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高等学校学生齐集天安门，向北洋军阀政府示威。高呼“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又焚毁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卖国贼。北京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之英勇斗争，立即得到了全国学生热烈响应，工人和市民也相继卷入了这个浪潮。

　　在这个伟大运动中作者曾充任一名小卒。现在把四十三年前实际情况，亲身见闻，记忆所及，写在下面。

　　一 上海学生联合会之组成

　　五月五日夜间十时半，我校(1)[复旦公学，于1918年改为私立大学，设在上海海格路(现为华山路)李公祠内。]接到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电话，始悉北京学生壮烈举动，因夜已深，电车停驶，请邵先生翌晨来校报告详情。六日上午八时，邵先生到校，手里夹着一卷报纸，向大众报告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和北洋政府以军警镇压的经过。最后，邵先生以沉痛的语言提醒我们说：“我们校里的同学对国事比较关心，现在北京的同学，已有这种壮烈举动，我相信本校同学必有所表示以响应北京同学。”邵氏报告毕，全体同学当场议决两案：(1)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2)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这两案当场一致通过后，我校同学即分头出发，向各校接洽，直至夜间，始将电报发出，电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暨京报转各报馆，广州军政府、南京李督军转各省、各机关、各报馆公鉴：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噩耗传来，举国震骇！吾民当戮力同心，为政府后援，力争至最后之一日而后已。北京各校学生激于公愤，发生示威运动，凡我国民，咸表同情，若政府弁髦民意，滥肆权威，则吾人为保全全国青年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当前仆后继以昭正义。上海各学校学生全体公电。麻。

　　上海各学校向不团结，三十余校联名通电，创举也。当时在梵王渡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是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高级学校，各教会学校，咸以圣约翰之马首是瞻。此次圣约翰同学激于义愤，列名通电。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以破坏校规，谴责学生，激起同学公愤，大学二年级同学全体被迫退学，即日离校，住在蒙古路一所小屋中。有部分同学，没有床帐、被褥。我们复旦同学获悉此讯，即连夜送去被头五十余条。翌日商请李登辉校长之同意，准约翰退学之全体同学转入复大，这亦反帝声中之一件斗争。卜舫济平日口口声声“亲善”、“爱护青年”，至此而帝国主义之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顽固堡垒——圣约翰大学攻破后，各教会学校对参加爱国运动稍获自由，组织学联之阻力减轻不少。第一次在我校开筹备会时，到会的学校三十一个，代表共八十三人。第二次开会时，到四十四校，代表九十八人，从来不准参加校外活动的中西女塾亦派有代表。熟知当时上海学校情形者，咸认为特别现象也。第二次会议一致议决北京学生一日不释放，即一日不上课。次日发表宣言(2)[宣言见《近代史资料》总24号第181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99页。]呼吁全国各界，挽救危亡，互通声援，促成全国学联之组成。

　　第一次宣言发表后，在我校复开过二次会，以后始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职员。选举时以校名代人名，选举结果，我校何葆仁当选为会长，瞿宣颖为文牍，朱承洵(3)[我在学校是用朱承洵为名，字仲华，因“洵”字往往被写作“询”，才以字行。]为会计。何葆仁是华侨，原籍福建，对上海情形，不甚熟悉，尤其对于工商界相识较少，因此朱承洵以总会计兼任总干事，率领宣讲队到租界各马路宣讲，商界才有救国十人团之组织。

　　上海学联宣告成立后，首先要讨论的是全上海各学校的总罢课的一个问题。当时多数学校均已停课，而许多教会学校是不停课，其中如震旦大学(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圣芳济学堂还未参加学联。为了统一行动，总干事不得不奔走劝告，各校同学均自觉自愿一致行动，而顽固的学校当局阻挠甚力。有几个学校所选出来之代表，不是学生而是校长。沈家湾之承天中学，就是以周志禹校长为代表。讨论总罢课时，他大玩花招，尽力反对，经作者揭露，令其退席。关于总罢课之提议，赞成固多数，但亦有投函诘责者，著论登报者，学联当局几难应付。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出京消息到沪，沪人士大激昂，上海学联召集紧急会议，决议发布宣言，限政府于一星期内恢复蔡校长之地位。时为五月十五日也。(4)[宣言见《近代史资料》总24期第182-183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00页。]

