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那时，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知道得还不多，而对于帝国主义和当时的卖国政府则是充满了不可抑遏的仇恨。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一个坚决反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的革命战士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年暑假，弼时同志在长沙县立第一中学学习，只差一个学期毕业。那时我们还不明确知道我们所应走的道路是一个革命职业家的道路，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是一个苦恼问题。原来想望的勤工俭学留法，机会已经错过了。为着这个“出路”问题和节省暑期回家来往的路费，当着同学们都回家过暑期的时候，弼时同志和我留在学校了。我想顺便在这里提到一下，弼时同志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有一天，我们在街上走过，偶而注意到了一个画像馆，弼时同志买了一点炭墨和纸，回到宿舍就画起来了，第一张画得不满意，第二张画成时拿到画像馆门前与那里所悬挂着的画像对照了一下，竟可以明显看得出比那画像馆的画像要高明得多。直到后来弼时同志被派到武汉做党的工作时，还曾以画像做为秘密工作的掩护。记得当时弼时同志发现了自己的绘画才能时曾经说，虽然社会职业的门对于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是关闭着的，而凭了一技之长似乎也不难活下去。但是弼时同志并刁；把只要能够在旧社会谋得个人生活做为自己的出路，而我们当时所苦恼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出路。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样子极兴奋，一进门就对我说：“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回答是“到俄国去！”“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对于俄国，我们知道得并不多，那里不是彻底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么！这个“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彻底”，对于当时象我们那样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乃是全部革命意义的集中表现。弼时同志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了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我们一同到达上海去学俄文。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和我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到俄国去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弼时同志才十七岁(当时是一九二一年--编者)，而随他同行的我也是差不多一般大的年龄，我们两个人被分为一组，在路上还要装做互不相识，一个拐做理发工人，一个扮做裁缝工人。那时苏联正处在紧张的国内战争时期，远东边疆地带还为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党匪徒所盘踞。当我们通过由海参崴到伯力的“赤白交界”地区时，遇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党匪徒的严厉检查。我侥幸得以通过了，弼时同志却被以“鼠疫患者”的藉口为白党匪徒扣押了，并被关进了“鼠疫患者”的拘禁里去。这在当时对我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满怀焦虑地到达了伯力，但过了两天，弼时同志被白党匪徒认为“没有鼠疫”而脱身赶到了伯力了。这样的遭遇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原不算是稀有的事，但那时还只有十七岁的弼时同志所表现的镇静和坚毅的革命性格，留给了我一个永久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以后三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弼时同志虽屡次在敌人的酷刑迫害之下，都一贯地表现了坚贞不屈的伟大革命战士的高尚精神。

　　*[摘自《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