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汇聚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提出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随即列队示威游行，火烧曹汝霖住宅，忿殴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并抓去了学生30多人。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爆发的。当晚，这个消息便传到天津，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群情忿慨，立即奋起响应。只经过一天联络，5月6日，各校学生即组成天津临时学生联合会，作出统一部署；5月7日，各校学生乘“五七”国耻纪念日机会，走上街头，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举行集会、请愿及示威游行。又经过几天酝酿，5月14日，各校学生正式组成天津学生联合会；5月25日，各校女学生接着组成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会并肩战斗，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风起云涌，蓬勃展开，并以两会为核心，各界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工人、爱国工商业者、店员及宗教界，也都组织起来了，6月18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更加轰轰烈烈，声势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斗争越来越激烈。

　　正当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弃学归国，回到天津。他于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这次为赴国难回到天津，立刻投入爱国斗争。自此以后，他以出众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干，在天津的这次爱国斗争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作出非凡的贡献。

　　周恩来回到天津不几天，天津学生联合会为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加强各校学生的联系，进一步唤起民众，继续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决议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作为自己的喉舌，以便通过自己的报纸，说出自己的话。

　　天津学生联合会既决议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首先接受邀请承担主编的任务。1917年我同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分手后，即去南京人金陵大学；当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我也从南京赶来天津。见面之后，便被他邀为助手，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此外，他还找了几个同学，有赵光宸、胡维宪及薛撼岳担任采访等工作。

　　7月12日，周恩来亲撰了一篇《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书》，在各大报纸刊出，立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其中主要提出：

　　……日本的“米骚动”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我们学生感受这种潮流……实在不能不有个觉悟……

　　可是社会团体受这环境的影响同束缚，不能直接将意志表出，所以我们学生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现在演讲已经实行两个多月，报纸还没有组织。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久不算完全。所以联合会本着自动的精神……预备定期发行日刊。

　　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同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一、联合会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一致始终；二、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三、联合会日刊完全是学生自动的组织；四、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五、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的进步作标准……八、新闻的记载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九、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的分析，下公允正确的批评……十一、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十二、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十四、联络各新闻报纸同各通讯社交换新闻消息……十七、代表全津学生的舆论……

　　这篇旨趣书的发出，标志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即将出版，各校男女学生，无不奔走相告，兴高采烈，表示拥护；各界人士，也都热情支持，纷纷向天津学生联合会询问什么时候出版，要求订阅。

　　周恩来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受到这番鼓励，更加奋勉，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为了尽快出版，三个先决问题相继得到着落：第一个是立案问题；第二个是经费问题；第三个是印刷问题。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首先要取得警察厅的立案，始准发行，而警察厅为维护反动政府的立场，当然不会轻易答应。因此，当提出申请时，警察厅主管人员便摆着官架，哼着官腔说：“我们研究研究，回去等着罢！”显然这是一种推托之词，我们则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不怕对方刁难，据理力争，不断催促，不达目的不止。办报为当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许可，警察厅没有理由公然拒绝立案，尤其是当时学生爱国运动方兴未艾，慑于群众的威力和舆论的谴责，虽仍不肯明文准许，却不能不予以默认。因此，立案问题便被搁置一边了。

　　接着就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经费，还没有着落。这个问题是从两方面下手解决的：一方面由南开学校新剧团举行义务公演，全市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和对学生们壮举的同情，争先恐后踊跃购票，每场戏票几小时内便销售一空；一方面通过社会关系招揽广告，爱国厂商多愿付出高价刊登广告，借以资助。依靠这两项收入，已初步可抵开支。

　　最后便是印刷问题了。因为没有自置印刷设备的条件，只有找承印的地方。当时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的哥哥在南市荣业大街开设协成印刷局，经过伉乃如从中奔走，协成印刷局愿接受承印的业务，并给以便利，特别是协成印刷局工人听到接受承印爱国报纸，无不振奋，表示全力支持，保证要多少印多少，决不延误。

　　三个先决问题既都有了着落，立即转入着手发刊的工作。先在各大报上刊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预告：“本日刊的发行旨趣书已经发出，想大家当已看过。现在本日刊外面的接洽同内面的组织均将办好，所以现在择定于阳历7月21日实行出版。日刊的内容约分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大栏，每日出一大张……”

　　出版预告登出后，来自各处的订报函件，就像潮水一般涌进天津学生联合会，截至出版前一日，订户即近两万。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其中不仅有学生、教员，还有工人、店员、职员以及家庭妇女等。不仅有天津的订户，还有外地甚至南方的订户。有一封订报的函件特别声明，他原来订阅别的报，现在决定退订，改订《学生联合会报》，最后并恳切要求：“务请寄来，勿负热望……”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终于以崭新的、战斗的姿态与世人见面。周恩来亲撰社论《革新、革心》作为发刊词，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响亮口号，对当时五四爱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对提高广大学生的认识和觉悟，都是一个很有力的推动。

　　各校学生争先恐后承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卖报的义务。首先得到电车工人的大力支持，凡是卖报学生乘车概不要票，并都愿让学生在自己车上卖报。电车公司是比国经营的企业，比国经理知道后，大发雷霆，竟下令：“凡售票员不让卖报学生买票者，一律科以罚金。罚金数额按原票价的两倍……”电车工人群起抗议，并为此举行怠工，全市电车一律停驶，迫使比国经理只好让步，“收回成命”。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后，受到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争相抢购，不少学生都走上街头卖报，拿去100份立刻售光，经常供不应求，买报的人不胜遗憾地说：“怎么不多印呢？”因此，有很多人自动捐款要求多印，有的捐款人甚至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实在令人感奋。

