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这次流感，我们医疗系统还是比较从容的。”南方医院呼吸科主任蔡绍曦说，“从体温的检测，到病人的分层、疾病的诊疗等，我们都有一整套完善的医疗流程，而这都是在2003年抗击SARS时建立起来的。”

　　经历了SARS洗礼之后，广东正以前所未有的从容来面对可能成为新世纪第一场的全球性流感。

　　“2003年的时候，我们打的是遭遇战，几乎措手不及，”2003年，曾经接诊过SARS病人的唐小平如是说，如今6年过去，他已从一家医院的院长晋升为广州卫生局副局长，谈起SARS与甲型H1N1袭来的区别时，他信心十足地说，“这次我们是主动战，监测、预案有条不紊。”

　　本报记者 胡舒彦 黄昌成 发自广州

　　长线备战

　　从4月29日开始，一直到5月1日放假前，是南方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和中山三院3家省级猪流感定点接收医院最为忙碌的两天。

　　4月29日，蔡绍曦所在的南方医院召开会议，着手研究部署流感病情的防控工作。在会上，此前被广东省卫生厅任命为医疗救治组副组长的蔡绍曦和医院里的感染内科、儿科专家一道，成立了医院的医疗救治组。在2003年的抗击SARS工作中，这些组员“表现突出”。

　　而在中山三院，在一名副院长的主持下，专家们一大早就紧急开会商讨对策；在紧跟其后召开的全院党政联席会上，领导小组和专家小组同时组建成立。

　　30日，“五一”节的前一天，南方医院再次召开会议，由蔡绍曦向全院医护人员讲解人感染猪流感的防控知识，并制定出猪流感病人收治诊疗的具体流程。她提醒：“我们的医护人员必须知道，面对一名前来就诊的发热病人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与2003年SARS暴发时的慌乱与悲壮相比，面对这次始发于墨西哥的流感疫情，广东医疗系统在周密的布控中潜藏着一丝从容。

　　据悉，目前3个省级定点医院在药物、设备、医疗用品方面做好了充足准备。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在SARS期间建立的先进的负压病房随时为收治病人做好了准备，发热门诊也立即启动。

　　中山三院副院长单鸿表示，一旦出现疑似病例，医院将开启感染科五区作为专门的收治病区。“现在是备战，如果疫情暴发，肝脏病楼14、15这两层，都要腾空作为专治病区。”中山大学附属三院的感染性疾病科主任邓子德说。

　　“五一”假期过后，除了日常的诊疗工作外，作为南方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蔡绍曦不仅要为即将到来的博士论文答辩而忙碌，还要到北京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工作节奏回归正常。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5月4日，广东省卫生厅制定下发了《广东省甲型H1N1流感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简明指引(试行)》，提出10条具体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医学观察。同时，将原来的两个专家组调整为临床专家组、防控专家组和病原学专家组等三个专家组，分别由钟南山院士、广东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永慧和中山大学副校长黎孟枫任组长。

　　“当然，现在我们可不敢大意。”蔡绍曦提醒说，“世界卫生组织此次将流感警告从四级提高到五级，这已经意味着对于流感危险性的评估发生了质变，与其作战将会是一场马拉松式，而不是短跑。”

　　SARS之鉴

　　“它越来越近，已经敲响了中国的南大门。”5月1日，当香港确诊1例甲型H1N1病例时，广东省甲型H1N1流感临床专家组专家邓子德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形容形势的紧迫。自从世卫组织公布了“猪流感”(后改为甲型H1N1流感)疫情之后，他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

　　在2003年SARS期间，邓子德比现在忙多了。作为广东省最早被调往各地会诊“怪病”的传染病专家，时至今日他还记得2003年1月2日在广东河源市调查的那个寒冷的夜晚：会诊到深夜11时的他夜不能寐，和几位专家在快要打烊的大排档会商，首次把当时原因未明的疾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

　　在此前，没有人知道这种怪病为何物，连临床诊断意见都是经过几轮讨论才形成一致；而在此之后不久，邓子德就被这个“非典型肺炎”所袭击。

　　2003年大年初一，被称为“毒王”的病人突然剧烈咳嗽，带血的泡沫状痰液溅到了正在为其抢救的邓子德、邓练贤等医护人员的头脸和衣服上。随后救治室里的十几个医务人员相继病倒，邓子德、邓练贤等病情严重，住进了重症监护室。3月底邓子德出院，而他的同事邓练贤则在一个月后离开人世。

