极抵制日货多用国货。

　　5月11日下午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集民众大会，扩大宣传北京学生的要求及主张，大会在军警包围如临大敌严密的监视下举行，到会群众达5万余人，对北京政府的误国极为愤慨，一致通过通电拥护北京学生的要求和主张，会后举行游行。记得当时胡适博士正在上海招待杜威博士，他也参加了游行的行列。

　　学联会自成立之日起，每天重要活动情形均经上海两家最大报纸《申报》、《新闻报》以大量篇幅报导，因是全国瞩目，同时上海全市学生罢课以后，连日在全市街头出动演说，人心更加激动。

　　大约在5月20日的上午开始，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商店均自动纷纷响应学生而打烊罢市，继而南市、闸北商店也相率关门，声势越来越大。

　　承环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热心支持，欢迎学联会在该会办公，学联会于成立之日即有办公处所。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上海美国总领事与英国总领事，态度公正，同情爱国青年，不但不理会北京政府的阻扰，而且还暗中命令公共租界巡捕房，对学联会一切活动不加干涉，并对学联会负责人予以保护，因此学联会得能安心在公共租界作为活动大本营，其中得力于学联会所聘的两位义务法律顾问美国林百克(Lambarger)及佑尼干两大律师关护之处甚多。

　　形势逼人，自5月20日罢市后的第三天起，全市工厂的工人，也接着响应商人的罢市而纷纷起而罢工，影响最大的当为全上海公共汽车和电车以及出差汽车行的所有司机，都一律奉公会决定响应罢工，使得上海全市交通形成瘫痪。

　　在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紧张压力下，北京政府颟顸无能尚不肯俯顺舆情，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更为愤激，全市商店在紧闭着铁门的店门上，均贴出“不除国贼，誓不开门”的标语。

　　在这种气氛紧张复杂的情况下，有一天上午，学联会接到确实报告：“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南市闸北所有的电厂、水厂全体工人继司机工会之后将于明天罢工。”果然如此，则全市治安将不堪设想。学联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立刻劝导全市水电工厂工人，顾全大局停止罢工。本人身为总务部部长，责无旁贷，惟当时最感困难者为交通工具，而全市出差汽车(等于台北的计程车)司机均遵公会决议全体罢工，迫不得已，乃向同乡逊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先生的四公子恩颐借得私人汽车一辆，于晚饭后由中国公学萧志驾车，赶往杨树浦电厂和水厂，与两厂工会代表恳谈，告以爱国固然重要，但须顾到全市市民生活的需要，几经努力，终于说服。继而又分赴法租界和南市、闸北三处电厂、水厂工会苦口劝告，并以公共租界电厂、水厂工会均已同意打消罢工相告，舌敝唇焦，直到天明，总算达成任务，三处工会亦均同意作罢，因而满天风云，顿告消散。

　　第二天消息传来，公共租界当局和北京政府的上海最高治安当局方面——淞沪护军使——都认为学联会这批青年深明大义，处置得当，否则全市电厂、水厂工人一经罢工，上海陷于瘫痪，治安将不堪设想。原来同情和支持我们的英国和美国总领事与公共租界治安当局面临影响他们自身的安危，势必改变对我们的态度，采取强硬干涉措施，其后果必然是学联会被迫解散，使我们这场爱国运动前功尽弃。

　　老实说：我们这群天真无邪的青年负责学生，除潘公展为市北公学教员年纪有27岁外，年龄最大者不过25岁，都是初出茅庐，未见世面，经验有限，安能担当中国历史上这样空前的救国运动的重任！我们当时深恐走错一步影响全局；幸承各方响应爱国运动的《申报》社长史量才，上海市商会会长聂云台，广东商会会长汤节之，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仕绅贾季英、沈信卿、穆藕初、及《大晚报》社长沈卓吾诸先生从旁协助，共商大计。当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最紧张的时候开始，每天晚间上述各位先生均都能抽出时间，和我们学联会负责人在《申报》社长办公室或在聂家或在黄家一起会谈研商应变办法，及今思之，当时苟无这许多位老成持重的爱国长者策划指导，其后果将不堪收拾。

