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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旅行共花了两星期。我上班后①[指到商务印书馆上班。]才知道，这两星期内，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编辑《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的朱元善，已经向高梦旦提出，要我转到他那个部门做他的助手，主要助编《学生杂志》。但是孙毓修借口还要我编辑《中国寓言续编》，不肯放，结果，把我平分，半天编《中国寓言续编》，半天帮助朱元善审阅《学生杂志》的投稿。

　　《学生杂志》是个五花八门、以供给中学生课外知识为主的刊物。它有社论式的短论，内容一贯鼓励学生埋头读书，将来为祖国效力。有“学艺”栏，介绍外国的科学知识。有不立栏名，但经常有的数学和几何的难题解答示范。有“技击”栏，讲解如何锻炼身体的武术，附有很多演习武术的拳脚姿势的插图。还有世界和中国的每月大事记。除了这些，便是在校学生的投稿，包括每期大约十一面的英文论说、游记、中英对照的小品。而学生投稿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文言的游记、诗、词。这些投稿都标明何省何县何校，投稿者在校年级及真实姓名。录取的投稿都照登这些“资历”。

　　朱元善当时要我审阅的投稿，就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或者甲种蚕桑、甲种工业学校(程度和现在的中专相近)的学生们的投稿。我看这些文言的游记，大多用骈体，可见当时全国各地中等学校盛行的，竟是骈体；而诗、词内容，颇多感伤牢骚，老气横秋，疑是教师们修改润色过的。朱元善说，不管它真是学生写的，还是教师改的，只要做得好，我们就录取；一则登了出来，学校当局、教师、学生，都觉得光彩，就会逢人夸耀，这就成了我们这个杂志的义务推销员；二则，学生来稿录取了，不付现金报酬，只送书券，临时填写价目，从二元至十元不等，用这书券可买商务出版的书，这又为商务的书籍推广了销路。这些很精明的办法，都是朱元善“发明”的。商务老板因此认为朱很能动脑筋，很器重他。同时他也是个老资格，光绪末年商务刚开办不久他就进商务了；他又是海盐人，和张元济有点远的亲戚关系。因此种种，他一身兼了三个刊物的主编。但手下并无助编，只有一个年轻人(也是海盐人)，做登记来稿、寄送稿酬、书券等工作；而且，如果要审核学生们的来稿，朱元善本人也不胜任。因为其中诗、词极多，看来朱于此道，是门外汉。

　　现在要回过来讲一件事。在这之前，朱和我已有过交涉。我把《衣》、《食》、《住》刚译完时，他就对孙敬修说，想请我译点小东西，孙碍于面子，不好拒绝，而且《中国寓言》的工作还未开始，《衣》、《食》、《住》正在陆续排版，陆续看校样，我是有时间的。朱元善出了个题目，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小说，学生最好看点科学小说，要我找材料。我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发现两种杂志，一种叫《我的杂志》(My magazine)，一种叫《儿童百科全书》(Children’s Encyclopaedia，这也是每月出版，象杂志形式)，两者都是供给中学生以历史、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我在后者或前者(现在记不准了，也不记得是哪年的)找到一篇可以说是科学幻想小说，我把它译出来，就是《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登在一九一七年的《学生杂志》正月号上。这两种英文杂志有些文章不具名，因为这是通俗读物，作者不是什么名人。这篇东西，却有原作者姓名，但朱元善把它勾掉了。商务编译所的刊物主编者老干这种事。看内容明明是翻译的东西，题下署名却是个中国人。《小说月报》的大部分小说(林琴南译的除外)就是、这样。《三百年后孵化之卵》总算留了个“译”字。