　　“那个时候，只有棉纱口罩，SARS中后期中国才引进了N95口罩。”邓子德回忆说。最早接触SARS的他知道此病的传染性，参加该次抢救的医护人员除了按照常规要求进行防护外，还特别“加料”，距离病人口鼻最近、要撬开病人喉咙插管的麻醉科医生，要戴3个口罩，一共9层。但这仍然无法避免意外的出现。

　　现在，甲型H1N1流感防治的紧急部署，让SARS的记忆再次成为医护人员之间的热门话题。

　　“倘若H1N1流感暴发，都不知道下了班以后要去哪，是回家还是不回家？”一个脸蛋圆圆的护士叹了口气，她不能忘记隔离服厚厚的三层，即使坐着不动，整个人都像被捆起来一般难受。

　　每当回想当初，邓子德总会觉得心有余悸：“那是一场未知的战争”。而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就在4月29日，中山三院紧急新增1500个N95口罩作为储备，并计划为没有注射流感疫苗的医生购买疫苗，以减少普通流感病毒的感染。

　　在南方医院，蔡绍曦要求医务人员对所有就诊的流感患者必须重视流行病学史的调查，了解其近期的出入境记录、接触外籍人士情况，并通过其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及病毒培养检测结果判断其是否属于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例。“这是在抗击SARS时积累下来的经验。”她说。

　　由于有抗击SARS的经验，上述3家被确定为定点的医院都强调，一旦疫情暴发，一方面要认真做好救治，另一方面则要做足医务人员的防护。在5月4日，广东省卫生厅举办甲型H1N1流感疫情防控骨干技术培训班，有120多人参加了培训。

　　在中山三院，即使是如何洗手、如何戴口罩这样看似简单的事，邓子德都要给科室里的医务人员进行再次培训。“正常状态下，谁都能一条一条做得很清楚。但真到紧要时刻，没人能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救人的时候，救治肯定在第一位的。”

　　在2003年SARS肆虐之时，中山三院和广东省中医院都曾出现过医护人员感染病毒而罹难，作为省内接收诊治SARS病人最多的医院，南方医院没有发生一起院内感染事故。

　　“在平时可能不容易看出医护人员的水平，但每当这样的危机来临，就可以比较出医护人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了。”南方医院宣传处的小吴说，“如果医院的措施不得当，发生了院内感染，是一件很打击士气的事。”

　　遭遇战

　　相对于医疗系统“暂时还没发现病例”的幸运，广东省疾控中心应急办则是先与甲型H1N1流感打了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

　　4月30日晨6时，当从墨西哥直航上海的AM098航班按预定时间抵沪后，上海市和国家质检总局现场组织实施航班登机查验检疫工作。在测得每一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体温均在预案中的37.5摄氏度以下后，按照预案和相关规定，机场方面放行了这批乘客。

　　但仅仅几分钟后，世卫组织就将全球预警级别由四级提高到了五级，距最高级别仅一步之遥。当日下午，上海市卫生局和疾控中心把该航班旅客的信息，按旅客所填写的“目的地”，提供给相关区县和国内18个省市，并把出境者的名单报告给了卫生部。

　　“上海卫生局给我们的通报信息是分批的。开始以为来广东的乘客只有3个，后来变成十几个，到下午官方消息说有41个，而且是分别搭乘不同航班抵达广州。”广东省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易建荣说。

　　当天晚上8时左右，广东省疾控中心应急办接到了抵粤人员的确切名单，上面标有相应的人名、国籍、航班、抵粤后去往的地点，其中一些人已在当天下午抵达白云机场。

　　“当初拿到那名单时，我一下子蒙了。”提起对41人分类的过程，易建荣哭笑不得，有的登记地址仅仅为“××市”，部分外籍人士用英文简单写下的宾馆名称，甚至要通过门牌号等细节来判断所属城市。而应急办就是要对这样的41个人进行分类，按照“抵粤后去往地”上的线索，通知各地级市紧急寻人。

　　就在易建荣挠头落实“寻人”工作的时候，他的上司、应急办主任宋铁还在省卫生厅开会。“越迟找到他们，甲型H1N1流感侵入广东的风险就越高！”易建荣向宋铁汇报。

　　30日深夜，宋铁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官员，寻求协助，与此同时，宋铁和易建荣的手机号也立刻公布。