　　这个宣言发表时，总罢课之问题，大家同意在一星期后实行。黄炎培先生以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身份也列席与议。一星期满限之日为二十二日，前二日晚间，黄炎培先生驰至会中以蔡校长已过沪，力阻学生勿再有举动，苦劝取销前议。上海学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黄氏演说甚久，大意为罢课是上海学生最后之武器，万不能轻用，希望各位悬崖勒马，停止进行。黄氏此举前后宛若二人，盖以地位关系，已受当局之伍迫。是时论辩蜂起，反对者以不能与北京学生取同一步调，有违学生联合会之职志。赞成者则重蔡、黄两先生之苦心孤诣，欲以延限三日为调和条件。争辩至为激烈，越四小时不决，最后会长何葆仁以沉毅之态度，郑重宣告，延期三日至二十六日实行总罢课，并切实声明，既经延期不得再有不一致之现象。异议渐息，而报纸论调亦渐变。至二十六日晨而上海二万男女学生，不期而赴公共体育场之宣誓典礼矣。

　　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经过已如上述，其章程草案原由瞿宣颖主稿，经大会通过，具体条文，记忆不清，兹不写。各学校是指中等以上的学校，各校均设立分会，内部组织，除会长、文牍、会计外，设评议、干事、交际三部。上海学联的职员也是如此，详细名单，也记不清，只记得当时南洋公学(后改交大)的代表是浑震，东吴法科代表是狄侃，沪江大学代表是徐柏堂，圣约翰大学代表是江一平，澄衷中学代表是王思方。教育界方面，始终支持学生的只有一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先生。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蔚芝)先生为了学潮，有一个电报给北京政府支援学生，电文亦记不得了。

　　上海学联办公地点所在的“环球中国学生会”。这会是吾国东西洋留学生组织的一个机构，主持人为李登辉，实际办事的职员是朱少屏。会址在静安寺路(现为南京西路)泥城桥外，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上海学联之借此为会所，是经过李登辉之许可的。

　　二 宣誓罢课和示威游行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各校男女学生均整队出发，齐赴西门公共体育场集合。当时共到学校五十二校，学生两万人，以到的先后为序，依次排列。其精神之悲愤，秩序之整齐，为上海向所未有，亦为吾国历史上所未有。八时半，大会开始，会长何葆仁以悲愤之情绪，沉痛之语音，说明这一次不得已罢课的惨痛经过听众堕泪的也有，切齿的也有，全场肃然。童子军升旗，大家行过了礼以后，何会长以严肃态度，悲壮声调，宣读了誓文，发布了宣言(5)[宣言见《近代史资料》总24号第183--184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02页。]，然后高呼口号列队游行。

　　大游行由体育场出发，经中华路、民国路、小东门等处，直至下午二时始毕。此后，各分会学生多在校外发传单，贴标语，宣传队则演讲抵制日货。这时北京学生代表方豪、段锡朋南下抵沪，拟赴杭迎蔡校长返京，要求上海学联亦派代表两人共同赴杭迎蔡。上海学联所选代表一为朱承洵，一为沪北公学某君(姓名已回忆不出)。到杭后，蔡之堂弟元康时任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经理，即来城站旅馆访晤，并说蔡先生回绍扫墓，明后日可到杭。代表团次日出席了杭州学联在省教育会召开之大会，京沪代表分别报告京沪学生罢课经过。其时杭州学联已成立，会长为陈诵洛。翌日晚间在饮马井巷蔡元康住宅中，谒见了蔡先生。蔡氏对学生运动甚关怀，询问甚详，京沪代表分别报告各地学联组成当前进行步骤亦甚详。至请蔡回京复职，蔡氏认为时机未至，代表团次晨即回沪。