　　也是在这两种旧杂志上，我看到若干篇成功者的传记和轶事。后来我就据以编写《履人传》和《缝工传》。这在后面再谈。

　　朱元善编《教育杂志》，主要依靠许多日本文的教育杂志。这些五花八门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方法，从大学到中学的日本文杂志约有十来种。朱本人并不懂日文，他只看日文中的汉字猜想内容，认为可用，便圈出来，请馆外人翻译。有些文章翻译出来一看，是圈错了的，不合需要，便只好存档。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杂志中有讲同一问题的，例如介绍英美教育新思潮的，都翻译出来了，他就据以重新编写，成为一篇文章，不注出处，只署名日“天民”。他对翻译的人说，天民是共同的笔名。那时《教育杂志》版权页上编者署名朱元善，《学生杂志》最初不署编者名，后来署名时，也署的“天民”。他借此暗示，《教育杂志》上写文章最多的“天民”和《学生杂志》编者是一人；不明情况的商务老板还以为他真卖力呢！当时他付给那些译者的稿酬是每千字一元至二元，这在当时是一般的报酬。翻译者既不署名，译错了也不负责，译文之潦草，自不待言，所以颇有人愿意接受比较低的报酬。当时商务各杂志稿酬最低二元，最高有至五元的，那是极少数的几个特约撰稿人才能享受。朱元善用上述的方法把《教育杂志》办得相当有生气，因为它及时介绍欧美新的教育学说，教育改革情况。但他对教育学说并无研究，用自己的观点把那些粗糙的译文加以改编，有时也要出毛病，闹笑话。不过《教育杂志》的读者以中学或师范学校的老师为多，他们看不出这些偶尔出现的毛病。

　　日本文的学生杂志，登载知识性文章很多。朱元善也留出来，请人翻译，然后他加以改写，用五号字登在《学生杂志》的“学艺”栏内。

　　商务编译所还有一人兼编两种杂志的，此即《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的编者王蕴章(号药农，别号西神)。他手下也只有一个只做登记稿件等杂务的人(当时名为校对)。《东方杂志》却不同主编之下，有三个名符其实的编辑，即钱智修，章锡琛，胡愈之。钱、胡都懂英文，章懂日文。但我和他们接触是在一二年以后，当时我甚至还不认识他们。

　　朱元善还订了一些当时上海出版的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杂志，其中就有陈独秀编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之前身)。《青年杂志》提倡“德、智、体”三育，用文言，但在一九一七年改名为《新青年》时已经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继之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朱元善既订有《新青年》，自然看到这两篇文章。朱可以说是商务几个主编杂志的人中对外界舆论最敏感的一个。他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而且勇于趋时。他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他请我写一篇不同于历来的《学生杂志》社论内容的短文，作为社论；这就是刊登在《学生杂志》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号上的“学生与社会”。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题目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发了一通议论。现在把其中一段抄在下面，也能看出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我国古训，所谓道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又日，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皆不啻为奴隶道德四字作注解。此不独行事为然，求学何独不然？战国之时，策士纵横，各抱一说，以干列国之君，虽穷通各异，要不失为精研一己之学业，发抒一己之见解。当时百家学说，骈肩比足，未有轩轾。逮乎刘氏定鼎，海内统一，而儒家者流，依附君主权力，攘斥百家，以自尊重，而学术上遂有主奴之别，学问之道狭矣！两汉学者，又揣摩君主之所好，故乘时而起之文人，后先相望，而求其独抱遗经，为所为于举世不为之日，仅得一扬雄，顾亦钻研孔子之学而不能独辟蹊径。若夫倡一家言，于学问作科学的研究者，未见其人。岂天之不生才耶？盖亦世风有以囿之桎之，而士亦无自主心之所致也。《论衡》谓周人年老不遇，而哭于路。人问之。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按指黄老之学)。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以下论及经今文家之抱残守缺，“盈篇累牍，盘旋曲折，琐碎已极，有如学几何者之证命题。谚所谓博士买驴，书券三万，未见驴字，非过诮也。其能发抒己见，以成一家之说者，如麟角凤毛，已不可得。挽近西学东渐，虽已破此一重关，其失也又太肤浅，而趋时之习，日甚一日。学子入校，莫不揣摩风气之所趋，为将来应用之地。于是学问之道，以社会风气为主体，而不顾一己才力之所偏，与其性之所近，戕贼青年之美质，阻碍社会之进步，莫此为甚。举世尽汶汶然而从人，夫安得大学问家，生于今日之世哉。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吾谓今之学者，直为利耳。方其学也，不问学术之有用与否，不问与己之合宜与否，唯利是视，欲其有益于社会难矣。是故学生在社会中也，必求自主。”在文章结尾，概括全文，还对当时的学生提出了一个总耍求：“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世宜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事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见《学生杂志》一九一七年四卷十二号)这篇文章朱元善居然很中意，认为可使《学生杂志》面目一新，便又要我再写一篇社论，登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号上，题目是《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这一篇的内容比上一篇更进了一步，在《学生杂志》上议论起时政来了。大意谓欧战局势“姑无论其孰胜孰负”，“亚东局势必且大变”，而中国“则自鼎革以还，忽焉六载，根本大法，至今未决，海内蜩螗，刻无宁晷，虚度岁月，暗损利权。此后其将沦胥而与埃及、印度、朝鲜等耶？抑尚可自拔而免于亡国之惨耶？非吾侪所忍言。”文章中还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即“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和“奋斗主义”。从这篇文章，可以见到我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文章把“革新思想”列为对学生的第一条希望，说明我的重点所在。“何谓革新思想？即力排有生以来所薰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想，而一一革新之，以为吸收新知新学之备”。“故学术之进步儒滞，学校之分科不全，举非所俱，而思想不新，致新文化失其效力，是乃深忧”。(以上引文见《学生杂志》，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一号)当然，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解放后许多作者论述我早年的思想，都提到这两篇东西，认为我这时期是进化论思想。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不过那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还是《新青年》。而《新青年》那时还没提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

