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陈昕晔

　　2009年，金融危机全面向实体经济蔓延，随着危机的演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深层问题日益凸显，现有的货币体系、金融监管架构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3月28日，《环球》杂志在北京举办了环球国际(2009春季)论坛，以“金融危机与国际新秩序：目标与途径”为主题，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金融危机与国际新秩序的相关热点问题。

　　来自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内知名研究机构的专家，就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应对举措以及如何推进国际金融改革等当下人们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激烈的“交锋”。

　　中国经济下半年可能回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指出，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07年下半年已经显现，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加剧了这一轮下行的趋势和深度。

　　展望2009年中国经济，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减速的压力有可能继续加大，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都面临下行压力。”他认为，首先出口有可能大幅回落甚至出现零增长。外部需求急剧收缩将导致企业订单减少，出口下滑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其次，投资需求增长将明显放缓。受出口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减弱、消化房地产存量和工业库存的影响，投资增速将明显放缓，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出现深度调整，2009年房地产投资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较大；再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动力减弱——随着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趋缓，加之前一时期股市和房市低迷，使城镇特别是中等收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缩水，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趋势有可能难以延续。

　　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形成的外需依赖，“外部冲击对中国对外贸易尤其出口的负面影响将明显大于2008年。”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指出，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一方面欧美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去杠杆化”、实体经济“去库存化”、美国储蓄率转降为升等，意味着全球经济正发生结构性变化，因此，2009年中国“外需继续萎缩基本上成为定局”。

　　王一鸣对2009年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是，上半年仍将延续2008年下半年经济下行的趋势，随着扩大内需政策和库存调整的效应逐步显现，下半年经济会止跌回稳，但由于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产能过剩严重，经济难以进入上升通道，将进入一个调整时期，其持续时间取决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中国化解过去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内需会是问题吗

　　张燕生根据测算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如贸易顺差保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2009年中国净出口下降对经济的负拉动作用将被政府目前用于扩大内需的新增投资对经济的正拉动作用所抵消。因此，他指出要实现今年保增长8%左右的目标，“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并且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的力度。”

　　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已达成共识：必须启动内需。前美国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康艾黎(Eliot R Cutler)也强调：“中国经济要从依靠出口、依靠低劳动成本转向依靠服务和创新。发达国家的GDP中有70%都是来自于服务业，在中国这个数字才是40%，所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对中国拉动内需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全面加速的阶段。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不需要担心需求问题。在收入增长的推动下，进入城市的年轻人、城市中的中年人有很多买房需求会不断释放出来。对汽车的需求也是这样。只要有收入的持续增长，这种需求就会持续扩大，就会拉动中国各产业的发展。产业发展起来了，经济就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美欧对危机根源的不同看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在演讲中阐释了为何美国、欧洲和中国对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佩蒂斯指出，在美国，对于危机的根源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危机是美联储管理不善，造成流通货币大幅增加而引起的；也有人说是由于美国资助伊拉克战争而引起的，当美元大量发行时，美国金融系统也随即扩大了信贷，这促进了美国住房市场繁荣，结果使得房贷增多；也有观点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一些国家增加外汇储备的政策，打破了世界经济的平衡。

　　欧洲对危机的看法又不相同。他们认为是由于金融监管的缺乏、管理体系的腐朽和政府在管理市场中定位不善导致了这次危机。佩蒂斯表示，总体而言，欧洲对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做法非常担心，更注重建立监管制度的新框架，更着力于修改资本规则，并力主对金融系统的权利给予正式的限定，以防他们犯一些愚蠢的错误。

　　佩蒂斯说，对中国而言，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对美国的“贷款失控”。中国关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问题，希望让世界金融秩序有所改变，中国也更关心单一货币储备可能引发的问题。

　　新国际秩序的目标与路径

　　中美欧对危机的不同看法，决定了他们对现行的国际秩序有着不同的诉求。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有数据显示出，新兴国家与七国集团(G7)在GDP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上的变化：新兴国家的GDP在上升，但是他们的投票权不是上升的，反而有所下降，根本是不匹配的。

　　在环球国际(2009春季)论坛举行前5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在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对“中国方案”的解释是，“如果说，全球存在以美元为主的‘世界货币’的话，那么一直都没有世界性的中央银行来维持该币值的稳定。全球的资产过于以美元的形式集中就容易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也是最近大家对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基础货币大量上升意见很大的原因。”

　　调整和重构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点在何处？焦瑾璞认为重点是改变单一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改革金融组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理顺金融监管。

　　专家们普遍认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的道路仍很漫长，在建立国际金融新体系中，中国也需要保持冷静。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指出，建立国际金融新体系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复杂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当前国际上有不少人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他说：“这对中国是个很难处理的别扭问题。因为中国做少了，有些人会批评中国没有尽到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中国做多了，有些人就散布‘中国威胁论’。国际事务从来不那么简单，好话要听，好事要做，但头脑要清醒，利弊要权衡。只要中国出钱出力，却又不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中国，我们何必去做‘傻大头’？”

　　焦瑾璞指出，周小川提出的设想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在此基础上，“目前暂且不必争论以何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关键是如何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向前走，哪怕走一步。”

　　他认为，目前关键是要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因为每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并不是提出了就能够达到的，最后还是要靠市场来推动实现的。在此基础上，“要稳步推进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为区域使用人民币结算创造便利条件、减少制度障碍，重点发展金融市场，扩大人民币市场交易量。在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当中，增强中国的发言权和声音，积极参与有关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应有的作用。”

　　环球杂志2009年第08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