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曹顺妮|北京报道

　　情急之下，植物园的10名青年工作者，在竖排的信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解决植物园的 永久性园址

　　1956年5月18日，历时6年，北京植物园筹建一事终于敲定。

　　这一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批文，由财政部拨专款563万元，作为第一期建园经费。

　　来自华北、西北、东北等地的1000多种植物，不再东搬西迁，在北京西山卧佛寺、樱桃沟一带安营扎寨。

　　乱葬岗

　　苍松零落，荒草没膝。许云峰和江姐相互搀扶着，坚定地走到敌人枪口下。上个世纪60年代初拍摄的黑白电影《烈 火中永生》，江姐牺牲的一幕，外景正是取自北京植物园。

　　乱葬岗、荒草坡、石头滩---这就是北京植物园最初的景象。

　　自明代起，皇家早夭的子女和妃嫔宫女，大都埋葬在“风水宝地”西郊香山一带。老话说，“一溜边山府，七十二座 坟”。有钱人家雇人看坟头，长居山上的守墓人，慢慢聚成一两个小村落。权贵没落、战火纷起后，西郊香山被当成了乱葬岗 ，守墓人也渐渐零落。

　　1956年，拓荒开建植物园的首批人员到达这里后，仅有寥寥数人还在靠看坟头为生，其中一名老者，依然看守着 1937年建在香山路南侧的袁世凯五姨太墓地。

　　山上是乱葬岗、荒草坡，山下则是雨季从山上冲下来的碎石堆。人迹罕至、无路无田的香山，透着无尽的寂寞和荒凉 。深夜，山中回荡着声声狼嚎。

　　穿越荒芜，西郊香山一带被确定为北京植物园永久性园址，多少有些被逼的味道。

　　西郊公园

　　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甫一成立，就开始筹建北京植物园。“先进国家有植物园，我们也得有， 而且研究经济植物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还是普及植物知识的场所。”建设植物园的意义，往小了说，可以愉悦眼睛 ，往大了说，支持国民经济。

　　1950年下半年，俞德浚作为高级人才，被从英国皇家植物园召回，带头发展国内植物学，任植物园第一任主任， 带领手下4人，筹建北京植物园。

　　在英进修3年的俞德浚，见识了英国皇家植物园从世界各国收集的5万种以上植物，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杜鹃、百合 、樱草等众多品种。当时，英国和新中国还未建交，他眼睁睁看着国内的奇花异草在英国土地上开花结果，却无法把它们引种 回国，只好把种子小心翼翼地藏掖在行李中。

　　借鉴国外经验，俞德浚要求，采集的种子必须按种属分类，同时，展开与苏联等国家的种子交换。有了种子，还需要 地盘、温室等进行育种、栽培。

　　“以印月桥为界，西边是植物园，东边是动物园。植物分类研究所与西郊公园合办植物园。”1950年9月25日 ，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和西郊公园开联席会议，讨论合办植物园事宜，西郊公园提供地盘，植物分类研究所提供技术。

　　1951年，西郊公园4.6公顷土地借用给植物分类研究所，用以建设苗圃，俞德浚希望把全国及全世界所有植物 种类都引种栽培到这里。

　　地处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一带的西郊公园，是明代的皇家庄园，清初改为皇亲福康安贝子的私人园邸，俗称“三贝子花 园”，由乐善园和可园组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农工商部在三贝子花园和广善寺、惠安寺旧址上，领衔建立了 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把各类农作物分为五大宗：谷麦、蚕桑、蔬菜、果木和花卉进行实验，是中国的近代植物园。

　　1930年，当时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和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在农事试验场旧址上合办了植物园，搜集植 物近2000种，多中外珍奇之品。

　　然而，1937年北平沦陷，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迁往陕西武功，日伪园艺试验场接管了植物园，树木遭到砍 伐，农事试验场变成了菜园子。

　　1946年，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迁回北京后，往昔的植物园，面积由40多亩缩水为不到1亩，2000多 种植物无影无踪，虽然经过再次搜集，至新中国成立时，由前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4个机构合并组建而成的植物分类 研究所，接管的植物仅300余种。

　　1953年，植物分类研究所更名为植物研究所，植物园人数也增至12人，35间土温室在西郊公园落成，发展刚 见成果，令人措手不及的消息袭来---西郊公园要收回借用的土地，从山西采集的梨树品种、山东的苹果品种、栽培试验成 功的牧草、杜仲、蓖麻等植物，必须尽快搬家。

　　上书毛主席

　　植物所希望中科院能够解决新园址，却迟迟无果。

　　情急之下，植物园的10名青年工作者，在竖排的信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解决植物园的 永久性园址。这封信中首次提到建设国家植物园的建议，并陈述了1950年至1953年，植物园四处借地的窘境。

　　俞德浚得知此事，表示赞同。

　　“大家都是年轻人，来到植物园工作不到一年，干得正起劲时，土地却被收回，才能无处施展，就想到了给毛主席写 信。”参与“上书”的董保华现已81岁高龄，1952年他从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植物分类研究所。

