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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一年我十岁的时候，辛亥革命起来了。这个革命在我四川地方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掌握着上层领导，他随时企图与清政府妥协。在下层则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参，群众的行动表现得异常坚决和英勇。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义，但是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

　　我在成都上过几个小学，后来跨进了一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科。但那时我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辛亥革命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了倾心于文学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这运动强调思想解放和文化革，使我在思想上起着大的变化。同时，我的家庭因为田租的纠纷，地主打了几年官司，花了许多钱，这时候已经临到破产的地位。庭已不能担负我求学的费用，我只得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恰这时，我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经过考试取得了官费生的资，得到四川省政府补助的一笔旅费，赴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

　　我一九一九年十月到马赛，同年底到巴黎，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在这两年中，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注意当时俄国革命的情形，同时广泛地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卢梭和雨果的著作。我在巴黎的一个工厂中做了八个月的工。我之所以回国是因为在一九二一年夏秋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行动用武装押送回来的。当时在巴黎和里昂宣布的“罪名”，是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活动。

　　一九二二年初，我回到四川，曾在重庆《新蜀报》当过一年编辑。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冬，我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同时仍保持在中法大学学习的名义，直至一九二五年底通过了毕业考试。

　　这时期，我仍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我从事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也另用笔名写了许多诗歌和小说。我企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影响中国的文学。我曾经发表过下面几篇文章：(一)《论劳动文艺》；(二)《对罗曼·罗兰及其英雄主义的批评》；(三)《对法朗士的批评》；(四)《对巴尔比士著作的介绍》；(五)《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这些文章都是在党影响之下写的。

　　一九二五年以后，我主要的是从事党分配给我的工作，从此停止了我的文学生活，变成一个职业革命者，开始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

　　(摘自《给罗生特同志的信》，原载《陈毅诗词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