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族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是国立北京大学，一群光芒四射、卓识远见的教授在一九一五年的混乱局势中，提出了“新文化”与“新思潮”的口号。后来，外国人把这项新运动称为“文艺复兴”。

　　为一般人所称的“新思潮”--它不久就影响了朱德和他几位朋友的生活--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以后，势力大有增长。它的口号是民主和近代科学。它主张向中国文化中的一切封建东西，包括儒教、旧“文理”(即生硬的古文)，进行挑战。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象中国新文艺运动这样，在极端混乱的政治情况中出现了知识和思想上的剧烈变化。

　　朱将军谈到此事，声音和态度交织着沉思和骄傲。他骄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永不休止的努力，具有永不屈服的勇气；但是想到了蔡锷年仅三十四岁便要撒手尘寰，而不能够亲身参加就要声震全国的伟大革命，对于这一悲剧又似乎充满了悲痛。

　　“新思潮”只有外围的涟漪和他发生了关系。那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并且是他的参议的孙炳文，介绍了一本新杂志--《新青年》，编辑人之一就是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及后来的总书记。在朱德还习用文言文时，这本杂志正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文体，直到很久以后，他开始想改用语体文时，才看这本杂志。他回顾“新思潮”提倡群众教育、民主和自然科学的呼声时的心情，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而终于失之交臂一样。他听说，易卜生的《傀儡之家》和其他戏剧在遥远的华北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是他附注了一句，正经姑娘还不能在中国的舞台上出现，《傀儡之家》中的娜拉只有由年青的男学生来担任，为近代中国女性铺平了道路。

　　他还想起孙炳文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伏在蔡锷的病躯旁的情况，孙炳文热诚地谈起“新思潮”，而他自己也鼓励蔡锷，述说当年选举的国会已经在北京开会，取消儒教为国教，并且宣布决心要求总统、内阁以及其他各地官吏都要向国会负责，以防再有新独裁者出现。他对那垂死的人保证，情形并不太坏。中国的青年一定会阻止历史重演。蔡铐似乎并没有失去他的敏锐思想，依然低声嘱咐说，段棋瑞与袁世凯并无不同之处，而他的暗影已经在各地伸张了。

　　终于到了蔡锷启程的那一天，朱德和孙炳文和其他军官们在码头送行，心情沉重，直看到蔡锷的船消失在长江的浓雾里，朱德嗒然若失，孙炳文劝了好久。……

　　五四运动又名一九一九年学生运动，北京学生和教授领导大示威，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中国，抗议巴黎和平会议出卖中国，反对协约国把前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给日本。这个运动是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如同森林之火一样卷遍中国，反对日货运动立即展开了，把一切爱国分子都吸收在内。那时，沪州的第一个学习小组在朱德家里组织起来，并且变成了附近地区的先知先觉者的开会场所。大家读了书籍、杂志便议论纷纷，还开会讨论在全世界流行的新思想。

　　“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强大”，朱将军说明，“可是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的生活很象西方知识分子，有时举行餐会--在星期天晚上，然后打打麻雀牌，男人和女人以社会平等的地位来往。男人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她们生来第一次学会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当然，旧封建势力把我们说成放荡不羁；其实我们都是最规矩的。妇女的解放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个方面。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的平等则是其他方面，再有就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类的社会理论了。全中国都在谈论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并不是人人都清楚自己讲的是什么。我们在沪州的学习小组也不能想象到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是杂志里的文章，还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的什役、苦力和盐工。更增加混乱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作家都是高级教授、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最影响我们学习小组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全国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

　　…………

　　朱将军谈到在四川那几年时，屡次提到他自己和护军，自认是在华南时起时落的孙中山共和政府的一只膀臂。在那时期，朱德在政治上表现出一个分裂的性格，外表上是卷入军人混战中的一员。但在内心上自认是五四运动的追随者，在家中的学习小组上继续讨论新思想。

　　“我们讨论又讨论，可是得不到结论，”朱将军说道。“我听说中国有几个地方组织了工人团体--中国工会运动的萌芽，可是四川还没有。早在一九一九年，也有几个地方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就是在一九二○年从这些小组中产生的，可是我当时还毫无所知，手里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只有杂志上的普通文章。我们连一份《共产党宣言》都没有，那是最先翻译成中文的文献”。