　　一九一八年的《学生杂志》，认真要登科学小说了。这一点也是我和朱元善商量好，由我负责收集材料。我找到了一篇叫《两月中之建筑谭》(美国洛赛尔·彭特Russell Bond著)的科学小说。我认为虽然不必象后来翻译文学作品那样百分之百的忠实，至少要百分之八十的忠实。朱却认为技术部分要忠实于原文，此外则可以不拘。他的“理论”是，给中学生读的科学小说，一方面要介绍科学技术，一方面也要文字优美，朱认为这一定要用骈体。《两月中之建筑谭》开头那段文字就由我来写。这篇小说是我和泽民合译的。泽民主要把技术部分译出来，那时他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了一年，技术方面完全可以译好。许多技术名词他知道，我就不知道。如混凝土，是cement加沙拌成的建筑材料，那时他们学校把它译成混凝土；又如钢筋水泥制成的部件，译成钢筋混凝土，也是他们学校里教师译出来的。

　　小说开头，我按照朱的意见，完全用骈体。这里可以抄一小段以见当时我写的骈体的面目：“疏林斜阳，数声蝉唱，绿水青草，两部蛙歌。莘莘学子，方自暑假大试验中挣扎而出，担簦负箧，返其故里矣。余亦此中之一人。”(见《学生杂志》，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一号第一页)然后写到这个“我”在书房里，“晨起，晓气清绝，当窗而理故课，午后，槐荫渐转，则下湘帘，踞胡床，倚隐囊，热沉水，左定窑壶而右莎翁集，兴来则展霍氏志异之篇，唱荷马吊古之什。”这段滥调，我是带着开玩笑的意味写的，可是朱元善却大为赞赏，而且说欧美人喜欢中国风味的用具早成风气；上海鲁伊师摩洋行拍卖中国古玩，不辨真假，率先抢购的，就是洋人。他据此认为小说中那个美国学生有“定窑壶”，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那个“我”的书桌上，原来只有笔和笔筒，可是朱元善在发排时加上了“砚”、“笔洗”和“香炉”。印出来后我看了觉得啼笑皆非。但如此把美国学生汉化，只此一回，亦只此一段。我终于说服了朱元善，不在翻译中“用华变夷”。

　　当时商务编译所中有两个人善骈体，一是孙毓修，一是王西神。朱元善对他们很钦佩。骈体总得用典，朱元善引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论“不用典”一段议论，讥讽胡适立论自相矛盾。因为胡适一方面主张“不用典”，同时却又指出江亢虎(按是中国的所谓社会党的创始人，抗日战争时做了汉奸)代华侨诔陈英士(按是辛亥革命时的沪军都督，后为袁世凯所害，蒋介石是陈的旧部下)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钅且)麂，乃戕赵卿”四语，赞其所用赵宣子一典，甚为工切(按胡适此论，实不高明；陈英士比赵衰，拟于不伦)。胡适又称赞王国维咏史诗：“‘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朱元善的“结论”是：滥调要不得，用典却不可废。

　　《两月中之建筑谭》，在《学生杂志》上连载了八期。原文有许多插图。登了这篇以后，朱认为科学小说应继续登载，要我继续找材料。我后来又找到一本小册子：《理工学生在校记》。严格而言，这不是科学小说，这只是用小说形式叙述科学知识。这也是我与泽民合译的。实际是他一人译，我只在文字上稍加修饰。朱硬要用合译的名义。他明知泽民是我的弟弟，但朱说若用泽民在学校的姓名沈德济，又不与我合译，那就要照在校学生投稿例，只能酬以书券，用合译，他可酬现金。言外有格外照顾之意。我和泽民拿到稿费统统去买了书。泽民暑假从南京来上海，在我宿舍住了半个月就把《理工学生在校记》泽出来了。

