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到现在为止，在北川已经先后有两名年轻的干部选择自杀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面对他们的痛苦，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播放短片)

　　解说：

　　这是冯翔去年10月5日留下的一篇博客，名字叫“悼念董玉飞兄暨感叹人生无常及生命的无奈”，他在文中写道，“虽然他故去了，但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男人。既然在思念亲人的痛苦中活着，还不如远去天国，找到自己的爱子，照顾他，爱护他。”

　　冯翔提到的他是原北川县农工办主任董玉飞，在“5.12”地震后的第五个月，2008年10月3日，董玉飞自杀身亡，是震后首例自杀的北川干部，而半年后，冯翔选择了和冯翔同样的道路——自杀。

　　事实上，冯翔的遭遇和董玉飞十分相似，经历地震解难，遭受丧子之痛，临危上任，工作压力大，而类似的遭遇在灾区干部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灾区重建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地震给灾区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越来越隐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地震半年后将进入心理问题高发期，而在一年之内都是危险期，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事实上，冯翔生前曾参加过灾后重建干部主题培训，那么为什么专业的心理培训没有阻挡冯翔轻生的道路呢？

　　《中国青年报》曾用“哄地来了，倏地走了”来描述灾区心理援助者的状态，称心理志愿者激情退去的速度快的和他们来时一样，很多心理援助者并非专业人士，到灾区时间短，工作多有象征意味。地震灾区甚至曾经有人说，“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根据心理学家邓明义统计的数据，整个地震灾区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比例在3%到5%之间，人数在36万到60万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每十个受创伤者应配备一名心理师，每十名心理师应配备一名心理督导，而目前在四川做心理援助的只有中科院心理所、中国红十字会、阳光关爱中心等为数不多的组织，如此算来，灾区心理师缺口巨大。

　　用“地震心理援助”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出现了近40万条结果，其中包括“灾后心理援助专题网站”、“灾后心理重建援助”等专业网站，我们打开部分网站，发现更新的时间大多停留在2008年。事实上，心理援助组织面临着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中科院心理所去年6月份时曾打算在灾区建立十个心理援助站，然而由于资金等限制，最后落成的站点缩减为七个站。而目前，由于经费不足，每个站点每月只有一万元资金维持运转，此外，心理援助队伍缺少统一管理，缺乏长期系统的干预规划，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灾后心理重建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每两到三年调查一次，还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调查。

　　如今，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冯翔的离去刺痛了我们的心，同时，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对灾区人们的心理关怀和援助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主持人：

　　你看这个冯翔，他参加过心理的咨询，但是这些咨询好像还是没有阻挡他选择离开的道路。

　　白岩松：

　　我个人首先觉得，每当有一个灾区的干部或者说是一个同胞，突然因为心理问题或者自杀离开了人世间的时候，大家都会立即想到的是心理辅助，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因为想要帮助他们，在心理上帮助他们，仅有心理医生是不够的，它必须有相关的政策，有周围人的更加敏感，以及整个的氛围共同构成这样一个心理的网，仅仅说就靠心理医生我觉得是太难的事情了，更何况在这次灾区重建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出这样的一种反问，很多的项目都细化了，但是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我们有心理重建的项目吗？好像没有。

　　另外，我们是建了很多的心理咨询的医院，但是都是坐等人们上门来就诊，但是又有多少人，本来他的心理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你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主动去医院接诊吗？反而需要走出去，到他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说，而且一定得是长线的，我觉得现在一种模式很重要，什么样的模式呢？应该是培养一根又一根的火柴，在灾区去培养一根又一根的火柴，让火柴慢慢地把周围的人群点亮，什么意思呢？仅仅依靠像志愿者一样，到了地方，呆一个月走了，不行，一定要在当地中土生土长的去培养很多过个具有心理救援能力或者心理观察或者咨询能力的人，慢慢培养他们的能力，最后让这样的星星之火去燎原帮助更多的人。

　　主持人：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白岩松：

　　但是要做，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更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医生，还需要相关的政策，比如说目前马上就要迎来5月12日，一周年，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报道，我们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一年灾区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对吗？房子都建起来，我们就急于会在报道当中报道，或者说去说周围的人都形成了这样的氛围，灾区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慎重，成绩放在那儿，不会跑掉的，但是当我们过于强调成绩的时候，会让很多心里面很痛苦的人们产生一种很大的落差，他会去想，我为什么没有体现到这种幸福，我怎么了，他会更加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

　　我也注意到四川的某位领导在讲话时说，我们现在灾区的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走出了心理阴影，我们已经非常喜悦地投入到建设之中等等，我看到这样的话时我知道他是好心，其实他也可能也是一种惯性，惯性的一种文字稿子延续下来，但是我特别想提醒我们四川或者是很多地区的领导干部，不要这么讲话。

　　主持人：

　　你觉得会伤害到那些还是会在心理阴影中的人？

　　白岩松：

　　当然，因为你的讲话中已经明确地说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走出了心理阴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建设之中的时候，依然很痛苦在思念自己的孩子，思念自己亲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少数派，是边缘的，它会更加放大这种难受，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有一种同舟共济的感觉，有成绩以及这样一些东西我们不着急，留几年再去说，董玉飞、今天冯翔这样的事情，都在提醒我们，其实心理的废墟还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主持人：

　　这个时候我们局外人特别想为灾区的人做些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能我们都看得到，而且好做，刚才你说，其实心理上的支持更多是一种志愿者的方式，我有空我去，但这个能解决多大问题？

　　白岩松：

　　没错，所以我们正是要把心理重建纳入到我们更大的规划当中，这样从国家包括从民间或者更多的力量，包括资金、人员投入其中，另外迅速转变一种模式，不再是空投式转身就走，心理救援一定要变成永久式的心理救援，而且要更润物细无声，让它更容易接受，这就要培养当地的人开始成为这方面的能手。

　　另一方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接连的两个都是干部，都是男性，都年轻，而且都是受伤，在地震当中都有这样的心理受伤的经历，有的时候男性好像更脆弱，干部也就意味着他面临的压力要更多，他不仅面临生活中的心情中的压力，也要面临工作中琐碎的压力，而且你要知道，当他是干部的时候，有的时候错综复杂的一些东西，我想这么干，可是短时间内不可能这么干，他的那种难受也会加劲，所以我觉得现在灾区的干部的确要投入更多的重视，更多的心理扶持，我觉得如果要不是的话，他们要比其他人承担更多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