　　宋铁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那些电话记录。5月1日凌晨3时38分，一位公安系统的人员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找到一个。”宋铁在兴奋之余，还不忘指导他如何配合健康监护和自我保护。从4月30日到5月1日，广东总共联系到28人，另外的13人分别在上海、杭州，并没有抵达广州。

　　“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与公安的密切协作。”宋铁说。易建荣回忆，即使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疾控部门与公安系统都没能达到如此的配合；而在SARS当年，更是没有人可以想象。

　　2003年SARS期间，宋铁在北京做疫情分析，易建荣在广东省疾控中心负责医感管理，全国都还没有一间应急办公室。

　　“有专人每天去思考、分析疫情走向，必要的时候总能显现出作用，如果到出现问题再临时组织人员，很多宝贵的应急时间在这一过程中错过。”宋铁想起一位省卫生厅领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在2005年将应急办独立成为其属下的科室，宋铁负责和上级沟通，易建荣负责部署执行。

　　中国的自信与从容

　　5月2日，随着最后两名乘客在上海被找到，广东省疾控中心应急办的“寻人之战”宣告胜利。

　　“紧急寻人能够大获全胜，是我国的法律、机制、体制、预案体系多层面逐渐成熟的进一步体现。”在宋铁看来，如果不是卫生部4月30日的发文，及时将A型H1N1流感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他们没有权力将相关乘客隔离。如果真是那样，疫情的控制将会面临更大的难题。

　　如今，28名乘客分别散落在江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茂名等地，接受为期7天的集中医学观察。按照部署，如果没有出现异常，他们可以在5月7日解除隔离。但直到5月4日晚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宋铁心头的大石还是没有放下：“不用说发现疑似，只要其中有个人突然发烧到37.6℃以上，我们就紧张了。”

　　就在5月4日当天，广东省卫生厅制定下发了《广东省甲型H1N1流感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简明指引(试行)》，提出了10条具体操作要点。据悉，这是全国出台的第一份隔离指引，而在此之前，国内尚没有针对密切接触者的统一隔离措施。

　　早在4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猪流感时，广东省疾控中心就进行了风险评估，汇报了广东疾控的优势和不足。“我最擅长的就是流感监控；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这种病毒的检测标准。” 宋铁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东省卫生部门与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工作机制。4月27日，中山大学就成立由9个组、100多人组成的科研团队，对猪流感快速检测方法进行科技攻关。“全省科技队伍已经接到动员令，”广东省病原学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副校长黎孟枫教授说，“中大将及时向防疫部门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试剂，以提高病原检测的可靠性和敏感性，学校的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也做好准备，随时接受任务。”

　　“经过SARS的应急处理后，应急应对变得非常及时。”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陆家海教授说，“在最短时间内国内和世界卫生组织都达成资源共享，这是最大的成果。” 在世卫组织刚刚通报猪流感的时候，他判断“这次比SARS更严重”，但经历一周的奋战，他的信心变得足了很多。

　　这种可喜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医学界，在应战这次流感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跨境救援工作也在密锣紧鼓地展开。5月4日22时，编号为CZ327南航赴墨西哥包机B777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前往墨西哥接回滞留旅客。而墨西哥政府安排的包机也于当日抵沪，接回4月30日AM098航班的墨西哥籍乘客和机组人员。

　　“上海是墨西哥飞往中国的唯一通道，这次包机原定也是由东方航空公司A340负责，”南方航空一名工作人员说，“但由于空客A340属大型客运飞机，墨西哥机场跑道建设得较小，不适合A340，而南航此前曾有过类似的包机经验，所以国家就把这个任务交由南航执行。”

　　而就在此前一天的5月3日，南航的一架机号为B2461的波音747大型货机执行从深圳飞往北京，到北京后执行CZ437/8航班空运紧急救援墨西哥的物资，这是自甲型H1N1流感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捐赠第二批物资给墨西哥。

　　“这彰显了中国在面对疫情可能暴发情况下的一种自信从容的态度。”一位医学界的人士分析道，“想想2003年SARS发生时，我们是多么恐慌。”

　　“2003年的时候，我们打的是遭遇战，几乎措手不及，” 2003年，曾经接诊过SARS病人的唐小平如是说，如今6年过去了，他已从一家医院的院长晋升为广州卫生局副局长，谈起SARS 与甲型H1N1袭来的区别时，他信心十足地说，“这次我们是主动战，监测、预案有条不紊。” 《方圆法治》记者袁辉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