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爱国活动的蓬勃兴起

　　五四的前一年——一九一八年，欧战结束，留日学生因在日备受侮辱，纷纷回国作反日救国宣传。桂籍留日学生周公谋曾回桂报告日人欺侮中国同学的情况，激起了桂林学生们同仇敌忾的愤慨；将去欧洲留学的曹德三也由北京来桂传达北京学生的反日活动，进一步鼓舞着桂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桂林学生在全国学生反日救国热潮激荡之下，为了统一指挥，集中力量，推进工作，由各学校代表共同发起筹组桂林学生爱国会——包括各高等、中等以至小学的学生联合组织。互推法专学生李铭勋(笔者当时的学名)为筹备会会长，师范学校学生蔡挺生为副会长。筹备会设在皇宫街县文庙左侧的明伦堂内(即今市人委左侧的印刷厂地址)。经过一段筹备，根据会章进行了选举，蔡挺生为会长，李铭勋为副会长。从此，桂林学生爱国会正式宣告成立。

　　在筹建桂林学生爱国会的同时，建立、调整和健全了各校学生的基层组织。

　　桂林各校学生自治会或校友会的普遍建立和桂林学生爱国会的成立，锻炼并加强了桂林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组织经验，奠下了以后五四运动的基石。

　　一九一九年，北京学生举行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来，桂林学生热情敏感，马上响应，立即由学生爱国会发动全桂林所有大中小学校的全体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由各校学生分头组织宣讲队，展开广泛的街头宣传讲演。六月三、四日，北京政府对学生实行大逮捕后，桂林学生的反日救国运动也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深入开展了一步：一是从街头讲演发展到进入各剧院讲演，一是发动各校相继在慈善会作演剧宣传。这时的宣传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不承认巴黎和约”，“立即释放被拘捕的爱国学生”，“打倒北京卖国政府”，“打倒北洋军阀”等。由于北京政府的专横卖国和学生爱国运动的正义热忱，当时的宣传讲演是很受欢迎的，有时各戏院还主动参加和安排这样的讲演，艺人们还热情地把讲演的内容反映到演出中去。记得一次法专讲演队的谢振民同学讲述北京政府的媚外卖国勾当后，名丑六指姆马上在他所演的《刘文静降妖》的戏中，把北京政府一伙卖国贼当妖魔鬼怪予以捉拿，痛快淋漓，观众深为感动。

　　演剧宣传是由各校自报演出剧目，在慈善会舞台轮流公演。记得当时法专演的是《朝鲜亡国痛史》，省三中演的是《刺伊藤博文》，省师演的是一出活报剧，其他已无记忆。这些演出多是以反对日本侵略和拯救中国危亡为主题的，对当时观众有一定的反帝爱国的影响。这些演出虽然不免带有文明戏、幕表戏的形式，但是其中也有完全依照话剧形式演出的，如上述法专、省师的演出，就极力摆脱文明戏的影响。可以说，桂林学生这次演出活动，政治上在努力完成宣传反帝的任务，而在话剧运动上也起了启蒙的作用。应该说，广西的话剧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二 桂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抵制劣货、推进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坚持和发展的形势下，为着统一全国学生的组织以加强斗争，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举行代表会，决定全国各地学生组织的爱国会、救国会、救亡会或其它种种不同名称的学生会，一律依据新会章改组或改称为学生联合会。桂林学生依照决定，将原有的桂林学生爱国会改组为桂林学生联合会。

　　桂林学联除去领导抵制劣货等活动之外，还有一个出色的活动就是出版刊物，开展了桂林的新文化运动。学联成立不久，出版了自己的会刊(三日刊)，报道全国各地学运的消息和本身的工作。三日刊是白报纸八开单页直行四号字铅印。到第二届学联时期，会刊改为周刊，由白报纸八开扩大为四开，除报道会务和各地学运情况外，侧重于新文化问题的介绍、讨论和新文艺的研究著述。由于会刊改版后大家有了争鸣的园地，会刊的内容也就日益生动活泼，丰富多采，不仅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尽到了介绍推进的作用，并且对新兴文学——白话文，特别是对新诗歌，起到了拓荒、开垦的作用。

