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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时候产生的。

　　作那篇小说时是在二三月间，学校里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的实习。我一面看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一面构成了那篇小说。那在结构上和火葬了的《骷髅》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那全部的情节只是我幻想出来的，那几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在纵贯朝鲜的铁路上虽是跑过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刚山并不曾去过。我的关于金刚山的知识，只是看过一些照片和日本文士大町桂月的《金刚山游记》。所以那小说里面所写的背景，完全是出于想象。

　　那篇小说写成了之后，因为骷髅》尝受过一次绝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险了。但我想发表它的心事也并没有抛弃。那时候我的大哥还住在北京，在司法部里做事，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他，请他改削，万一有可以发表的地方，便请他在报上替我发表。大哥写信来责备了我，说我正在求学，不应该沾染文墨上的事情。他叫我好好地学些本领，将来为国效力。我的小说，他一字不易地又给我寄回来了。问我那首《怨日行》是从那一位朝鲜人的诗集里抄下来的？

　　不久之间五四运动的风潮使澎湃了起来。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

　　在那年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几个人的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但是这个团体结成以后，同学们都不会做文章，只让我和陈君哲两个人担任。君哲只做了一篇东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发过好几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为在做这种义务的通信社工作，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阅一份。我们订的是上海《时事新报》。那个报纸在五四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附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什么人往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m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但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一九一六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那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n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

　　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华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象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我在高等学校第三年上曾经起过一个野心，想做一部《庄周评论》，把想论述的详细目的，写给北京的长兄，但同样遭了他的斥责。

　　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出(Rodin)、画家米勒(Mille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闭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般木)》、《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

　　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但到一九二○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我之得以认识四寿昌是由白华的介绍。田寿昌和宗白华都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五四运动后所产生出的新人。寿昌也在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读书。他那时已在介绍俄罗斯文学，又在议论着诗人和劳动问题。据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国的劳工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期的促进。日本思想界之一角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在当时日本比较进步的杂志《改造》和《解放》，继续发刊了。

　　寿昌由白华的介绍和我开始通信，后来在一九二○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春假竟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过我。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当他来了的第三天，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冈附近的名胜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四天也陪着他游玩了福冈市中的名胜，把产后仅仅五六天、应该保持绝对安静的安那连带着两个孩子丢在了家里。后来弄得奶子断了，生出了种种的苦痛。

　　孩子因为奶断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养。哺养又不得法，因此便发生了食饵中毒症，只得抱进大学病院里就医。先生说，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只有用最后的手段饥饿疗法来调治，耍等到中毒现象的热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进病院的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守着一个发高热、因饥饿与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婴儿。时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园中有寂寞的鸡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阳。白天守了一天，到晚来又眼睁睁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热度退了，算好了起来。那首副产物的夜歌，后来因为寿昌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写寄了给他。

　　寿昌来访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三叶集》，所搜集的是白华、寿昌和我的通信。寿昌对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东京时，路过京都，和郑伯奇见面，伯奇问他见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说了一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这是后来伯奇对我说的，但我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后来在《三叶集》出版之后，他写信给我，也说他的舅父易梅园先生说我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一时的欢迎，寿昌便又食指欲动起来，又曾约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这个提议是由我拒绝了。

　　在《学灯》上投寄诗稿的时候，我也投寄过一两篇小说。有一篇题叫《鼠灾》，写的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哔叽学生装放在破了一只角的藤箧里被耗子咬坏了，我和安那勃溪了一场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写，写得颇暗淡，比较我那《牧羊哀话》和火葬了的《骷髅》，要算是进了一境的创作。可惜我自己没有存稿，别的人也没替我保存着的。①[假使有人有1919年9月以后及1920年4月以前的《学灯》，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找出。]

　　那篇《牧羊哀话》，我起初是在《学灯》副刊上看见了有一种《新中国》杂志在北京刊行，看那广告上也登载着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的翻译，我也就大着胆子投寄了去。这回也搭响了。那杂志的编辑先生登时回了一封信，称赞我的小说“笔酣墨饱，情节动人，决于本志第七期登载”。但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便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隔了许久，由我的诘问才得到了两本杂志的报酬。那《新中国》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编辑先生究竟是谁，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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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针是灌注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学校的时候倒还没有感觉着怎么，因为那儿的功课一半以上是语学，也可以说就是文学。进了大学，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闹的是“姆士苦鲁士”(musculus筋肉)，“奈尔乌士”(nervus神经)，“欺尔苦拉穹”(circu－lation循环)，“勒斯披拉穹”(respiration呼吸)，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乌士、鲁士、拉穹、沙穹的死记些外国名词。一个脑筋成为一个世界漫游者的皮箧，纵横狼籍地贴各满了各个口岸、各种文字的旅馆招贴。

　　在我自己还有一种身体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重症伤寒，两只耳朵得了中耳加达儿，耳鸣，重听。原因是由于高热的关系使鼓膜凹陷了，在传播声音的机构上生了障碍。在高等学校时，因为那儿班上的人数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个人，教室不大，这种障碍倒还没有感觉到怎样的为难。进了大学，特别是医科，每班的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