　　编译所图书馆里英文书很多，不过杂乱无章。它藏有全套的有名的《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里面收罗很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名著，以及英国以外的文史哲名著的英译本，从希腊、罗马直到易卜生、般生等。另有一套美国出版的叫《新时代丛书》(Modern Library)，性质与《万人丛书》同。

　　一九一八年的《学生杂志》上又连续发表了我写的《履人传》和《缝工传》(材料来源，上文已讲过)。《履人传》是写鞋匠出身而成名的人，《缝工传》是写裁缝出身而成名的人，每篇前我都写有三四百字的绪言，完全用骈体。《履人传》绪言如下：“夫芝草无根，醴泉无源，王侯将相无种，丈夫贵能自立，阀阅岂能限人哉。闲常泛览外史，取少贱为履人之名人，撮其事迹，荟革一篇，为履人传。亦见人在自树，自暴自弃者天厌之，穷巷牛衣之子，其亦闻风自兴，而勉为书中人乎。”(《学生杂志》，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四号)至于《缝工传》，则取五代史一行传之意。《缝工传》的绪言说：“欧阳永叔撰五代史，取李自伦等数人为一行传，而日，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窃怪当时可道者少，意必于负材能修节义，而沈沦于下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得者仅四五人而已。其事迹不著，而无可纪次，其略可录焉。”(《学生杂志》，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九号)《履人传》和《缝工传》都是赞美大丈夫贵自立，这与《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论文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奋斗自立的精神是呼应的。

　　也是读了《新青年》，我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万人丛书》有帝俄时代文豪如托尔斯泰等人的英译本，得之甚易。当时美国人开的“伊文思图书公司”有英、美出版的新书，也有杂志。它所没有的书，你开了书名，它可以代购，书到后付款。同时又从日本东京九善书店西书部索得它每月出版的已到及将到的欧美新书、杂志目录，它比伊文思图书公司的书目更完备。向丸善购书或订购，也是书到付款。于是买书的路子更加宽了。

　　登载在《学生杂志》第六卷四、五号上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就是我关心俄国文学之后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下有三行提示，日：“十九世纪末之世界的文学”，“俄国革命之动力”，“今后社会之影响”。文章开头说：“十九世纪末年，欧洲文学界最大之变动，其震波远及于现在，且将影响于此后，此因何事乎？日俄国文学之勃兴，及其势力之勃张是也。”“俄人思想一跃而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尔斯泰实其最初之动力。”又说，这篇文章“读者作俄国文学略史观可也，作托尔斯泰传观可也，作俄国革命远因观，亦无不可”。现在回忆，当时正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传到中国，震撼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时刻，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月，《新青年》上才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和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前这一段时间里，对于俄国革命的“动力”和“远因”，是当时“有志之士”们常常议论和探究的。我的这篇“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是试图从文学对社会思潮所起的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点尝试。当然其论点现在看来是可笑的。

　　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夏之交，五四运动爆发了，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学生杂志》不适合刊登的，我就投稿给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就是我那时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第一次用白话翻译小说，而且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应该说是对英文译本的尽可能忠实。在这之后半年多的时间内，我接连翻译了契诃夫的《卖诽谤者》、《万卡》，高尔基的《情人》，法国莫泊桑的《一段弦线》，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夜》等十多篇短篇小说，写了介绍托尔斯泰和肖伯纳的文章，都登在《学灯》上。此外还写了一篇叫做“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介绍了般生、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连载在《学生杂志》第六卷七--十二号上。

