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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五四运动在上海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2日09:57   中国青年网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高等学校学生齐集天安门,向北洋军阀政府示威。高呼“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又焚毁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卖国贼。北京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之英勇斗争,立即得到了全国学生热烈响应,工人和市民也相继卷入了这个浪潮。

  在这个伟大运动中作者曾充任一名小卒。现在把四十三年前实际情况,亲身见闻,记忆所及,写在下面。

  一 上海学生联合会之组成

  五月五日夜间十时半,我校(1)[复旦公学,于1918年改为私立大学,设在上海海格路(现为华山路)李公祠内。]接到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电话,始悉北京学生壮烈举动,因夜已深,电车停驶,请邵先生翌晨来校报告详情。六日上午八时,邵先生到校,手里夹着一卷报纸,向大众报告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和北洋政府以军警镇压的经过。最后,邵先生以沉痛的语言提醒我们说:“我们校里的同学对国事比较关心,现在北京的同学,已有这种壮烈举动,我相信本校同学必有所表示以响应北京同学。”邵氏报告毕,全体同学当场议决两案:(1)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2)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这两案当场一致通过后,我校同学即分头出发,向各校接洽,直至夜间,始将电报发出,电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暨京报转各报馆,广州军政府、南京李督军转各省、各机关、各报馆公鉴: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噩耗传来,举国震骇!吾民当戮力同心,为政府后援,力争至最后之一日而后已。北京各校学生激于公愤,发生示威运动,凡我国民,咸表同情,若政府弁髦民意,滥肆权威,则吾人为保全全国青年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当前仆后继以昭正义。上海各学校学生全体公电。麻。

  上海各学校向不团结,三十余校联名通电,创举也。当时在梵王渡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是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高级学校,各教会学校,咸以圣约翰之马首是瞻。此次圣约翰同学激于义愤,列名通电。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以破坏校规,谴责学生,激起同学公愤,大学二年级同学全体被迫退学,即日离校,住在蒙古路一所小屋中。有部分同学,没有床帐、被褥。我们复旦同学获悉此讯,即连夜送去被头五十余条。翌日商请李登辉校长之同意,准约翰退学之全体同学转入复大,这亦反帝声中之一件斗争。卜舫济平日口口声声“亲善”、“爱护青年”,至此而帝国主义之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顽固堡垒——圣约翰大学攻破后,各教会学校对参加爱国运动稍获自由,组织学联之阻力减轻不少。第一次在我校开筹备会时,到会的学校三十一个,代表共八十三人。第二次开会时,到四十四校,代表九十八人,从来不准参加校外活动的中西女塾亦派有代表。熟知当时上海学校情形者,咸认为特别现象也。第二次会议一致议决北京学生一日不释放,即一日不上课。次日发表宣言(2)[宣言见《近代史资料》总24号第181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99页。]呼吁全国各界,挽救危亡,互通声援,促成全国学联之组成。

  第一次宣言发表后,在我校复开过二次会,以后始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职员。选举时以校名代人名,选举结果,我校何葆仁当选为会长,瞿宣颖为文牍,朱承洵(3)[我在学校是用朱承洵为名,字仲华,因“洵”字往往被写作“询”,才以字行。]为会计。何葆仁是华侨,原籍福建,对上海情形,不甚熟悉,尤其对于工商界相识较少,因此朱承洵以总会计兼任总干事,率领宣讲队到租界各马路宣讲,商界才有救国十人团之组织。

  上海学联宣告成立后,首先要讨论的是全上海各学校的总罢课的一个问题。当时多数学校均已停课,而许多教会学校是不停课,其中如震旦大学(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圣芳济学堂还未参加学联。为了统一行动,总干事不得不奔走劝告,各校同学均自觉自愿一致行动,而顽固的学校当局阻挠甚力。有几个学校所选出来之代表,不是学生而是校长。沈家湾之承天中学,就是以周志禹校长为代表。讨论总罢课时,他大玩花招,尽力反对,经作者揭露,令其退席。关于总罢课之提议,赞成固多数,但亦有投函诘责者,著论登报者,学联当局几难应付。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出京消息到沪,沪人士大激昂,上海学联召集紧急会议,决议发布宣言,限政府于一星期内恢复蔡校长之地位。时为五月十五日也。(4)[宣言见《近代史资料》总24期第182-183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00页。]

