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路径导航栏
跳转到正文内容

潘世纶:五四运动中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1日17:59   中国青年网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汇聚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提出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随即列队示威游行,火烧曹汝霖住宅,忿殴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并抓去了学生30多人。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爆发的。当晚,这个消息便传到天津,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群情忿慨,立即奋起响应。只经过一天联络,5月6日,各校学生即组成天津临时学生联合会,作出统一部署;5月7日,各校学生乘“五七”国耻纪念日机会,走上街头,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举行集会、请愿及示威游行。又经过几天酝酿,5月14日,各校学生正式组成天津学生联合会;5月25日,各校女学生接着组成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会并肩战斗,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风起云涌,蓬勃展开,并以两会为核心,各界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工人、爱国工商业者、店员及宗教界,也都组织起来了,6月18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更加轰轰烈烈,声势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斗争越来越激烈。

  正当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弃学归国,回到天津。他于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这次为赴国难回到天津,立刻投入爱国斗争。自此以后,他以出众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干,在天津的这次爱国斗争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作出非凡的贡献。

  周恩来回到天津不几天,天津学生联合会为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加强各校学生的联系,进一步唤起民众,继续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决议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作为自己的喉舌,以便通过自己的报纸,说出自己的话。

  天津学生联合会既决议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首先接受邀请承担主编的任务。1917年我同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分手后,即去南京人金陵大学;当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我也从南京赶来天津。见面之后,便被他邀为助手,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此外,他还找了几个同学,有赵光宸、胡维宪及薛撼岳担任采访等工作。

  7月12日,周恩来亲撰了一篇《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书》,在各大报纸刊出,立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其中主要提出:

  ……日本的“米骚动”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我们学生感受这种潮流……实在不能不有个觉悟……

  可是社会团体受这环境的影响同束缚,不能直接将意志表出,所以我们学生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现在演讲已经实行两个多月,报纸还没有组织。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久不算完全。所以联合会本着自动的精神……预备定期发行日刊。

  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同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一、联合会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一致始终;二、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三、联合会日刊完全是学生自动的组织;四、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五、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的进步作标准……八、新闻的记载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九、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的分析,下公允正确的批评……十一、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十二、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十四、联络各新闻报纸同各通讯社交换新闻消息……十七、代表全津学生的舆论……

  这篇旨趣书的发出,标志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即将出版,各校男女学生,无不奔走相告,兴高采烈,表示拥护;各界人士,也都热情支持,纷纷向天津学生联合会询问什么时候出版,要求订阅。

  周恩来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受到这番鼓励,更加奋勉,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为了尽快出版,三个先决问题相继得到着落:第一个是立案问题;第二个是经费问题;第三个是印刷问题。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首先要取得警察厅的立案,始准发行,而警察厅为维护反动政府的立场,当然不会轻易答应。因此,当提出申请时,警察厅主管人员便摆着官架,哼着官腔说:“我们研究研究,回去等着罢!”显然这是一种推托之词,我们则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不怕对方刁难,据理力争,不断催促,不达目的不止。办报为当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许可,警察厅没有理由公然拒绝立案,尤其是当时学生爱国运动方兴未艾,慑于群众的威力和舆论的谴责,虽仍不肯明文准许,却不能不予以默认。因此,立案问题便被搁置一边了。

  接着就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经费,还没有着落。这个问题是从两方面下手解决的:一方面由南开学校新剧团举行义务公演,全市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和对学生们壮举的同情,争先恐后踊跃购票,每场戏票几小时内便销售一空;一方面通过社会关系招揽广告,爱国厂商多愿付出高价刊登广告,借以资助。依靠这两项收入,已初步可抵开支。

  最后便是印刷问题了。因为没有自置印刷设备的条件,只有找承印的地方。当时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的哥哥在南市荣业大街开设协成印刷局,经过伉乃如从中奔走,协成印刷局愿接受承印的业务,并给以便利,特别是协成印刷局工人听到接受承印爱国报纸,无不振奋,表示全力支持,保证要多少印多少,决不延误。