　　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都感受着痛苦。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的。她认定医学可以作为将来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象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也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因为有了她的反对，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

　　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在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象出自我自己的心境。我翻译它，也就好象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场独白的译文在那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过。第二年春间经宗白华的劝诱，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开首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译了出来，也在《学灯》上发表过。

　　就在宗白华往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般木)》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特别是《匪徒颂》，那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为抗议“学匪”的诬蔑，便写出了那首颂歌。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就象泰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

　　一九二○年七月十日，我索性放下了决心，别离了安那和两个孩子，跑到门司，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时候有一位朋友在门司养病(就是《残春》中的贺君)，我去看他时，他的病也快要脱体了，打算在七月底退院回国，约我和他同道。我也想到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地方也不熟悉，一九一五年的“五七”虽然回去过一次，但只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甚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于那未知的上海不免隐隐地含着一种恐怖。乐得有伴，我就答应了他，又由门司折回福冈。折回福冈时是七月十九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张东荪的来信。

　　张东苏是当时的《时事新报》的主笔。信里说他们有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打算介绍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曾零碎地翻译过一些，他便劝诱我从事全译。条件在《时事新报》上有广告登着，售稿或版税都听随自便。

　　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那不用说也喜出望外。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著手《浮士德》的全译，把回国的计划暂时中止了。

　　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浮士德》这部诗剧，单就第一部而言，仅可称为文字游戏之处要在对成以上，象那《欧北和酒寮》、《魔女之厨》、《瓦普几司之夜》及《夜梦》，要算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那些文字搀杂在诗剧里面而滥竿诗名，仅是在有韵调的铿锵而已。在这些地方译得最吃力。假如要用散文译出时，会成为全无意味的一些骸骨。用韵文译出，也不外是下乘的游戏文字而已。因此，我觉得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

　　译《浮士德》的第一部费了四个礼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笔在日本的“改良半纸”上写出的。由于涂抹得厉害，我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于是将近一个暑假的时间都为此消费了。第二部更长，更难译。难译的原故就因为那儿的游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剧的构成过于支离，而那里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对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与现代的不同)，使我最难忍耐。因此我便改变了初志，只译出第一部来印行，第二部不译。这个办法并不是由我创始，《浮士德》的英译有三十多种，仅译第一部的在二十种以上，把第二部全译了的不上十种。演《浮士德》的人，也多只演第一部。因此我便写信给共学社，提出仅译第一部的建议。不知道是那封信邮失了，还是共学社的人看见我不想译完，便以为没有出版的价值，信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不久学校也开课了，我又只好把译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等有机会时再来译第二部。回国的念头同时也寄放着了。

　　不幸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学校开课之后大约有四五个礼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礼拜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同时也想利用礼拜和每日夜间的余暇来试作第二部的翻译，好使工作告一个结束。待把壁橱打开，放在壁橱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见了。那壁橱原来有一个窟窿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译稿拉去做窠去了。纸是改良半纸，异常柔软，但那高客先生们还嫌不如意，把纸头咬得来真是和粉一样碎。这个灾难使我失望不小，因为那是我费了两个月的劳力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却才成了这样一个下落。被咬坏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场。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难译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还保存着，都还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已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翻译了《浮士德》对我却还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耍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木隶)之花》。在那年的《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仅仅发表了一幕，就是后来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一幕，其余的通成了废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尔的《转变》，凯惹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把歌德的“由内而外”(“Von l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话做为了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但这一个影响却把我限制着了，我在后来要摆脱它，却费了不小的努力。

　　记得是北京的刘半农博士，他在《语丝》上嘲骂过我，说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我在前虽然没有自称过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样委实是崇拜过歌德的人。博士先生的说我“自称歌德”者是骂我不配，但我现在可又进了一步，我敢于这样说，象歌德那样的人是值不得我们崇拜的。--在博士们看来，或者又会说我是在“自称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说是近乎事实。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绩也实在有限。他和他同国同时而稍稍后出的马克思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那简直可以说是太阳光中的一个萤火虫！他在德国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产社会的那个阶段中的诗人，他在初期是吹奏奏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隈马公国的宰相以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熏鼻。诗人海涅骂过他，说他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用《红楼梦》上的话来表现时，便是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确是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

　　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象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我的心脏-一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象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但我不再有那时那样的狂妄，耍叫着“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了。我知道这样的一点点身体上的苦痛，比较起在铁锁之下呻吟着的朋友们、在火线上再接再厉的朋友们所受的苦痛，算得什么！但我当时实在是有些燥性狂的征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耍自比屈原。就好象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样，就好象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我从前做过的一些古事剧或小说，多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这层也就是西洋贾宝玉所给与我的恶影响了。我们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已的化身，《威廉迈斯达》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渥尔夫刚他自己。

　　《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但我自己的力量究竟太薄弱了，所表现出来的成果仅仅是一副空架子。这篇诗剧的初稿我寄给郑伯奇看过，又由伯奇转寄了给达夫。达夫用德文做过一首诗给我，我把来寄到《民铎》杂志去一同发表过。可惜我手里没有《民铎》，达夫的诗我也不能记忆了。我仅记得是两节诗，每节四行。那八行诗的价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诗剧之上。(摘自《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