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薪火，每代都有继承者

　　1919年“五四”前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大规模引进了西方的思潮和价值观。从此以后，中国所有的新派知识分子，无论是激进的革命者，还是温和的改良者，广义来说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包括近些年从否定的立场反思五四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五四的产儿。因为他们与清代传统士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他们是了解西学之后，才提出反思五四的观点。

　　比如海外学者林毓生，对五四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他的批判就没有支点。王元化先生晚年对于五四有批判性的反思。他是先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推动新启蒙，后来痛感以五四精神为旗帜的革命本身存在不足，才展开自己的反思的。所有的思想家，都不可能脱离前人的思想积淀横空出世。从中国现代思想的长河来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枢纽，是一个开启各种思潮的闸门。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陈独秀把《新青年》从上海转到北京来办，有了这块阵地，各种新人物就开始登台表演，思想文化界就活跃了起来。不管后来经历了什么曲折，都和这有关。

　　对于五四的认识，现在争论很多。其实五四运动是多元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反传统一面，在很长时间内被强调。但是，那些激烈反传统的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可能回来反省自身。

　　反对专制主义，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主题。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好，德先生、赛先生也好，对立面都是专制主义。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皇权政治，文化上都倾向专制主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专制主义的秩序。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古代思想家最进步的政治主张不过是民本思想，是要求皇帝应当亲民，仍然是主权在君，而不是主权在民。

　　中国古代技术方面很发达，有很多创造，但没有产生科学。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确实非常重要。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并不是读到了毛泽东的著作，而是被鲁迅的文章和巴金的小说所感染，是被新文化运动所启蒙。

　　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人都可以说是亲疏略有差别的五四之子，但五四最大、最有成就、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孩子，就是在中华民族最危急时刻诞生的“西南联合大学”。五四科学精神、民主意识、真诚质朴的奋斗精神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那不仅是因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五四精神能在那里贯彻和发扬。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这个学校从校长到教授，大多经历了五四，有些还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正是由于五四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在举国危难的情况下，仍能尊重学术自由、研究自由；在“非常时期”能坚持“常态的教育”，能够尊重“教育独立”。我们只见西南联大出了那么多的成果和人才，忽视了五四的影响。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台湾学者殷海光自称为五四之子，他传承的是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领袖人物胡适的思想。在大陆这边，包括顾准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革命胜利后又反思“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地与台湾都有精神传人。

　　处在和平的年代，年轻人只能在论资排辈的秩序里亦步亦趋地发展。处在大变动的年代，发生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年轻人就有机会超越长辈，走上时代的前台，登高一呼。五四运动涌现了一大批新人物，当时胡适才二十几岁，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更年轻，一下子成为全国的风云人物，并在中国长时间发生影响。如果赶上一个平庸的时代，年轻是不大可能有这种出头机会的。后来到了一二·九运动，又出来一大批有影响的年轻人。所谓时势造英雄，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口述：丁东(北京学者，致力于知识分子研究，著有《反思历史不宜迟》等。)

　　王学泰(北京学者，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台湾学者殷海光自称为五四之子，他传承的是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领袖人物胡适的思想。

　　●在大陆这边，包括顾准在内，一批知识分子，革命胜利后又反思“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五四运动涌现了一大批新人物，当时胡适才二十几岁，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更年轻，一下子成为全国的风云人物，并在中国长时间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