　　三 学生运动的分化与新中国学社的成立

　　一九二一年春，桂林学联进行了第二次改选，选出了第三届负责人。这时桂林的学生也和北京的学生一样，在斗争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分化，有的在不断追求光明，摸索着应走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有的则经不起艰苦的历程和险恶环境的考验，走着相反的道路。由于学联第三届负责人中的会长范澍、干事王觉、蒋培英等是省师中较顽固的学生，他们都是兴、全、灌一带的人，和国家主义派的唐谷是小同乡关系；他们在强调“救国不忘求学”的幌子下梦想着“求学即能救国”，也就是梦想着中国要他们这些“饱学”的来救；因而他们在学联中是积极争取地位，消极、放弃斗争的。因此学联的各种活动在这一时期无形停顿。王、范等人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在桂的骨干，而蒋则更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搞党务的红人。

　　但是，另一方面学联中一部分较为激进的人却有了新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组织，这就是新中国学社的诞生。新中国学社在一九二○年夏已在学联中开始酝酿。因为暑期中学联第二届负责人不少要从学校毕业离校，同时也要离开学联。他们想到，毕业后的继续学习、研究和继续参加活动，都需要有一新的组织。部分还继续留校的也有些同感，觉得在校总是短期的；建立学术文化团体，无论在校离校都同样需要。因此，经过互相交换意见，逐渐提出了组织新中国学社的具体方案。社章是笔者草拟，大致是：

　　“学社”而冠以“新中国”，是表示“新中国”是大家的憧憬，大家的愿望，也是大家奋斗的目标。但叫“学社”而不叫其它党会，则是标明组织的性质，是学术的而不是政治的。

　　学社以结合同志，砥顾身心，研究学术，参加救国运动为主旨；

　　以平等、博爱、互助、自由为信条；

　　以吸烟、酗酒、赌博、宿娼为禁例。

　　学社于一九二○年秋成立，以皇宫街县文庙及明伦堂(即今环湖北路市人委所在地)全部建筑为社址。

　　学社的活动主要是：

　　创办会刊——八开、单页、石印。内容是介绍当时的各种新思潮及社员的文艺写作。每半月一期。

　　开办补习学校——设升中学及升大学补习班，开有国文、英语、数学等课。

　　设置文娱场——有各种奔棋和球类。

　　开辟图书阅览室——订阅京、沪、粤各地杂志。

　　新中国学社的这些活动很受青年们的欢迎，对青年有一定影响；但对封建头脑的士绅们，却引起不小的反感。尤其是学社占用了县文庙，把文庙前门的“德参天地”、“道冠古今”的两座大牌坊粉掉，改写上新中国学社几个大字，叫这些士绅先生们一看就大伤脑筋，坚眉瞪眼。但这也正标志着，新中国学社一成立就与封建势力采取了对峙的姿态。

　　新中国学社的主要成员是社长李铭勋，社员李征凤(均法专学生)、黄成业(省师学生)、粟丰、罗瑞成、谢铁民、易忧(均省中学生)、苏鸿基、秦志俊、赵世恪、锺廷普(均桂山学生)、梁克缁(北京回桂学生)、谢慧英、莫佩珠(均进德学生)、何国瑞、周为干、曾庆鸿、文庄(均附小毕业生)等。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在过去的桂林学运中积极工作过的；由于在学生爱国会和学生联合会中的多年共事，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为着实现未来的理想和创造未来的事业，他们共同组织了这个学社。但是他们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当时各种澎湃着的新思潮，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都在激荡着他们，卢梭、易卜生、克鲁泡特金、巴祜宁、马克思、恩格斯都在吸引着他们。他们究竟走什么路，向什么方向努力，都还是很模糊的。他们曾经一度想把学社办成一个新村，成为一个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集体。这是受当时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影响，这种幼稚的乌托邦式的新村尝试，自然不久就失败了。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仍然继续摸索，探讨，追求着光明，终于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间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的大屠杀中几乎全部遭到了毒手，其中李征凤、黄成业、苏鸿基、赵世恪、谢铁民、文庄等都已壮烈牺牲。就新中国学社的活动和它的社员们言行的实践说，它对当时各种新思潮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运动，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由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间，中共广东区委派谢铁民、罗瑞成、杨秋人等回桂建立组织，成立了以李征凤为支书的桂林支部，桂林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就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也就更为开展与深入。当时桂林开始建立各行业的工会组织，过去以学生为先锋的运动，就逐渐以工人为主了。工人组织起来后，曾举行反教会压迫工人的示威大游行；同时教育界也爆发了驱逐国家主又派唐谷的运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在桂林日益明朗和深刻。但这已不属五四运动的范畴，历史已进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的阶段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