  三个先决问题既都有了着落,立即转入着手发刊的工作。先在各大报上刊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预告:“本日刊的发行旨趣书已经发出,想大家当已看过。现在本日刊外面的接洽同内面的组织均将办好,所以现在择定于阳历7月21日实行出版。日刊的内容约分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大栏,每日出一大张……”

  出版预告登出后,来自各处的订报函件,就像潮水一般涌进天津学生联合会,截至出版前一日,订户即近两万。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其中不仅有学生、教员,还有工人、店员、职员以及家庭妇女等。不仅有天津的订户,还有外地甚至南方的订户。有一封订报的函件特别声明,他原来订阅别的报,现在决定退订,改订《学生联合会报》,最后并恳切要求:“务请寄来,勿负热望……”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终于以崭新的、战斗的姿态与世人见面。周恩来亲撰社论《革新、革心》作为发刊词,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响亮口号,对当时五四爱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对提高广大学生的认识和觉悟,都是一个很有力的推动。

  各校学生争先恐后承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卖报的义务。首先得到电车工人的大力支持,凡是卖报学生乘车概不要票,并都愿让学生在自己车上卖报。电车公司是比国经营的企业,比国经理知道后,大发雷霆,竟下令:“凡售票员不让卖报学生买票者,一律科以罚金。罚金数额按原票价的两倍……”电车工人群起抗议,并为此举行怠工,全市电车一律停驶,迫使比国经理只好让步,“收回成命”。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后,受到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争相抢购,不少学生都走上街头卖报,拿去100份立刻售光,经常供不应求,买报的人不胜遗憾地说:“怎么不多印呢?”因此,有很多人自动捐款要求多印,有的捐款人甚至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实在令人感奋。

  编辑部就设在南市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层里。从汇集新闻到组织文章,从排版到校对,都由周恩来主持,重要报导和言论都亲自执笔,我则担任些辅助工作,其余三人主要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每日下午四五点钟,有时三四点钟,周恩来和我就到编辑部开始工作,直至深夜一两点钟以后,才能完成编排,进行校对;有时还要讨论问题,同工人研究标题、拼版及使用标点符号,帮助工人搬运报纸,裁叠报纸,以及参加操作印刷机等,经常通宵达旦。在这些日日夜夜里,周恩来和我在同学旧谊的基础上又结下战斗的新谊。我还记得当时周恩来家住河北元纬路元吉里四号,从南市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每天工作完毕,已天将破晓,听到街头上喊出“看《学联会报》”的卖报声,始能迎着晨曦步行回家休息。睡不了多久,他便又出来继续从事学生联合会的爱国活动。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首要特点,就是密切配合了当时的爱国斗争。1919年,从7月1日起,山东学生因反对日本人在山东挑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全省人民都起来支援,声势浩大,北京政府为了镇压爱国运动,竟于7月25日宣布山东戒严,派济南镇守使皖系军阀马良为戒严司令,大捕学生。8月5日,马良又屠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领袖三人,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立即派出外勤,遄赴济南深入现场采访,及时地报道了上述血案真相,激起爱国人民的无比愤慨。8月8日,并以《速逐残害回教徒的马良,速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戒严令》为题,揭露马良镇压民众媚日卖国、充当安福派爪牙和日帝国主义鹰犬的狰狞面目,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对马良举行“国民公判”,形成强大的舆论威力,在天津进一步掀起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爱国高潮。8月23日,天津以学生为中心结成的各界代表,偕同山东代表前往北京,会同北京代表齐集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刽子手马良。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坚持斗争达三天三夜之久,8月25日终于全部被捕,押进北京警察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行外勤也遭逮捕。当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出号外,万人争购,街头喊声一片:“看学联会报号外,政府决心与民为敌,请愿代表全部逮捕!”像战斗号角,召唤人们起来继续斗争。跟着天津人民积极组织力量,投入战斗,26日,派出第二批代表,27日派出第三批代表,28日,派出第四批代表,相继赶至北京,向反动政府展开猛烈进攻。这期间,周恩来除在天津与各界领导人共同商讨行动计划,指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密配合斗争外,还亲自赶到北京,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反动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被迫于8月30日后分批释放被捕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又及时地发出号外,详尽报道,使这一胜利的喜讯传遍大街小巷,有力地推动着五四爱国运动在天津继续发展。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另一特点,就是始终坚持抨击反动政府。当时反动政府由安福派当权,安福派后来习称安福系,是由以安福俱乐部为中心一群投靠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设在北京,初在安福胡同,后迁太平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针对北京反动政府出卖国家权益、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向安福派开火。如8月6日,发表了《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等等。怎样推倒安福派呢?8月9日,接着发表了《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集中指出:“天天打电话,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是推不倒安福派的”、“‘捉贼同贼窝里人讲话’,一定不能达到目的”、“安福派依然稳固在北京太平湖,安福派的人依然‘到处横行’”。究竟应该用什么办法去讨呢?“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发动力,第一是学生应当鼓动各种分子快快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同业公会,尤其要紧;第二是男女学生天天出外演讲内政外交的黑暗,国人当求根本的改造;第三是公民大会,应当看着时机聚会,好让国人对于国事知道真相。”并且要“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同时还要全国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推倒安福派及其所依仗的首领、请来的外力——帝国主义势力。

