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午后，北京公私立学校学生三千余人集于天安门，转赴总统府，耍求惩办卖国贼，旋折至东城赵家楼，焚烧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直至警察赶到，始行解散。这一运动后来发展至于全国各界，称为五四运动。北京的运动，我曾直接参加，摇旗呐喊；只是没有走在前线，没有被捕。当时的教师，没有参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终陪着学生走的也有，如钱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

　　这一运动是帝国主义者长期压迫中国的结果；其所受外来的影响，以震动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最大。至于爆发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则与巴黎和会中中国的外交失败有直接关系。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开幕。在和会上，日本代表要求继承德国在我山东所侵占的一切权利；延至四月，更以退出和会相要挟。这时英法等国只求和议的成功，且因与日本订有密约，竟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完全失败，中国代表乃电告国内，叙述在和会上失败的原因；谓：一由于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订有青岛让归日本的密约；二由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中国当局与日本订有“山东善后协定”，尤以“善后协定”不利于中国。一九一八年五月，日政府乘中国军阀段棋瑞内阁筹措军费正急之时，密与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中日合办胶济路，及借日款建筑济顺、高徐二铁路(济南至顺德，高密至徐州)，并允先付垫款二千万元。段棋瑞为急欲筹得军费以镇压人民，不惜屈从日本的要求，于复文中表示同意。这一事实，我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揭发后，全国人民大愤；对负责办理协定的人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尤为不满，称之为卖国贼曹、章、陆。于是爆发惩办卖国贼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影响很大，首先是促使我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定出协约国对德的和约，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签字；我国代表以争山东问题失败，耍求于和约内山东条下声明保留，和会不允；最后耍求不用保留字样，仅只加以声明，亦不允。于是签字之日，我国代表拒绝到会签字；至于对德和平，则于九月十五日，另以大总统布告宣示之。其次激发了爱国热情。五四运动以后，全国人民激于爱国热情，抵制日货甚烈。日帝国主义者对此常唆使日侨制造事端。最著的有福州事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国学生因排斥日货，曾被当地日侨击伤，起致交涉。有庙街事件：一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庙街有日本居民被人杀害者，日侨竟诬与我驻军有关，致起交涉，交涉结果，我反动政府竟向日道歉，并出抚恤金三万元。有珲春事件：一九二○年十月二日，日侨密集的市街，有被焚情事，日帝国主义者竟派大军占我和龙、延吉、汪清、东宁、宁安等县；交涉后撤去驻军，但仍置警察于这些地方。

　　五四运动最大的影响为促成空前伟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起于对外，但对外须有实力，于是推进此一运动的李大钊先生等转致力于推进文化运动，以图直接或间接增加国家的力量。此后爱国运动与此文化运动连成一气，青年学生受李先生等思想影响很大，从此改变思想态度者也很多。首先他们提出关于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新要求。例如在学校方面他们要求自治；当时各校学生几乎都有自治会，自治会是他们表示自己意见的集中地方。在家庭方面，他们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要求自由恋爱；有一湘籍易姓女生，曾因耍求自由恋爱，背离父母逃出家庭，成为重要新闻，这在今日当无人注意了。其次青年学生对工农的态度也变了；常帮助工农学习新文化，吸收新思想等。各校学生会多办有工人识字班或夜校，学生自任义务教师，帮助工人学文化，并讲解国内外形势、新思想及爱国运动等。当时琉璃厂高等师范校门旁并专设有一间小小的演讲厅，门朝马路。门上有北京大学校长获蔡元培所题“教育平等”四字。学生每晚七时左右，自动的向劳动人民讲新形势、新文化、新思想。对于农民也设法宣传这些。暑假期内，路远不能回家的学生，常住在西郊的卧佛寺、大觉寺等处，经常与农民接近。他们有时三五成队，骑着骡子，带上留声片子，跑到高自己住处几十里的农村进行宣传。每到一村，即在村旁大树下，或在村头小庙旁，放留声片以吸引听众。农民男妇老幼集合了几十人时，即对他们说：不要迷信鬼神，不要给女孩缠足，不要轻视女子，要爱国，要用国货，要懂得国家大事，要爱清洁，要打开窗子通气等等。有时他们还召集农村里的老头子座谈，也同他们讲这些道理。

　　此外最足以表现学生思想变化的，为对有关社会阶级问题的辩论。当时受李大钊先生等思想影响较深刻的学生常有此类辩论。而最突出的，有高师与清华学生所举行的辩论会。高师有一部分学生曾推代表与清华学生联系，希望举行辩论会。有一天，高师文科学生代表三人赴清华与指导学生活动的教师马某，及学生代表三人商量，结果获得同意，并协定几件事：一、双方各出一辩论题，请北大校长蔡元培选定；二、大会在高师礼堂举行，由高师代理校长陈映璜主席；三、双方辩论员各三位，主辩一人，发言二次，每次不过二十分钟；副讲二人，各发言一次，每次不过十五分钟，四、聘请司法界、科学界、教育界有地位者各一人担任评判。商量协定之后不久，双方出好辩论题目，请蔡元培选定，结果高师题目被选定，题目“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高师学生高兴极了，满以为辩论一定获胜。某日，大会在高师礼堂举行，学生及教师到会者一千余人，由高师代理校长陈映璜主席，由评判员胡适等三人担任评判。按协定的一切办法进行辩论，辩论近三小时，双方发言完毕，主席请评判员会商结果。在他们会商之时，高师学生认为“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理由既充分，发言也不坏，一定可以获胜。几分钟后，主席请评判员宣布结果，这时三评判员公推胡适出席宣布。胡适说了一堆废话之后，宣布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的高师学生失败！这时，高师学生参加辩论者固极不快活，即其他师生亦大不欢，然无可如何，只避着说：胡适等有偏见。其实辩论这种题目，而由胡适其人担任评判，要无偏见，自不可能。

　　以上琐事，出自回忆，然亦可见当时青年学生思想态度变化之一般。　　

　　《解放日报》 195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