　　“当初学园艺，只为了回家种果园。”1947年，19岁的董保华本想考北京大学园艺系，却因为分数之差，考上 了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习园艺科，该科仅有4人。

　　非园艺不读的董保华，从伯父身上看到了从事园艺的美好前景。

　　伯父1919年毕业于北京农业高等专门学堂，之后又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抗战期间，伯父 买下了重庆垫江县的300多亩果园。

　　当时的重庆，作为国民党的战时陪都，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加上伯父“点木成金”的农业技能，园子里的柠檬、橘 子等果子，销路极好。柠檬运到上海，卖价与从美国进口的相当。300亩果园，让董家老少十几口人日子过得相对宽松。帮 伯父打理果园的董保华，希望学得一手园艺，今后接伯父的班。

　　3年的课程因战争中断了两年，1952年毕业时，作为新中国的早期植物学人才，董保华被吸纳到植物园的建设队 伍中。

　　年轻人写给毛主席的信很快得到批复：加快园址选定。

　　1954年，在园址还未最终确定前，植物园的苗圃耗时3个多月，从西郊公园迁到清华园，占地80多亩。谁知， 当年中关村修筑下水道，清华园苗圃被切割成两半，苗木再次受损。

　　定址卧佛寺

　　“首都今后一定要有一个像苏联科学院莫斯科总植物园一样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收集祖国和世界各地 的植物资源，布置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展览区，以供试验研究、教学实习和广大劳动人民及国际友人参观。”1954年4月5 日，中科院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希望在北京玉泉山和碧云寺附近，规划出5000至6000亩的土地，作为植物园的永久 性园址。

　　圆明园、金山、十三陵等北京郊区，都曾作为候选地点而经勘察。“最终选在卧佛寺一带，是因为这里空间很大，地 势起伏，地形变化复杂，樱桃沟的水源充足，距离市区较近。”董保华说，“唯一的缺憾就是土质差些，土壤层薄，要靠植土 解决。”

　　1954年12月，北京市政府同意在卧佛寺附近划定8000亩，在颐香路以南划定1800亩，作为北京植物园 永久园址的规划范围。

　　1955年，南辛村20号，颐香路以南200亩土地，被用作植物园引种试验用地，年底，清华园的苗圃搬至此处 ，命名为“北京植物园苗圃”。此时，植物园已收集到华北、西北、东北等地植物1000余种，并与苏联等30多个国家的 植物园建立种子交换关系。

　　1956年，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指示：北京植物园欲建成全国性的植物园，科技方面由中科院负责，事务管理由 北京市负责。

　　为此，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简称院方)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园林局(简称市方)签订了筹办植物园合约：

　　院方和市方共同领导北京植物园，院方负责建园整体规划、建设方案，建设经费申请国务院专款。建园完成后，院方 负责技术指导，试验费用由院方负责。植物园开放后，门票收入由市方负责。

　　“按照规划，南边的南辛村20号200亩土地是院方引种、驯化植物的实验区，成活的植物将移植到北边市方负责 的对外开放展览区。”董保华说，“1960年底，展览区修出了东、中、西三条环路，樱桃沟水坝修筑完成，丁香园等8个 园区初具规模。”

　　南北园变奏

　　这座国家级的植物园，开始繁荣起来。

　　这里栽下了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带来的礼物---一棵从佛陀成道的圣树上繁殖出来的菩提树小苗，接受高僧膜拜；阿 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赠送的油橄榄树苗，也在这里开枝散叶；还有日本园艺家大贺一郎寄来的100粒荷花种子??到 1966年时，这里已有4000多种植物，喜好兰花的朱德，把他心爱的十几盆兰花也搬了来。

　　不过，563万元的专款刚用去四分之一强，就因困难时期而被冻结，市方和院方的合作至此中断。

　　“南园”在中科院研究经费支持下，继续着植物的驯化和引种；而没有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北园”，顿刻凋敝下来， 正逢困难时期，填不饱肚子的人们，甚至把这里当成了菜园子。

　　“文革”十年，植物园的植物被视为“毒草”、“修苗”，砍烧，“挖修根”，4000多种植物只剩下300多种 ；全体研究者被“一锅端”到“五七”干校，植物园被撤销。

　　1972年5月，在周恩来支持下，中科院再次重建北京植物园，但是“南园”、“北园”分治的格局却没有改变。

　　1986年，俞德浚去世。“两园不合并，我死不瞑目。”他曾满怀遗憾。这位北京植物园初创者的骨灰，被安葬在 “南园”水生展览区北侧。

　　今天，香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也就是“北园”，已是游人纷至，园内引种栽培植物10000余种，2000年建 成开放的热带植物展览温室，因超大面积而居亚洲第一。相形之下，南园却显得有些寂寥。

　　被一条香颐路隔开的南北两园，门前都挂着“北京植物园”的牌子。一些外地游客总会困惑，到底该进哪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