　　当时北京政府对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压力越来越大，感到非常焦虑，束手无策。因为当时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频频透过上海外交特派员，向英国与美国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他们责成公共租界巡捕房，封闭学联会，驱逐负责代表的釜底抽薪办法已告失败。由于英、美总领事认为学联会在公共租界，从事纯洁的爱国活动，并没有违反民主法治国家的常轨，不便加以干涉取缔；反而由上海领事团正式向北京公使团提出书面文件，请求北京政府俯顺舆情接纳学生、商民、工人等要求，早日平息风潮，安定人心。

　　在此重要关头，上海学联会暗中游说沪、宁铁路局及沪、杭铁路局司机工会成功，两路司机工会决定于5月30日开始响应罢工。当时我们的准备是如果两路司机罢工，使从上海至南京，上海至杭州的交通断绝，如果再不能达到目的，则相继浦口至天津铁路司机立刻跟进罢工。

　　天从人愿，北京政府鉴于形势严重，群情愤激，不得不当机立断，接纳全国学生的要求，于6月10日下令将曹、陆、章三人罢免；并训令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以平公愤。

　　电讯传到上海，《申报》、《新闻报》即刻刊发号外，全市欢腾，爆竹之声不绝，满天云雾消散。学联会当夜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各学生分会，明天恢复上课，第二天全市学校开课，商店开门，工厂开工，上海全市秩序恢复正常。这个由北京学生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纯洁的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经上海学生的支持展开，而终于完成后世所谓的五四运动。

　　在此我必须坦白声明者，自上海学联会成立之日起到北京政府接受全国学生的要求这段期间止，学联会始终未与国父孙中山先生和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诸先生以及国民党在上海的其他负责人有过接触往来，全凭一腔爱国热心，绝无半点政治企图；至于共产党在民国八年根本尚无组织，更谈不到。此所以我一再强调五四学生运动是绝对的纯洁清白的原因，值得骄傲。58年以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良心上觉得非常安慰，尤其对响应学生罢课而罢市的商界和工厂罢工的工界同胞，完全信任学生的爱国行动而激发的爱国不后人的胸怀和精神，更值得钦佩。

　　上海市民对学联会的爱国运动自始至终非常热心，纷纷捐款支持，学联会为表示公开起见，于成立之初，即商请上海市总商会，上海银钱业公会及《申报》、《新闻报》派员来会共同管理财务，因此捐款越来越多，使得学联会除了支应浩大的开支外，尚有余力创办日刊，以加强宣传和联络。

　　在上海各学校恢复上课后，学联会和各学校学生分会照常活动，不过有些学校出席学联会的代表略有调整而已。本来学联会会长的任期规定为一年，由于会长何葆仁辛劳过度，坚请提前辞职，于是改选复旦代表程学愉(天放)继任会长，彭昕仍为副会长，并改选何世桢为评议部长。办公处所则由公共租界环球学生会迁至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一所租赁的民房，法租界对我学联会的态度和一切活动，比诸公共租界当局更加友好，更加方便。

　　学联会在会长程天放任期内，一面切实监督北京政府执行对巴黎和会代表的训令；一面实施抵制日货，由各学校分会出动学生宣传队，劝告商店封存日货，并请同胞随时检举，如有违反公意，一经学联会调查科查明属实，当场没收焚毁。我因毕业期近，功课繁重，遂即辞职专心读书。

　　上海的五四运动，含义深远，有学生罢课，有商民罢市，有工人罢工，可说是中国空前的全民群众运动，更不能不有记载，以供研究中国近代史者之参考。

　　子弋儿时常鼓励我把当时亲身的经历记述下来，以存信史。一直事忙，拖延下来。今年五四第58周年纪念日将到，适逢我新病初愈，心血来潮，深感责无旁贷，鼓起勇气来写此一段珍贵回忆。因思精一与我当初均身历其境，负过实际责任，知之较详，年虽都在80左右，但记忆力尚可，乃商诸于精一，承其提供我许多宝贵资料，爰秉笔直书，问心无愧，凭吾两人的追忆，可把这段历史交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