　　编辑部就设在南市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层里。从汇集新闻到组织文章，从排版到校对，都由周恩来主持，重要报导和言论都亲自执笔，我则担任些辅助工作，其余三人主要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每日下午四五点钟，有时三四点钟，周恩来和我就到编辑部开始工作，直至深夜一两点钟以后，才能完成编排，进行校对；有时还要讨论问题，同工人研究标题、拼版及使用标点符号，帮助工人搬运报纸，裁叠报纸，以及参加操作印刷机等，经常通宵达旦。在这些日日夜夜里，周恩来和我在同学旧谊的基础上又结下战斗的新谊。我还记得当时周恩来家住河北元纬路元吉里四号，从南市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每天工作完毕，已天将破晓，听到街头上喊出“看《学联会报》”的卖报声，始能迎着晨曦步行回家休息。睡不了多久，他便又出来继续从事学生联合会的爱国活动。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首要特点，就是密切配合了当时的爱国斗争。1919年，从7月1日起，山东学生因反对日本人在山东挑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全省人民都起来支援，声势浩大，北京政府为了镇压爱国运动，竟于7月25日宣布山东戒严，派济南镇守使皖系军阀马良为戒严司令，大捕学生。8月5日，马良又屠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领袖三人，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立即派出外勤，遄赴济南深入现场采访，及时地报道了上述血案真相，激起爱国人民的无比愤慨。8月8日，并以《速逐残害回教徒的马良，速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戒严令》为题，揭露马良镇压民众媚日卖国、充当安福派爪牙和日帝国主义鹰犬的狰狞面目，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对马良举行“国民公判”，形成强大的舆论威力，在天津进一步掀起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爱国高潮。8月23日，天津以学生为中心结成的各界代表，偕同山东代表前往北京，会同北京代表齐集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刽子手马良。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坚持斗争达三天三夜之久，8月25日终于全部被捕，押进北京警察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行外勤也遭逮捕。当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出号外，万人争购，街头喊声一片：“看学联会报号外，政府决心与民为敌，请愿代表全部逮捕！”像战斗号角，召唤人们起来继续斗争。跟着天津人民积极组织力量，投入战斗，26日，派出第二批代表，27日派出第三批代表，28日，派出第四批代表，相继赶至北京，向反动政府展开猛烈进攻。这期间，周恩来除在天津与各界领导人共同商讨行动计划，指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密配合斗争外，还亲自赶到北京，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反动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被迫于8月30日后分批释放被捕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又及时地发出号外，详尽报道，使这一胜利的喜讯传遍大街小巷，有力地推动着五四爱国运动在天津继续发展。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另一特点，就是始终坚持抨击反动政府。当时反动政府由安福派当权，安福派后来习称安福系，是由以安福俱乐部为中心一群投靠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设在北京，初在安福胡同，后迁太平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针对北京反动政府出卖国家权益、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向安福派开火。如8月6日，发表了《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等等。怎样推倒安福派呢？8月9日，接着发表了《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集中指出：“天天打电话，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是推不倒安福派的”、“‘捉贼同贼窝里人讲话’，一定不能达到目的”、“安福派依然稳固在北京太平湖，安福派的人依然‘到处横行’”。究竟应该用什么办法去讨呢？“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发动力，第一是学生应当鼓动各种分子快快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同业公会，尤其要紧；第二是男女学生天天出外演讲内政外交的黑暗，国人当求根本的改造；第三是公民大会，应当看着时机聚会，好让国人对于国事知道真相。”并且要“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同时还要全国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推倒安福派及其所依仗的首领、请来的外力——帝国主义势力。

　　正因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号召学生和各界同胞采取罢课、罢工、罢市、示威游行等各种有效方式，积极参加爱国斗争，无情揭露敌人阴谋，反动当局自然视为洪水猛兽，万分恐惧。当时，北京政府便如此咨请直隶省长曹锐：“兹查阅8月25日、28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载有让各省速派各界公民代表来京请愿及做群众运动的事，罢工、罢市、不纳税、不当兵；又载有联合会致各处电文，望全国一致，互做声援等语。核其文字语意，实于公共秩序安宁显有妨害，应请查照本部通咨转饬警察厅，依法处理。”9月21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据此便以武力威胁协成印刷局不准继续承印，并以尚未经正式核准立案为理由，强制停刊。

　　当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迫发出号外，宣布暂时休刊，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10月7日终于复刊，并登出《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称：“在本报休刊的号外上，已经说过，本报是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的，又岂能因为杨以德干涉印刷局，因为杨以德不予立案，我们就不去同他奋斗。我们办事是秉着良心去做，光明正大，没有一点退缩的。现在学生的奋斗是一天急似一天，我们靠着传布消息的会报，是断断不能再噤若寒蝉的歇着不去尽他的责任。”同时毫不畏惧地表示：“杨以德看我们做‘眼中钉’，看见我们的形影又在社会上飞走，不知又有什么鬼计，来阻止我们，总之我们必定拿我们的全力，去同他奋斗。他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我们必定想法尽我们的责任。”复刊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由日出一大张改三日出一张半，然而战斗性却更强了，它明确提出：“集世界大事，作为系统的记载，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义的国家范围。”因而在组织稿件上，重视选择“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

　　当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共出一百几十号，第一百号还出版了一个专号——“奋斗号”，每日行销多到两万份以上，不仅在天津畅销，而且在外地，如北京、上海、南京的销路也不小，经常供不应求。北京《晨报》曾给以极高评价，寄以热情期待，并大力支持供应稿件。南京出版的《少年世界》还发表过专论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办得很有价值”，在天津“有这种新曙光，令人十分快乐。记者敢希望把这种光照遍了全中国各处，群起效法……”上海出版的《新人》也发表过长文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办得“很有精神”，“更为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197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