　　由于我常在《学灯》上投稿，《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苏办《解放与改造》时就约我写文章。《解放与改造》上有一栏叫“读书录”。“读书录”是把某一外文原著以提要形式介绍其内容，而不是全文翻译。我在这上面介绍的第一篇是张东荪给我的材料，叫《罗塞尔＜到自由的几条拟径＞》(《解放与改造》一卷七号)。小题目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罗塞尔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那时已是一九一九年尾，我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觉得看看这些书也好，知道社会主义还有些什么学派。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大家的想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是彻底要打倒了，替代的东西只有到外国找，“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所以，当时“拿来主义”十分盛行。拿来的东西基本上分两大类，一类是民主主义的，一类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是从他的名著《苏鲁支语录》(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选译的，登在《解放与改造》上。我还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一九二○年初的《学生杂志》上。当时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尼采思想是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哲学基础，所以不主张介绍。我则认为“跟了尼采走的人是完全错了；避了尼采不肯见面，或不肯和他一谈的，也不见得是完全不错！”“尼采诚然是人类中的恶魔，最恐怖的人物”，“但我们却也不忘却他对于精神方面的见识很超特，多少含有几分真理。”“尼采思想卓绝的地方”是“把哲学上一切学说，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从新秤量过，从新把他们的价值估定”。我们“应当借重来做摧毁历史传统的畸形的桎梏的旧道德的利器，从新估定价值，创造一种新道德出来”。(见《学生杂志》七卷一--四号)一句话，我那时所以对尼采有兴趣，是因为尼采用猛烈的笔触攻击传统思想，而当时我们正要攻击传统思想，要求思想解放；尼采也攻击市侩哲学，而当时的社会，小而言之，即在商务编译所本身，市侩思想和作风就很严重。

　　《解放与改造》也登文学作品，主要是我翻译的几篇。其中有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 Maerterlinck的五幕短剧《丁泰琪之死》。其后二三年，象征主义的梅特林克成为热门人物。当时大家竞相介绍十九世纪欧洲各派文艺思潮，而象征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年曾风靡欧洲各国。象征主义作家中以梅特林克最为重要。这样地热心于十九世纪欧洲各派文艺思潮，在今天看来，似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朔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那时，二十世纪才过了二十年，欧洲最新的文艺思潮还传不到中国，因而也给我一个机会对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这就是我当时从事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我认为如此才能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样才能创造划时代的新文学。我的同时代人，大都是有这样的抱负，从而也有这样的修养的，虽然深浅不同。

　　上面这种“穷本溯源”的想法，也是我在一九二○年初为《小说月报》部分改革而写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所表述的主要观点之一。这是我最早的一篇文学论文，这篇文章加上当时陆续写的另外几篇文学评论，如“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等，基本上表达了我在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前的文学观点。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其一，我认为新思潮与新文学的关系是，“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现在新思想一日千里”，“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为了赶上时代，艺术上就要“探本穷源”，“不探到旧张本按次做去，冒冒失失地‘唯新是摹’是立不住脚的”。所以“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也要介绍表象主义(象征主义)。不过，这种介绍只是一种“预备”、一个“过程”，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倡新浪漫主义。这就是“穷本溯源”的本意。

　　其二，我主张先要大力地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但又坚决地反对提倡它们。我认为，“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是使人失望，悲闷，正和浪漫文学(按指十九世纪消极的浪漫主义)的空想虚无使人失望一般，都不能引导健全的人生观。所以浪漫文学固有缺点，自然文学的缺点更大”。“在社会黑暗特甚，思想锢蔽特甚，一般青年未曾彻底了解新思想意义的中国，提倡自然文学盛行自然文学，其害更甚”。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要提倡新浪漫主义。因为，“浪漫的精神常是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这种精神，无论在思想界在文学界都是得之则有进步有生气。”“把我的意思总结一句，便是：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的文学。”(n上见“小说新潮栏宣言”和“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

　　其三，什么是新文学？“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种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如拿这三件要素去评断文学作品，便知新旧云者，不带时代性质。”“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美’‘好’是真实。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所以我们对于新旧文学并不歧视；……我们并不想仅求保守旧的而不求进步，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的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见“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新潮栏宣言”)

　　其四，“现在很有许多人主张纯艺术观的文学。这派的意思，以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品，艺术品的目的便是美感，所以文学的目的只在美，而不在含有新理想。……本来所谓‘艺术的艺术’和‘人生的艺术’这两句话久已为争论之点，将来趋势如何，目下正难看到。不过以我个人的意见而论，纯粹艺术品固不能全无美感，自然欲奉艺术的艺术为正宗；而如文学，则本质既非是纯粹艺术品，当然不便弃却人生的一方面。况且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能无理想做个骨子了。”(见“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

　　我在上面写了这一大片，无非是要回顾一下我在跨上文学道路之后最早形成的文学艺术观：赞成什么，主张什么，又反对什么。这些观点显然强烈地影响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

　　(摘自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回忆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