　　总罢课以后，上海学联首要工作为联络商界，于是而有五月卅一日郭钦光追悼会之大计划。郭氏死于北京示威一役，津、济已有追悼之举。上海因罢课议起，初无暇及。罢课既定，遂以五月卅一日午后二时再于公共体育场大会各校学生。先是联合会议决定由女校制定白布帽数万顶，以代日本草帽。是日男女学生无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之中复杂以联、额、徽、帜，远望直一片白云，神情非常悲壮。人数之多，行列之整，气象之庄严，可称希有。开会前夕，作者与何葆仁在晋隆饭店与商业公团(6)[商业公团由上海各商业团体组成，以与总商会对抗者。当时总商会会长为朱葆三，副会长为沈联芳，顽固反动，商界多不满。商业公团之负责人为邵静斋、汤节之。]负责人商定，追悼会毕后，全体队伍，进入租界游行，直达总商会，为一鸣惊人之举。事前保密不宣，开会前，始与各校领队人说明，闻者骇焉。当时主干人群在密室中集议，久不能决。询谁愿往者，则除复旦外，仅一澄衷中学。于是稍变前议。分约翰、南洋两校学生往朱葆三私宅，复旦、澄衷两校往总商会，其余各校悉赴县商会(又名南商会在南市毛家弄)。议既定，才于追悼礼毕后，突然发令分三道出发。

　　赴总商会者由作者领队，由体育场经老北门、河南路直入，经过法租界时，巡捕不加拦阻，至英租界巡捕房门口，全体包探出动了。我们加速步伐，越过南京路入宁波路口之商业公团暂息，俄顷，即过桥进入总商会。先是作者曾以学联总干事名义访总商会，由会董沈仲礼接见，当谈话时，巡捕房西探祁文司在场写笔记。作者次日曾函该会诘责，《申报》本埠新闻栏曾载朱承洵责问总商会函，并加“理正词严总商会其何以自解”之按语。因此总商会对学生，极感头痛。学生队伍进入总商会后，负责人四散，直至傍晚，始由会董谢蘅昌出来应付允将学生意见转达会长。

　　往朱葆三私宅者亦未得见，而朱反召龙华军队数十人来欲以恫吓学生。往县商会者得见顾馨一、苏筠尚两会长，以圆滑之词，敷衍应付。学生过处，鼓掌声、欢呼声，沿途不绝。路旁商店多备茶点欢迎学生者，罢市之动机发矣。

　　三 六三大罢市

　　上海男女学生二万人，自总罢课后，虽不进课堂学习了，而各人都担任一项工作，实在比上课的时候更加紧张，尤其是宣讲工作的同学，简直连吃饭都没有工夫。当时商界青年有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大家很欢迎学生会的宣讲队，共同出发到各马路、各工厂去宣传。其时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为齐国梁，是军阀的得力帮凶，他是最反对学生运动，他已密令其部下武装准备。因此学生在民国路、中华路演讲时，警察以维持秩序为借口，实行干涉。初则驱逐听众，但这几条马路为上海南市最热闹地区，行人最多，警察越赶，行人聚集越多，警察也听到群众对学生表同情、谴责警察无良心之评论，恼羞成怒，索性动手殴打学生。

　　学生忍辱耐气，仍然苦口宣讲，这大大感动了商界同胞，尤其是青年店员，大家一洒同情之泪，共同起来支援学生，相率打烊(沪市商店停止营业日打烊)。首先发动于中华路、小东门几家绸缎铺，立即蔓延到民国路，邑庙区(沪人叫城隍庙)，咸瓜街是上海南市(租界曰北市)钱庄业、参药业的中心，离小东门不远，闻声首先打烊者，为百年老店童涵春中药店和阜昌参燕号，此为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上午。

　　上海六三大罢市，是由南而北，南市发动后立即转入法租界，由法租界而入公共租界，而后到虹口、闸北。租界首先响应者为荣昌祥呢绒店，开设在南京路泥城桥畔。到午前，上海各郊区如徐家汇、曹家渡等处亦均罢市。这时候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弟兄派代表到上海学联来联系，表示同情，学联也派代表去联络。当时虽还没有工会之组织，而工人阶级支援学生之表示，永志勿忘。大罢市既实现，各界目光咸集中于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之职员乃废寝忘食地来应付各方。越二日有卡尔登之茶会。

　　卡尔登西餐馆在北京路，上海学联于六月五日假该馆开茶话会遍请商界各业领袖。到会者甚踊跃。记得冯少山先生(现任民建上海市委)亦来出席。会长何葆仁要求商学界步调一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时外间盛传罢市以三日为期，学联会恐商界动摇，故有此茶会以加油打气，希望商界坚持到底。同时作者得到商业公团方面消息，明日南商会有重要会议，系卢永祥所召集，学联会乃推举朱承洵，浑震，狄侃三人为代表前往参加。