  这个宣言发表时,总罢课之问题,大家同意在一星期后实行。黄炎培先生以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身份也列席与议。一星期满限之日为二十二日,前二日晚间,黄炎培先生驰至会中以蔡校长已过沪,力阻学生勿再有举动,苦劝取销前议。上海学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黄氏演说甚久,大意为罢课是上海学生最后之武器,万不能轻用,希望各位悬崖勒马,停止进行。黄氏此举前后宛若二人,盖以地位关系,已受当局之伍迫。是时论辩蜂起,反对者以不能与北京学生取同一步调,有违学生联合会之职志。赞成者则重蔡、黄两先生之苦心孤诣,欲以延限三日为调和条件。争辩至为激烈,越四小时不决,最后会长何葆仁以沉毅之态度,郑重宣告,延期三日至二十六日实行总罢课,并切实声明,既经延期不得再有不一致之现象。异议渐息,而报纸论调亦渐变。至二十六日晨而上海二万男女学生,不期而赴公共体育场之宣誓典礼矣。

  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经过已如上述,其章程草案原由瞿宣颖主稿,经大会通过,具体条文,记忆不清,兹不写。各学校是指中等以上的学校,各校均设立分会,内部组织,除会长、文牍、会计外,设评议、干事、交际三部。上海学联的职员也是如此,详细名单,也记不清,只记得当时南洋公学(后改交大)的代表是浑震,东吴法科代表是狄侃,沪江大学代表是徐柏堂,圣约翰大学代表是江一平,澄衷中学代表是王思方。教育界方面,始终支持学生的只有一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先生。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蔚芝)先生为了学潮,有一个电报给北京政府支援学生,电文亦记不得了。

  上海学联办公地点所在的“环球中国学生会”。这会是吾国东西洋留学生组织的一个机构,主持人为李登辉,实际办事的职员是朱少屏。会址在静安寺路(现为南京西路)泥城桥外,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上海学联之借此为会所,是经过李登辉之许可的。

  二 宣誓罢课和示威游行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各校男女学生均整队出发,齐赴西门公共体育场集合。当时共到学校五十二校,学生两万人,以到的先后为序,依次排列。其精神之悲愤,秩序之整齐,为上海向所未有,亦为吾国历史上所未有。八时半,大会开始,会长何葆仁以悲愤之情绪,沉痛之语音,说明这一次不得已罢课的惨痛经过听众堕泪的也有,切齿的也有,全场肃然。童子军升旗,大家行过了礼以后,何会长以严肃态度,悲壮声调,宣读了誓文,发布了宣言(5)[宣言见《近代史资料》总24号第183--184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02页。],然后高呼口号列队游行。

  大游行由体育场出发,经中华路、民国路、小东门等处,直至下午二时始毕。此后,各分会学生多在校外发传单,贴标语,宣传队则演讲抵制日货。这时北京学生代表方豪、段锡朋南下抵沪,拟赴杭迎蔡校长返京,要求上海学联亦派代表两人共同赴杭迎蔡。上海学联所选代表一为朱承洵,一为沪北公学某君(姓名已回忆不出)。到杭后,蔡之堂弟元康时任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经理,即来城站旅馆访晤,并说蔡先生回绍扫墓,明后日可到杭。代表团次日出席了杭州学联在省教育会召开之大会,京沪代表分别报告京沪学生罢课经过。其时杭州学联已成立,会长为陈诵洛。翌日晚间在饮马井巷蔡元康住宅中,谒见了蔡先生。蔡氏对学生运动甚关怀,询问甚详,京沪代表分别报告各地学联组成当前进行步骤亦甚详。至请蔡回京复职,蔡氏认为时机未至,代表团次晨即回沪。

