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

　　在站起来的那一刻，龚桂林的知觉是矛盾的，刺骨的痛与前所未有的快意结伴而至。

　　那是2008年8月3日，震后第三个月，19岁的龚桂林给双腿穿上假肢，一咬牙站了起来。

　　地震过后，龚桂林就读的四川省东汽中学突然出了名。这所建在绵竹市汉旺镇、蔷薇盛开的校园变成了废墟。镇上的钟楼，指针一直停在地动山摇的14时28分。

　　东汽中学失去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学生、14名教师。死者包括龚桂林的政治课教师谭千秋，他张开双臂趴在桌上护住了4名学生。

　　许多天之后，龚桂林才知道这些。他被压在废墟下长达26个小时，送到多家医院就诊，经过10多次手术，双腿还是没能保住。

　　在两条冰冷的假肢上，龚桂林各贴了一张标语，“站起来”。同样的话还出现在他的拐杖和衣袖上。

　　“看到这3个字，心里会很舒服。就像心也站起来了一样。”他说。

　　 既然挺过了“5·12”，前面就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地震泄露了龚桂林的一个秘密——早恋。

　　女友在隔壁班。地震时他飞快地冲去通知她，不料自己反被压倒。那时，他伸着被压的双腿，安静地看着同学慌乱地从身边跑过，坐姿就像平时坐在操场上那样。

　　当那个女孩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突然想到自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冲动地喊了一句：“我们分手吧。你出去找个更好的。”

　　他被送到医院后，医生说需要锯掉他的小腿。他的父母——汉旺镇祥柳村的两个农民，听后泪如雨下。儿子拍拍父亲说：“没事，还有大腿。”

　　不久，左大腿因为感染也要截掉，这次是他先哭，父母跟着哭。他擦了擦泪说：“没事，还有命在。”

　　格外严重的伤势，让龚桂林成了东汽中学高三年级唯一没能参加2008年高考的人。这年秋天，一些同学进了大学，一些同学外出打工，而他所能做的，只是走下病床，让自己站起来。

　　他与女友依然交往，在他需要的时候，她陪在病房。不同的是，她成了一名大学生。

　　在离地震一周年还有3周时，他俩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女孩提出分手，没有给出理由，男孩哭得十分厉害，“感觉比失去双腿还要疼”。

　　他仍会偷偷看她的照片，但已接受分手的事实。“她肯定承受了很大压力，家庭的、社会的。”

　　两人不久前发生过口角，他不假思索地嚷了一句：“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要分手我不会挽留。”

　　从19岁到20岁，龚桂林这一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事情：他去了北京残奥会的开幕式，为燃烧的火炬所鼓舞；应一个公益组织邀请，他去过一次香港，并在海边捡到10万元，将它还给失主。

　　在老家祥柳村，龚家住在冬天格外冷而夏天格外闷热的帐篷里。这个劫后余生的家庭正想办法盖一栋结实的房子。儿子让妈妈再生一个孩子，妈妈的回答是：“有你一个就够了。”

　　此时的龚桂林，又有了新的烦恼——假肢不但不听使唤，也不够长。他发现身高下降了，不再是令他自豪的1．80米。

　　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去逛街，人们总是忍不住偷偷观察他的机械腿，“回头率很高”，这让他很不习惯。

　　不过，能重新站起来，是过去一年发生在他身上最美好的事。他总是嘻嘻哈哈地同人们说笑，也从不介意将裤腿撩起来。

　　就像突然长大了一样，他觉得自己既然挺过了“5·12”，前面就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地震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声音还是画面，在他心里都一清二楚。但在一年后，它们已不足以给这个开朗的年轻人造成痛苦。

　　只有一件事他记不得了，那就是究竟遇见过多少好心人。“地震让我懂得很多，好多人关心我们。别人帮助过我，我也想帮助别人，把爱传递下去，不要让它中断。”

