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首先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我的年龄还轻，只有19岁，正在上海市徐家汇李公祠复旦公学中学部读三年级。这时候大学部和中学部是在一起的，两部分学生合计不满400人。

　　北京发生这一伟大运动后的第二天夜里12点钟左右(据朱仲华回忆为5月6日晨)，学校里的大钟忽然敲起乱钟来了，敲个不停。全校同学在睡梦中惊醒过来，都莫名其妙。有些同学担心是厨房失火，急忙跑出房门，可是不久又跑回来了。有人问究竟为了什么事敲乱钟？他们说：“中文老师邵力子先生在那里敲钟，他叫我们来唤你们去饭厅集中，他有重要消息报告。”同学们就马上赶去饭厅，见邵老师正同大学部高年级同学谈话。我们许多同学就坐的坐、立的立，等候听邵老师报告重要消息。过了几分钟，邵老师站在一只凳子上讲话了。他的报告很长，讲了差不多3小时。不仅报告了北京传来的学生运动的种种消息，而且从中日马关条约讲起，一直讲到袁世凯阴谋称帝，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德帝国主义手里抢去了在我国山东省的种种特权讲起，一直讲到战胜国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所谓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要求归还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种种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以及取消一切帝国主义者在我国的特权，都遭到帝国主义国家毫无理由的拒绝。

　　同学们听完了邵老师的报告，极为愤怒，主张马上积极响应。接着大学部同学何葆仁站上凳子讲话，主张推举代表，一等天亮就去各大学和规模较大的中学联络，采取一致行动。另一位大学部同学朱承洵建议，在日帝国主义就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提出最后通牒的那天，就是5月7日，在老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以学生群众为基本队伍的国民大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何、朱两位同学的主张，得到全场同学的拍手赞成，接着推举了代表28人去各校联络，其他同学仍留校照常上课。

　　这一夜，邵老师和我们全体学生都没有好好睡觉，特别是邵老师通宵未睡，直到代表们出发后才回去。当时他除担任复旦国文教师以外，还担任《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和报馆经理。5月5日那天夜里，他看到了北京发来的新闻电报里有关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和怒打卖国官僚章宗祥的消息，马上把编辑部工作安排好，赶来学校作报告。

　　复旦派去各校联系的代表到达南洋公学和爱国女学等学校时，他们的学生还在抢看报纸，讨论如何响应。经过复旦学生代表的联系，大家都赞成采取一致行动，于次日上午召开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民国日报》支持上海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在第二天报上，除详细报道各校学生的活动情况以外，还在封面第一版为召开国民大会登了一条义务广告。

　　5月7日上午8点钟还没有到，复旦学生队伍已经到达老西门公共体育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有这么多人的群众大会。这次大会由复旦学生代表何葆仁担任主席，全场一致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要求严惩卖国贼、不许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日本归还青岛和撤回盘踞在胶济铁路沿线的军队、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还通过了用大会名义发出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

　　会后，我们学生队伍擎着写上“废除二十一条”、“还我山东”、“惩办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的纸旗，浩浩荡荡，出发游行，沿路高呼口号。两旁观众人山人海，拥挤非凡。这是五四运动在上海开展的第一次大示威游行。事后，据目睹当时示威游行的老年人说，他在上海住了近50年，像这次的学生示威游行，还是第一次看见。

　　5月9日是袁世凯政府承认日帝国主义所提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签字的日子，所以当时人民就称这天为“国耻纪念日”。在这一天，各学校都停课，表示不忘记这个耻辱，决心要洗刷这个耻辱。复旦和南洋公学等校同学相约赴各马路演讲并分发传单。

　　隔了两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第一任会长就是复旦大学部同学何葆仁。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重点工作就是广泛宣传抵制日货。

　　到5月中旬，北京传来消息，军阀政府日益严重地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北京中等以上学生，为反对军阀政府的无理压迫，实行罢课。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会，决定响应北京学生，实行罢课。当时复旦学生会决定分派同学去京沪杭铁路沿线各县市去宣传，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惟来去旅费须要各人自备，因而采取自愿报名由会分派的方式。我报名以后，被派去嘉兴、松江一带宣传。我和另外两位一起去的同学，带了传单和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铜版照片，乘火车去指定地点。为避免宣传品被军警没收，我们三人事先分了工，一人单独演讲，一人专门携带宣传品，一人专管分发传单和卖国贼照片，彼此暗中照顾，宣传时分开，暂不联系。宣传告一段落，去预先约好的亲友家中休息，作再次宣传的准备。前后总共出去了三次，每次都是早上出发晚上回校。各地听众都颇为动容，也有当场接口高呼“拥护学生运动”、“坚决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等口号的。

　　到6月初，北京和上海各地的军警，秉承军阀政府的意旨，对青年学生变本加厉进行迫害，不是逮捕便是殴打。上海工人和店员耳闻目睹军警的暴行，先后举行罢工来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上海各商店到6月5日也就关起门来罢市了。

　　以后，上海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罢课、罢工、罢市的全市性的三罢斗争的群众运动。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好多省份还派代表去北京请愿，终于迫使当时北京政府下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三个卖国官僚的职务。被捕的学生也都恢复了自由。

　　反帝爱国斗争得到了初步的胜利，上海商界得到店员的同意，才于6月12日开市，各工厂也相继复工，但仍继续坚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因为全国人民不许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同时在法国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的住宅，使他们不能出席签字，总算达到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目的。

　　我们复旦学生会在暑假放学前，又召开全体大会，要求留校学生和回家学生继续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秋季开学，大学部二三年级增加了一部分新同学。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圣约翰大学和东吴大学等教会学校的同学，校方对于带头搞学生运动的同学表示不满，要他们转学。复旦学生会听到这个消息，就帮助他们向本校教务处交涉，并由邵力子、叶楚伧等教师从旁协助，校长李登辉也就接受了学生会的请求，欢迎这一批学生运动的骨干转入本校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