  总罢课以后,上海学联首要工作为联络商界,于是而有五月卅一日郭钦光追悼会之大计划。郭氏死于北京示威一役,津、济已有追悼之举。上海因罢课议起,初无暇及。罢课既定,遂以五月卅一日午后二时再于公共体育场大会各校学生。先是联合会议决定由女校制定白布帽数万顶,以代日本草帽。是日男女学生无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之中复杂以联、额、徽、帜,远望直一片白云,神情非常悲壮。人数之多,行列之整,气象之庄严,可称希有。开会前夕,作者与何葆仁在晋隆饭店与商业公团(6)[商业公团由上海各商业团体组成,以与总商会对抗者。当时总商会会长为朱葆三,副会长为沈联芳,顽固反动,商界多不满。商业公团之负责人为邵静斋、汤节之。]负责人商定,追悼会毕后,全体队伍,进入租界游行,直达总商会,为一鸣惊人之举。事前保密不宣,开会前,始与各校领队人说明,闻者骇焉。当时主干人群在密室中集议,久不能决。询谁愿往者,则除复旦外,仅一澄衷中学。于是稍变前议。分约翰、南洋两校学生往朱葆三私宅,复旦、澄衷两校往总商会,其余各校悉赴县商会(又名南商会在南市毛家弄)。议既定,才于追悼礼毕后,突然发令分三道出发。

  赴总商会者由作者领队,由体育场经老北门、河南路直入,经过法租界时,巡捕不加拦阻,至英租界巡捕房门口,全体包探出动了。我们加速步伐,越过南京路入宁波路口之商业公团暂息,俄顷,即过桥进入总商会。先是作者曾以学联总干事名义访总商会,由会董沈仲礼接见,当谈话时,巡捕房西探祁文司在场写笔记。作者次日曾函该会诘责,《申报》本埠新闻栏曾载朱承洵责问总商会函,并加“理正词严总商会其何以自解”之按语。因此总商会对学生,极感头痛。学生队伍进入总商会后,负责人四散,直至傍晚,始由会董谢蘅昌出来应付允将学生意见转达会长。

  往朱葆三私宅者亦未得见,而朱反召龙华军队数十人来欲以恫吓学生。往县商会者得见顾馨一、苏筠尚两会长,以圆滑之词,敷衍应付。学生过处,鼓掌声、欢呼声,沿途不绝。路旁商店多备茶点欢迎学生者,罢市之动机发矣。

  三 六三大罢市

  上海男女学生二万人,自总罢课后,虽不进课堂学习了,而各人都担任一项工作,实在比上课的时候更加紧张,尤其是宣讲工作的同学,简直连吃饭都没有工夫。当时商界青年有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大家很欢迎学生会的宣讲队,共同出发到各马路、各工厂去宣传。其时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为齐国梁,是军阀的得力帮凶,他是最反对学生运动,他已密令其部下武装准备。因此学生在民国路、中华路演讲时,警察以维持秩序为借口,实行干涉。初则驱逐听众,但这几条马路为上海南市最热闹地区,行人最多,警察越赶,行人聚集越多,警察也听到群众对学生表同情、谴责警察无良心之评论,恼羞成怒,索性动手殴打学生。

  学生忍辱耐气,仍然苦口宣讲,这大大感动了商界同胞,尤其是青年店员,大家一洒同情之泪,共同起来支援学生,相率打烊(沪市商店停止营业日打烊)。首先发动于中华路、小东门几家绸缎铺,立即蔓延到民国路,邑庙区(沪人叫城隍庙),咸瓜街是上海南市(租界曰北市)钱庄业、参药业的中心,离小东门不远,闻声首先打烊者,为百年老店童涵春中药店和阜昌参燕号,此为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上午。

  上海六三大罢市,是由南而北,南市发动后立即转入法租界,由法租界而入公共租界,而后到虹口、闸北。租界首先响应者为荣昌祥呢绒店,开设在南京路泥城桥畔。到午前,上海各郊区如徐家汇、曹家渡等处亦均罢市。这时候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弟兄派代表到上海学联来联系,表示同情,学联也派代表去联络。当时虽还没有工会之组织,而工人阶级支援学生之表示,永志勿忘。大罢市既实现,各界目光咸集中于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之职员乃废寝忘食地来应付各方。越二日有卡尔登之茶会。

  卡尔登西餐馆在北京路,上海学联于六月五日假该馆开茶话会遍请商界各业领袖。到会者甚踊跃。记得冯少山先生(现任民建上海市委)亦来出席。会长何葆仁要求商学界步调一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时外间盛传罢市以三日为期,学联会恐商界动摇,故有此茶会以加油打气,希望商界坚持到底。同时作者得到商业公团方面消息,明日南商会有重要会议,系卢永祥所召集,学联会乃推举朱承洵,浑震,狄侃三人为代表前往参加。