　　虽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和他的同志们却为红军打败ぢ皇军阀的军队、打败入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而深深感动。为什么俄国革命者能够打败那样强大的军队，甚至西方国家的军队，建立起自己的政府，而中国人就失败了呢？他的朋友孙炳文和他屡次讨论这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一定有基本的错误。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中国人如果拒绝出卖自己，外国列强就无法腐化任何中国人。他们也谈到护军本身，里面有些军官与北洋军阀并无二样。孙炳文曾一再表示，愿意放弃这个摊子，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朱德则表示怎样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持它们的独立。

　　…………

　　在启程赴欧之前，朱将军曾经决意做到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他在沿江而下赴上海的路上决定的。他生平有一个习惯，在行动之前，必有详细计划。

　　第一，他要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治疗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就为失眠所折磨了。

　　第二，他要看看沿海地区和北方的情形，因为全国各地他只见过华西和西南，多少有些乡气。几个大都市的名字，例如南京、上海和北京，时常和他接触，而他只能够猜想它们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基地，可是华西盛传这是一座建筑在近代科学上的都市，无异一座摇钱树。

　　第三，他希望现在北京一家报馆工作的老友孙炳文，能够为他介绍五四运动的各位领袖，介绍与孙炳文在日本一起工作多年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民族革命领袖。在这些人里面，他希望见到陈独秀，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

　　船到上海，朱将军立刻乘人力车到法国医院，说明自己夜晚不能安眠，问他们能治吗？

　　法国人对于朱将军各项计划的影响，就在他十五年后对我叙述他的一生时，他似乎仍是不自知的。他把存款转到巴黎的银行。他到了上海就找到法国医院的地址，不久，又到法国轮船公司订了两张九月初开往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号轮船三等船票。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则是他的朋友孙炳文的，他在没有到上海之前就给孙炳文写了信。孙炳文要他订好船票就到北京去。

　　一星期后，朱德出院，在一位旧同盟会的朋友处又住了一个星期，观光全市--对于这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事，他过去可听得太多了。

　　还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他有条不紊地页页读通。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充满了有关新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从这些报道里，他决定加入共产党。它的主义到底如何，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极为清楚：外国帝国主义者使用出他们的最恶毒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中国的外国敌人认为威胁了他们，那就是朱德所需要的党。

　　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刚好在朱德到上海的前一年。它当时还较薄弱，乃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帝。它的领袖大部分是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是一个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并且是刚刚对帝国主义获得巨大胜利的新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这次胜利，是中国历史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胜利，激动了全国。

　　“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朱将军说，“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从来不局限在经济要求上。当然，它也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给予人的待遇而斗争，可是它还有政治出发点。它还针对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因为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朱将军到上海前一个月，铁路工人--中国工人运动之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选举出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立即开始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它还发表了一项历史性声明，反对成立行会，要求成立产业工会，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时，尊重工人的人权和教育机会，要求禁止各工厂鞭打或用其他酷刑对待工人。

　　朱将军着重指出，在外国和中国工厂里，领班手持皮鞭在工厂里走来走去，遇有工作太慢和精疲力尽在机器旁边打瞌睡的人，便是一顿抽打，这并不是少见的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打杀工人的事也屡见不鲜。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甚至还多，工资少得可怜，工人拿这种工资过活，在一家工厂做工，只能活两三年。宿舍又黑又脏，只象个兔笼，不知潜伏着多少病菌。从那时直到朱将军和我在一九三七年谈话时，工人始终没有获得保障。

　　“单是因为外国人和中国人从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压榨出大量财富，以致牺牲了多少条人命，这是无法统计的，”朱将军说：“直到现在，上海每天还有收尸车在全市行驶，收葬街头上的死尸。上海每年大概有三万到五万这样的路尸，收殓起来掩埋在乱葬岗子里。还有另外几千人是由亲友们料理了后事。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算进去，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年老力衰被工厂解雇，叫他们回乡去等死。”

　　朱将军开始出发探查上海--这个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的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女人和幼小儿童在那里为了浅浅的一碗饭而辛苦工作。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稚龄儿童好象奴工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全部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座“少数人穷奢极欲、贫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经手修建起来的，“好象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身体又瘦又瘪。”

　　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他自己绝望地说。不过他在内地听说，南洋的英属和荷属殖民地并不如此。到处有许多传说，说华侨在南洋大发其财。至于西方国家，他以为那一定是近代科学的天堂了。

　　“有一件事我敢确定，”朱将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么惨。”

