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陈景平田骁

　　□图/本刊记者张昊

　　4月26日，周日，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路781号，汶川县七盘沟乡中学异地复课校区。

　　二楼的教室门口贴着一张钢笔画：悬崖边，一公一母两只麋鹿，母鹿双膝下跪，两眼凝视前方，公鹿站立，昂首，远 眺。

　　鹿的对岸是一片空白。

　　画工稚嫩。

　　画的标题是《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

　　七盘沟中学初三学生蒲红伦身材单薄颀长，头发暴起竖立，像一只受惊的刺猬。他说那是每次洗完澡后用同学的吹风 机弄的。

　　蒲红伦刚刚参加当地青少年中心组织的一次活动回来，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学会信任别人。

　　对于七盘沟中学的学生来说，这是难得的一次走出校园的机会。

　　学校副校长孟坤富向记者介绍说，自从去年7月七盘沟中学成建制地迁移到成都异地复课之后，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 ，他们的外出是被严格禁止的。

　　毫无疑问，这次活动对于蒲红伦和他的同学来说，是快乐的，但蒲红伦说，说到信任，在地震后他就有了。

　　那是地震后徒步到他们村里的部队给予的：战士们为了救出同学的父亲，在河沟里的塌方中刨了三天三夜，有人指甲 盖都翻转过来却依然没有停歇；为了让村里人不挨饿，他们又徒步十几公里背米进山，有人甚至累到虚脱。

　　他们是值得信任的人。

　　教师的两个角色

　　对孟坤富来说，孩子们来到成都之后，让他头疼的事情分为两个时期。刚刚搬来的那段时间，孩子们对于家的思念让 自己和老师们心疼不已，有些女孩子甚至整夜哭泣。一个男孩子总是问他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过年？而那时，不过7月。因 为来的时候，孩子的家长都这样告诉他们，过年了，你们就能回家了。孩子们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之后，安全问题又让老师们 彻夜不安：一方面担心孩子们偷偷跑出校园，另一方面就是孩子们因为水土的关系，生病的不在少数。

　　在这里，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承担两个角色：老师和家长。

　　孟坤富说最初的时候是计划要在这里待上三年，2009年春节后他得到消息，汶川的学校全部将在2009年9月 1日之前建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

　　但蒲红伦却不这么看。

　　蒲红伦说，刚刚来到成都的时候，经常梦到家里的房子，山上的鸟，水里的鱼，还有和自己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那个 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在成都生活这么长时间，成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也并没有感觉，电视上看到的画面不过是一 张图片。

　　在那时，成都就是远方。

　　当远方被踩在自己脚下的时候，仿佛不再真实。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在新校区的操场上，蒲红伦经常会无意识地跺 脚。

　　蒲红伦说，现在，他最迷成都的高楼，最想看看那几十层上百米的玻璃幕墙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到了现在，如果要选择是回到家乡还是留在成都，蒲红伦毫不犹豫地回答：“留在成都！”并且补充说，“他们(同 学)也都会这样选”。

　　蒲红伦期盼，汶川七盘沟那美丽的山里面那漂亮的新的教学楼施工的进度慢一点，再慢一点。

　　那时，他的远方是成都，现在，“我的远方是北京”。

　　地震给了蒲红伦和他的同学前所未有的苦难与伤悲，固有的生活也发生了无法想象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却不是地震给 予的，而是爱。

　　“于是，我就有了信任。”

　　学生们围在朱康群身边

　　周渔的火车

　　在七盘沟中学成都教学区的23名老师中间，朱康群是哭过最多的人。

　　2008年7月，汶川所有学校异地复课之后，朱康群来到了成都，在汶川另一所乡中学当老师的丈夫却远去了西昌 。

　　所有异地复课的学校都明文规定，所有老师的所有休假一律取消，没有周六周日，即便到了寒暑假，只要班上还有一 个学生没有离开学校，老师就不能走；只要还有一个学生还留在学校，校领导便不能走。

　　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黄万才告诉记者，在汶川，学生异地复课之后，夫妻俩都是老师又都分在不同学校的有163对 ，还有的孩子还在第三方，用当地话说，这叫做“一家人分了三个锅(做饭)”。

　　朱康群家里就有了三口锅。

　　到了成都之后，朱康群就经常对着孩子的照片哭，在办公室，有老师也见到她突然莫名地流泪。

　　一次到火车站接一个学生，朱康群看到一辆辆的火车奔驰往返，就想这里的火车，哪一辆是我能坐的呢？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梦里，朱康群都能梦到火车，在火车上，她抱着儿子，孩子在自己的臂弯里香香地睡觉，在 西昌火车站，接车的丈夫在站台上挥舞着手臂。

　　他们在站台上久久地拥抱。

　　事实上，朱康群知道，那里没有一个座位属于自己。

　　朱康群知道，在这所异地的学校，在她当班主任的这个班里，有四十个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需要自己照顾，在这个时 候，她就是这些孩子的母亲。

　　那一刻，朱康群对每周能坐着火车去约会的周渔有着如此的嫉妒。

　　另一种温暖

　　朱康群接来的那位同学生病了。

　　那是一个夜晚。

　　朱康群领着孩子要去看病，刚到附近的一家医院，没想到孩子却提出来要去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因为之前孩子在 家里生病的时候，父母只带孩子去这所医院看。

　　在震前，这孩子的家庭条件很好。

　　朱康群没有试图说服孩子，而是带着孩子去了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满足了孩子的要求。

　　孩子的病很快好了。

　　朱康群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了孩子的病历和看病的发票，于是，她把这些交给了正好来办公室的一位同学，要她 交给那个孩子。

　　这一周周末，在这孩子交上来的周记的文字中，朱康群发现了异常。

　　孩子在纸上倾泻了对朱康群的不满：对于朱康群送还她的病历和发票，孩子解读为“催她还钱”，而这个行为，“严 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文字中甚至还有着颇为不敬的言辞。

　　朱康群说当时自己被气得“浑身发抖”。

　　但她很快冷静下来。

　　这是一帮劫后余生的孩子。

　　朱康群把孩子找来试图与她交流，但孩子拒绝开口与她对话。于是朱康群开始了与她的文字交流。当孩子知道自己是 误会之后，很坦然地向老师道了歉。

　　2009新年的时候，这孩子送给了她一张自己做的贺卡。

　　对于这个结果，朱康群很欣然：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但这些孩子给了她另一种温暖。

　　很快，学校领导察觉到了朱康群以及和她有类似情况的老师的心理。学校在不多的办学经费中挤出一笔钱，在他们借 用的教学楼旁边的宿舍里租用了三套单元房，分配给三位有需要的老师。

　　朱康群就在此列，于是，她不用再住在集体宿舍了，于是，她接来了自己的婆婆和儿子。

　　现在，朱康群最想念的就是远在西昌的丈夫了，她说自己还是经常有一种幻觉：能够经常像电影里的周渔一样，带着 儿子去西昌与丈夫团聚。

　　朱康群说，她喜欢听火车的汽笛声，喜欢听火车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哐哐”声，那声音，在自己的心里就是最美妙的 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