  南商会之会,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召集,戒备甚严,军警林立,我们三人到了商会门口,即遭军警阻止。我向他们说:我们三人是上海学联的代表,是你们的军使来邀请我们开会的,正相持间,商业公团里的邹静斋、汤节之、徐春荣①[ 隆泉公出口号经理,时为商业公团之主干人员。复任闸北市议会议长,闸北水电公司董事长。]等亦到,他们对军警打招呼,我们才混进了会场。坐定后,徐春荣过来特别关照我,会场上千万不要发言,因当时形势很紧张。

  开会后,卢永祥首先讲话,劝商人即日开市,学生上课,并言曹、陆、章三人也有羞耻心,自动会辞职。上海为大都市,五方杂处,稍一不慎,极易引起紊乱,破坏治安,那时本人职责所在,惟有军法从事。以严厉的语气,恫吓商人和学生。上海县知事沈宝昌以代理上海道尹资格(时沪海道尹王赓扬因母忧请假)继起发言,无非迎合卢意,劝商人开市,学生上课。县商会会长顾馨一完全用压制口吻说:“军使说明日开市,开课,谁敢不从。”其时商界人心动摇。

  学联代表朱承洵起立发言,首述学生此次之罢课,牺牲何等重大,实出于万不得已。针对卢永祥所说“曹、陆、章有羞耻心,会自动辞职”,则予以驳诘。朱承洵说:“人而至于卖国,还会有羞耻心吗?”朱承洵慷慨激昂说了一番话,最后他以坚定语气说:“我代表上海二万学生郑重表示: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朱承洵说话时间很长,真可谓力竭声嘶,会场空气为之一变。澄衷学校校长曹慕管发言,竭力支持学生,劝商界各位老板和经理要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因他这段话,卢永祥当场即与其身边之参谋长范蹦麟说,朱、曹二人都是过激党。

  其时教育界人士如黄炎培、贾丰臻、蒋梦麟等均到会。沈信卿(恩孚)起立讲话。他说:“开会前,警察厅徐厅长说:这次罢市都是学生闹起来的,拍桌大骂学生。其实这次罢市是警察逼成的。因为爱国学生在马路上讲演,警察驱逐,殴打学生,商人看了不平,激于义愤,遂有罢市之行动,这完全是事实。徐厅长不责备警察而反大骂学生。官有官规,本人也做过官,护军使在上而徐厅长居然拍桌骂人,这是有失体统的。”沈信卿的话,不得不使徐国梁起来道歉。时间已近午,这场会议不得要领而散。开会时,门禁甚严,新闻记者不得入,惟《新闻报》李浩然得信较早,先到会,故是日会议新闻,仅《新闻报》有详细记载。

  罢市七日,北洋政府在全国舆论压迫之下,才有罢免曹、陆、章之令。消息到沪,群庆胜利,但商界开市,必待学联代表到达,燃放鞭炮而后始营业。

  最后尚有一事须说明,在大罢市中,帝国主义者所操纵之租界市议会,勒令上海学生联合会迁移,遂由环球中国学生会迁移至西门林荫路之新会所,此一段史实不得不表而出之。

  关于五四运动,当时没有详尽的记载,我所写的是随忆随写,更不全面,而且遗漏之处甚多。记得当时潘公展在湖州旅沪公学曾编有一本《学生救国全史》,这本书的材料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内容并不翔实,这书现在也不出了。我所写的是我个人在参加运动中一个多月时间的回忆。那时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很注意我的行动,派中西包探“钉梢”。我乘电车,他们也乘电车,我到那里,他们就跟我到那里。有一天我到总商会,他们也进入总商会。总商会在上海河南路天后宫,这个地方按照租界章程,公共租界巡捕房是无权管辖的。当时丧权辱国的总商会,准许中西包探入内,引起我的极大愤怒,有写信谴责总商会之举,上面已经说过。到了总商会时西捕头还是赶来,他用英语说:“日本领事要来责问工部局,所以我们不得不出来。”这番话是我所亲闻的。

  时隔已久,作者回忆所及,写述如上。文不成体,字多草率,希阅者鉴谅。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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