　　他在踏遍上海--以及南京和北京的--街道时，满腹不快都由白日幻梦发泄出来。在他看见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的时候，或看见男人、女人和稚龄童子象一条黑暗的大河从工厂里倾流出来的时候，在他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的时候，一支幻影军队便立刻在他身后出现，随着他参加作战。这支军队声势浩大地向前走去，打死打杀幻影中的外国人，或者干脆把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在海里。

　　回忆起这种荒诞的想法，使他显得很忧郁。他不象一般人，谈起白日梦来，并没有什么犹豫。他这样解释说：

　　“我大概是因为做军人做得太久，思想也只能按照军事情况来活动。”

　　离开上海，他的探查活动发展到南京。他参观了明太祖陵，这位也是姓朱的农民，曾组织一支强大军队，推翻了异族蒙古朝廷。跟着他到达北京，老朋友孙炳文辞了职，陪他观光全城，并且旅行绥远省，然后回到北京，回到上海。

　　北京政府，他轻蔑地评道，不过是一个“掩盖在封建主义浓厚气味下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薰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善价而沽。”

　　孙炳文为他介绍了几群学生，学生们趁着暑假闲暇留在城里为工人教夜校，其余的人则下乡教农民去了。他曾希望会见共产党各领袖，可是都不在。党总书记陈独秀则在上海。

　　回到上海后，两个人和孙中山先生谈了一个早晨，当时孙先生和夫人同住在法租界寓所。一同去的人，有金汉鼎将军，朱德从云南逃出来时，他是同伴之一。

　　朱将军怀着极为感动的情绪，回想与这位伟大的民族领导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见。那时，五十六岁的孙先生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度过了三十七年，动作依然迅捷有力。虽然挫败接连着挫败而来，他对于未来仍然极为乐观。

　　“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将军说。“虽然被自己的部下出卖，离开广东，却还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为此想借助于现在广西省的云南军，要求我们帮助。他要求我们重回滇军，进行整编。他还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金汉鼎当场答应下来，孙炳文和我则拒绝了。”

　　“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说明拒绝的原因。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和国民党员们动辄与军阀们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这种战术每次的结果，都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再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松鼠笼子里已经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成了功。俄国人的革命之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接触中国国事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孙先生对于共产党没有任何偏见，可是问我们，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我们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而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我们还提醒他，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他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帮助和承认他的敌人。可是他自革命运动以来，多年来始终渴望美国援助。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谈到正在重订国民党的政策，但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新政策是什么。直到两年后，政策才明朗起来，他随即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和苏联的合作”。

　　和孙中山这次会谈之后，三个人又拜访了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这次会面的时间短而又短。朱将军毅然用这两句话否定了胡汉民：“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

　　随后访问的是汪精卫，那时他作为知识分子领袖，声名很高，在国民党的地位据说仅次于孙中山。怀着素来尊敬知识分子之心，朱德在访问他时一定恭敬之至，可是回顾一下这次会面后的十五年，汪精卫的毫无个性、反复无常的表现，使他对这个人只有鄙视。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他不是想不起来就是不愿去想了。

　　就是不从政治考虑，朱德也不愿把汪精卫看作人。从头顶到脚尖充满了丈夫气的朱德，对于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也不象的人物是毫无好感的。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他坦白表示不满。“他呶起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顽固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表情，很象个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太太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很有几个钱。他是个穷光蛋。她控制了钱，通过钱，也就控制了汪精卫。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次一个见面的是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朱德对于共产党抱有很大的期望。陈独秀这时大约四十岁，面色黧黑，有些麻子，住在公共租界旁边闸北区的一间简陋小屋中。他就在这间房屋内指挥共产党进行组织地下工会的工作。

　　对这次会面的追忆，显然引起朱德内心的很大矛盾，他对此也不愿多说。近年来关于陈独秀的斗争也许能够解释这一情况，虽然这仅是部分原因。朱德去会面时，心中原以为只要一提出申请加入共产党，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子，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陈独秀冷静而沉着地观察来客，特别注意这位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刹那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位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讷讷难言，过去曾缠绕他的绝望情绪突然又向全身袭来。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象朱德这样的人，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

　　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叩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将军沉痛地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里，另一只脚却在新秩序中找不到立脚的地方。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一天都找我要钱，绝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一天都包围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他的朋友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期望寄托在外国土地上，去寻找这些国家解放的秘密。

