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成都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双月刊载匡珊吉君的一篇文章，谈到成都当时的进步刊物，据云：当时四川青年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异常活跃，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影响较大的刊物有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李劼人等于1919年7月创刊的《星期日》；四川省学生联合会于1920 年初创办的《四川学生潮》；外国语专门学校讲演会于1920 年初创办的《威克烈》；袁诗荛和巴金等人于1920 年创办的《半月刊》等。这些刊物在冲击封建的礼教道德和制度，激励青年努力奋斗，勇敢地同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方面，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以上所引的匡君谈五四时代成都进步刊物的概况和评价，大致与当时的实况相合，但我是《半月刊》中的人，觉得匡君说得太简单了，应该补充一下。我现在谈谈半月的主要人物以及他的一切内容与后来所遭受的摧残，《半月刊》主要人物只有九人，就是吴先忧、袁诗荛、李芾甘(巴金)、何又涵、刘砚僧、来希宗、舒君实、张拾遗、沈若仙。又有两位女同志就是陈竹影与秦德君。都是当时反封建的小将。竹影曾为《半月刊》写文章，可能也是加入为社员的。当时我们九个人轮流担任编辑并撰文，送报经常是何又涵同志，经费是各人节省下的零用钱。办报的宗旨是提倡“无政府主义”，行动是反政府、反家庭、反一切封建势力，具体事实是倡议男女同校及女子剪发。宣传方面是另设无政府主义的书报流通处。记得有《告少年》、《去士兵》、《极乐地》、《昧爽轩一夕谈》、等刊物。并由吴先忧同志办世界语讲习班，后来被当时的军阀刘成勋(禹九)所查封，认为我们是煽动军队造反。同时，也把我们的书报流通处查封，刊物也没收了。在这里我要将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动机说一下。先谈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就全国看，是北洋军阀执政，政治腐败，对外投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求荣；对内反对一切进步思想，提倡封建礼教，镇压学生运动。就四川来看，是地方军阀反动党团执政与所谓“中央政府”一脉相通，互相勾结，开历史倒车，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我们是一批青少年，即接受了传统文化，同时，也感染了外来思想。一种朴素的爱国心，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怎么能不反对？对军阀政府怎么能不愤恨？至于说到家庭都是腐败透顶，以礼教吃人，我们目睹耳闻，又怎能不想改造革新呢？所以我们的向往无政府主义，在那时是有反封建的内容的。那时，这一学说是同马克思主义同时输入的新东西。我们也研究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理论，结合我们家庭和社会的实况，做出我们从事运动的计划。我当时曾向社友建议，想把“无政府主义”这一词改为“无治主义”，理由是只说无政府是狭隘的，不能包括全义，无治者，旨在不但不要政府也不要国家，人人自治，反对人治、法治，认为这样社会就会安全了。我们这些想法确是太天真了，太简单了，我后来读了列宁《法兰西内战》以及《斯大林全集》等书，才知道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当时吴先忧对我说：要消除国家首先就要推行“世界语”，国家尊严的标志，即在各有语文，所以我们提倡世界语，也是旨在打破国界，既无国家，哪有政府，甚至我们还想彻底破坏家庭，既不认祖宗，也不必用什么姓氏，最好每人取一笔名好了，这个想法很简单，但是都无法办到。后来袁诗荛觉得这个主义大有问题，行不通，所以他终于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大道。我在《半月刊》上发表了一些论文，记得有一篇叫《死的问题》，是想先打破生死关，但我回忆这篇内容，谈到一些有关生死问题的哲理，引了许多古籍，还是经院哲学的一套，可见当时大家的想法是既有“民主与科学”的共同认识，也存在“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与信心，但是局限于时代和个人水平，都有一些“先人为主”的东西，并不十分成熟。我的结论是：在当时，《半月刊》确是进步的刊物，但在今日看，还是幼稚，有些说法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我国传统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