　　南商会之会，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召集，戒备甚严，军警林立，我们三人到了商会门口，即遭军警阻止。我向他们说：我们三人是上海学联的代表，是你们的军使来邀请我们开会的，正相持间，商业公团里的邹静斋、汤节之、徐春荣①[ 隆泉公出口号经理，时为商业公团之主干人员。复任闸北市议会议长，闸北水电公司董事长。]等亦到，他们对军警打招呼，我们才混进了会场。坐定后，徐春荣过来特别关照我，会场上千万不要发言，因当时形势很紧张。

　　开会后，卢永祥首先讲话，劝商人即日开市，学生上课，并言曹、陆、章三人也有羞耻心，自动会辞职。上海为大都市，五方杂处，稍一不慎，极易引起紊乱，破坏治安，那时本人职责所在，惟有军法从事。以严厉的语气，恫吓商人和学生。上海县知事沈宝昌以代理上海道尹资格(时沪海道尹王赓扬因母忧请假)继起发言，无非迎合卢意，劝商人开市，学生上课。县商会会长顾馨一完全用压制口吻说：“军使说明日开市，开课，谁敢不从。”其时商界人心动摇。

　　学联代表朱承洵起立发言，首述学生此次之罢课，牺牲何等重大，实出于万不得已。针对卢永祥所说“曹、陆、章有羞耻心，会自动辞职”，则予以驳诘。朱承洵说：“人而至于卖国，还会有羞耻心吗？”朱承洵慷慨激昂说了一番话，最后他以坚定语气说：“我代表上海二万学生郑重表示：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朱承洵说话时间很长，真可谓力竭声嘶，会场空气为之一变。澄衷学校校长曹慕管发言，竭力支持学生，劝商界各位老板和经理要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因他这段话，卢永祥当场即与其身边之参谋长范蹦麟说，朱、曹二人都是过激党。

　　其时教育界人士如黄炎培、贾丰臻、蒋梦麟等均到会。沈信卿(恩孚)起立讲话。他说：“开会前，警察厅徐厅长说：这次罢市都是学生闹起来的，拍桌大骂学生。其实这次罢市是警察逼成的。因为爱国学生在马路上讲演，警察驱逐，殴打学生，商人看了不平，激于义愤，遂有罢市之行动，这完全是事实。徐厅长不责备警察而反大骂学生。官有官规，本人也做过官，护军使在上而徐厅长居然拍桌骂人，这是有失体统的。”沈信卿的话，不得不使徐国梁起来道歉。时间已近午，这场会议不得要领而散。开会时，门禁甚严，新闻记者不得入，惟《新闻报》李浩然得信较早，先到会，故是日会议新闻，仅《新闻报》有详细记载。

　　罢市七日，北洋政府在全国舆论压迫之下，才有罢免曹、陆、章之令。消息到沪，群庆胜利，但商界开市，必待学联代表到达，燃放鞭炮而后始营业。

　　最后尚有一事须说明，在大罢市中，帝国主义者所操纵之租界市议会，勒令上海学生联合会迁移，遂由环球中国学生会迁移至西门林荫路之新会所，此一段史实不得不表而出之。

　　关于五四运动，当时没有详尽的记载，我所写的是随忆随写，更不全面，而且遗漏之处甚多。记得当时潘公展在湖州旅沪公学曾编有一本《学生救国全史》，这本书的材料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内容并不翔实，这书现在也不出了。我所写的是我个人在参加运动中一个多月时间的回忆。那时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很注意我的行动，派中西包探“钉梢”。我乘电车，他们也乘电车，我到那里，他们就跟我到那里。有一天我到总商会，他们也进入总商会。总商会在上海河南路天后宫，这个地方按照租界章程，公共租界巡捕房是无权管辖的。当时丧权辱国的总商会，准许中西包探入内，引起我的极大愤怒，有写信谴责总商会之举，上面已经说过。到了总商会时西捕头还是赶来，他用英语说：“日本领事要来责问工部局，所以我们不得不出来。”这番话是我所亲闻的。

　　时隔已久，作者回忆所及，写述如上。文不成体，字多草率，希阅者鉴谅。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