　　提到坐船出洋路经南洋到马赛，以及后来在法国和德国的旅行，朱将军的叙述一点也没有仅止于观光的感觉。他与我对面而坐，低垂着头，把两只紧握的手摆在我们中间的小桌上，不时忘却了谈话时的环境。回忆起狂涛大浪，无边无际的海洋，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安和凄凉。

　　首先来到南洋各港口。南洋是千万华侨移民来此寻找生活的地方，他们在矿里、大种植园里工作，或是在溽暑天气下干起白人甚至当地人民都不愿做的苦工。这是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过去他曾以为是小型天堂。

　　他和同伴抢先登陆，过了几小时，在混乱绝望中回到船上。这些地方乃是半中国化的地方，可是与上海一样，他的同胞和当地人民在他们手建起来的摩天大楼、皇宫式住宅和巨大桥梁的阴影下，过得又穷困、又污浊。

　　过此以后便看不到中国人了，孤独感咬啮着他的心灵。印度黑暗而浮肿，赢瘦的身体只剩下一双大眼闪烁着受苦受难的神色，宫殿耸立在峰峦上，贫民窟横摆在暗黑小巷旁。跟着看到了非洲的黑人，赤裸着身体，为他们的主人肩负起无限重荷。埃及象是一具眼睛生脓的骸骨，其背景却是冷酷、高傲的奢华。

　　朱德的声音显得低沉而渺茫：

　　“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苦难的黑暗世界。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之中的一个。人民的贫穷和被压迫问题到处都是一样。在法国登陆以后，我发现欧洲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近代科学的天堂。法国工人固然比中国人穿得好、吃得好，却也喘不过气来。而法国政府不过是官僚们讲价、买卖的市场。我们在法国街头从早走到晚，也参观过欧洲大战的战场。法国是战胜国之一，可是每个人都在谈战争的灾祸，四肢残废的伤兵、寡妇和孤儿在过去光辉的照耀下，更显得孑然无靠。

　　“为瓜分世界的欧洲大战，一下子打垮了三个王朝；就算是战胜国，也一样元气大伤；然而，那时候我还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

　　两人找到一位中国商人家里住下来，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朱德连忙向主人打探。这批学生的主要组织者听说是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这就是后来与同志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和李富春夫人蔡畅回国创造中国历史的那位人物。居停主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一批人，可是另外的人说出周恩来在德国的地址，他到德国组织另外的支部去了。

　　两个人搭火车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到达柏林，立即奔向周恩来的住处。这个人会不会象同胞手足一样亲切招待呢？会不会疑虑丛生、详细调查他们在军阀时代的履历呢？朱德记起自己的年龄，他已三十六岁，青春象一路鸣叫的雕鹰一样，早已一闪而逝，只为他留下衰老和失意。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修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双眼闪着光辉，面庞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漂亮。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周恩来举止文静，详思熟虑，在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就端正地站在这位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声调，说明自己身份和过去，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新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只要是不重新回到旧生活--那已经在他脚底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好。

　　他娓娓道来，周恩来就站在他面前，按照习惯侧着头，一直听到说完，才提出问题。

　　等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周恩来微笑着说明，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下榻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柏林党组织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没有批回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月，回信来了，两人都被吸收为正式党员，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还保持秘密。

　　朱将军说明，如此措施是必要的，因为他原来是滇军将领，而且是资格颇老的国民党员，有朝一日，很可能被共产党派回云南去工作。他虽然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朱将军说他已经和过去许多关系、和旧社会的各方面都断了联系，“真是得卸仔肩，如释重负”。那时，德国有好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很多是富家子弟，在过去，可能免不了与他们交际。现在他则敬而远之，而和其他留学生--有些几乎可以做他儿子--在一起，迫不及待地钻研学问。

　　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几乎把精力完全放在学习上。除了党员们在大学的正规课程之外，每星期举行三次讨论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朱德作为刚加入的“候补党员”，只在这些讨论会中坐着旁听。会后，再由一位年青的同志帮他学习。他们研究和讨论了曾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教科书。但最多的时间花在详读《响导》杂志上，这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机关报，登载的多是中国革命历史及其问题的学习资料。在这些资料的指导下，党组织分析了中国过去的革命斗争，朱德也开始分析自己过去的生活和行动。同时，他开始研究德文，以便进入德国大学。

　　时间象狼群一样在后面追逐着他，他顽强、谦虚、毫不松懈地用功，并且责备自己对于德文--它与中文毫无任何关系--学得太过缓慢。他自忖道，也许是年岁太大了，也许是因为离开学校的板凳时间太久了；也许是当军人时间太长了吧？他已经惯于做到处活动的体力活动，象中国学生惯于伏在书本上那样一伏就是好多个钟头，那真够受罪。