  正因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号召学生和各界同胞采取罢课、罢工、罢市、示威游行等各种有效方式,积极参加爱国斗争,无情揭露敌人阴谋,反动当局自然视为洪水猛兽,万分恐惧。当时,北京政府便如此咨请直隶省长曹锐:“兹查阅8月25日、28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载有让各省速派各界公民代表来京请愿及做群众运动的事,罢工、罢市、不纳税、不当兵;又载有联合会致各处电文,望全国一致,互做声援等语。核其文字语意,实于公共秩序安宁显有妨害,应请查照本部通咨转饬警察厅,依法处理。”9月21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据此便以武力威胁协成印刷局不准继续承印,并以尚未经正式核准立案为理由,强制停刊。

  当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迫发出号外,宣布暂时休刊,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10月7日终于复刊,并登出《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称:“在本报休刊的号外上,已经说过,本报是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的,又岂能因为杨以德干涉印刷局,因为杨以德不予立案,我们就不去同他奋斗。我们办事是秉着良心去做,光明正大,没有一点退缩的。现在学生的奋斗是一天急似一天,我们靠着传布消息的会报,是断断不能再噤若寒蝉的歇着不去尽他的责任。”同时毫不畏惧地表示:“杨以德看我们做‘眼中钉’,看见我们的形影又在社会上飞走,不知又有什么鬼计,来阻止我们,总之我们必定拿我们的全力,去同他奋斗。他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我们必定想法尽我们的责任。”复刊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由日出一大张改三日出一张半,然而战斗性却更强了,它明确提出:“集世界大事,作为系统的记载,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义的国家范围。”因而在组织稿件上,重视选择“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

  当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共出一百几十号,第一百号还出版了一个专号——“奋斗号”,每日行销多到两万份以上,不仅在天津畅销,而且在外地,如北京、上海、南京的销路也不小,经常供不应求。北京《晨报》曾给以极高评价,寄以热情期待,并大力支持供应稿件。南京出版的《少年世界》还发表过专论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办得很有价值”,在天津“有这种新曙光,令人十分快乐。记者敢希望把这种光照遍了全中国各处,群起效法……”上海出版的《新人》也发表过长文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办得“很有精神”,“更为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1979年1月)


Powered By Google
不支持Flash

新浪简介About Sina广告服务联系我们招聘信息网站律师SINA English会员注册产品答疑┊Copyright © 1996-2009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