　　他到欧洲来并不是为了专读书本，虽然书本即或说不上是多年累积起来的智慧，也可说是多年累积起来的思想。他来欧洲还想研究欧洲的文化，里面就包括强大得足以征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和文化机构。完成这项目的唯一办法是多到外面，尽力观摩。

　　他处理这件事的办法和他当年研究古典书籍的办法一样。他首先买一张柏林地图，把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处机构的名称都译成中文音，注在上面。他的问路的德文还不够用，他决定信步所至，沿路凡有博物馆、学校、画廊，凡有啤酒店和餐馆，凡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他都进去参观。他也去欣赏歌剧，参加音乐会。他也要访问议会，闲逛公园，还要拜访老百姓的家庭，看看他们的陈设和他们的生活。他还要看看教会，看看与中国的寺庙有什么不同。

　　每逢念书念到头晕眼花，他就要出外探索了，多半是独来独往，不过也有时和新结识的朋友邓演达在一起行动。邓演达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知识青年，后来在中国革命中是有名的领导人物之一，最后壮烈牺牲。邓演达有时与他在一起走一下午或一晚上，最后只有放弃，无法忍受无尽无休的走路。有时朋友们问起朱德在哪里，他答道：

　　“城内哪里都有他。昨天是在艺术博物馆，前天是在战争博物馆，昨天晚上又去听音乐会。音乐会--他坐在那里听一个叫做贝多芬的人发明的噪音。他居然喜欢听！他说要把这个人的作品完全听一遍。”

　　另外一个学生有一次也说：“朱德拉我去听歌剧。我睡着了。后来，他问我喜不喜欢？我说，我喜欢休息时的点心，回家时，他教训了我一路。其实，我也喜欢听听体育宫群众大会上的歌曲，可是德国其他的音乐，简直就是乱炒一锅粥。”

　　放下了书本，他便日夜四出探索，走啊，走啊，走个不停。在柏林战争博物馆，他研究了过去战争的武器，和德军在历次战役中卤获的旗帜。在这些旗帜面前，他有一次突然目瞪口呆。在他面前，其中一面竞是德军在义和团时代在中国卤获的旗帜。他不知道在这面旗帜前谛视了多久，一支幻想军队又从他的脑际涌现了，象在上海、南京和北京一样，他自己幻想成一位将军领导这支军队作战，杀死中国的敌人，并且把他们赶下海去。其后，好几天，每逢他走在街头，这支幻想军队便重新出现，缠绕着他。在他的指挥下，他们在柏林街头摆起障碍物，奇怪的是，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德国士兵和幻影中的中国同志并肩作战。每一次他都获得胜利，敌人望风而逃。

　　朱将军频频摇首，象是要把幻想军队驱走，一边说道：

　　“我的思想似乎只考虑军事情况！”

　　不久，他自觉已经熟习了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所值得一看的机构。他访问了许多工人家庭，也访问了许多知识分子家庭，参观了城内城外的大公园和森林，游遍了波茨坦的宫殿和庭院。他曾访问过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营地，男女孩子们坐好长长一列，仔细向他提出思考极深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他发现其中有很多难于答复。

　　其后，他又拿着中国领事馆的介绍信去参观工厂，那些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使他感到吃惊而混乱的工厂。在此以后，他的探险脚步又延伸到其他各城市。他还是手持中国领事馆的介绍信，先访问柏林附近各城市的工厂、矿山和其他机构，然后逐渐伸展。

　　“我对柏林瞭若指掌后，就开始访问其他城市和工厂了”，朱将军说，“我开始放弃了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象拥有这样熟练、有训练、有教育、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产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要让中国也步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蠢？我记得有一次在卡塞尔住过一星期，从铸铁一直看到完整的火车头出厂在铁轨上飞驶。这个印象比我在德国参观所有文化机构的印象都深。”

　　在四年后离开德国的时候，朱德已经遍访过德国的重要城市，参观过主要工业设备，曾经闲步莱茵河畔，踏遍了哈兹和巴伐利亚山区。每逢周末和节日或放假的日子，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前进，口袋里带满了地图和笔记本，他在上面有系统地写了观察笔记。这工作最后告一段落的时候，他有一个箱子全部装满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

　　(摘自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7年6月出版)

　　*[本文摘自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