　　“地震很难忘掉，不要总想起很多人受伤或自己成了残废，要想以后怎么创造一个好的未来，至少要有能力帮助别人。”他说。

　　他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当死神来到教学楼，他决定唱首歌，是《水手》，肢残歌手郑智化的作品。

　　“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轮椅网球队员，都有了新的理想

　　2009年4月，龚桂林参加了新组建的四川省轮椅网球队，在成都市郫县的一所大学里集训，有时回省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还将有一台手术在等他。

　　这是四川历史上第一支轮椅网球队，即使在全国，轮椅网球选手也仅有数十人。

　　14名队员中，年龄最大的22岁。其中8人因地震致残，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失去腿的少年，左腿、右腿或是双腿。

　　虽然省残联提供了一些基本费用，但由于经费短缺，球队的许多开销还得靠四处化缘。4名志愿执教的教练员均来自“查理网球训练营”，每人每天只领30元补贴，还不够往返的路费。起初无力购买比赛轮椅，队员们就坐在木头椅子上练习。

　　主教练陈林说，组建这支球队的初衷是，希望用网球运动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康复，从中发现运动苗子。就算成不了国手，至少也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能以教练网球谋生。

　　孩子们多数没有见过网球，但集训一个多月后，就能滑着轮椅旋转自如，像蝴蝶一样穿梭在球场了。

　　一个半月的初次集训后，他们将回到原来的生活，继续求学或工作，而下次集训还不知何时。

　　多数人曾忧心前程暗淡，但眼下，都有了新的理想。一些人想当运动员，另一些人的目标是网球教练。

　　青川县观音乡董家村的谢海峰在大地震中失去了左腿，他把参加残奥会列入人生规划。假如无法胜任网球手的角色，他还将在两年后报考美术学院。

　　残奥会也是董顺江的梦想，他与谢海峰同村、同校。一年来，为了追赶那些健全的同龄人，好动的他在家里用坏了5辆轮椅。来到球场后，他如鱼得水，被视为球感最好的选手。

　　现在，教练们正在设法出售这支球队的冠名权，以换来更好的训练和比赛条件。他们还计划到北川等地震重灾区挑选新的选手。

　　对于这些队员来说，最令人兴奋的是比赛，每击出一个漂亮的球，这些男孩和女孩就坐在轮椅上笑得前仰后合。

　　16岁的谢海峰说：“地震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放弃自己。”

　　对22岁的羌族男孩刘畅来说，能够坐上轮椅已是一种胜利。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他借助臂力支撑，第一次坐上轮椅，“终于不用再躺着看世界了！”

　　地震吞噬了古老的北川县城。刘畅被埋了100多个小时，随后他发现自己不但失去了双腿，也没了家庭。

　　刘畅的左腿截到大腿一半，右腿截到只剩半个臀部，在比赛轮椅上，他容易因坐不稳而翻下来。

　　不过他说：“坐着和躺着，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两个不明显的概念；但对我而言，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有完好的双臂和双手，我知道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没有了双腿，不等于失去了一切。”

　　“日子还是有法过”

　　如果没有必要，36岁的蒋志明绝不会出门。他多数时间是在床上度过，这让他那张英俊的脸白得出奇。

　　他怕给别人添麻烦。

　　蒋志明一家如今住在紧邻北川县城的任家坪板房区，有7个村子的5000多口人在这里聚居，附近就是县城的废墟。

　　和当地许多同龄人一样，蒋志明15岁那年就出了远门，在北京、江苏等地，炼过铁，挖过煤。

　　这个壮劳力的高位截瘫先是由于2005年的一场车祸，3年后的那场地震再度给他造成重创，他躺在家里，眼看着房子塌了。

　　出院后，他离了婚，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前妻时常带着5岁的儿子来看他。这间板房里没有玩具，儿子就坐在他的轮椅上，滑来滑去。

　　“离婚是我先提出来的，她还年轻，不想拖她（后腿）。”蒋志明的语调很轻。

　　地震让蒋志明一家告别了田地和林地，三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费需四五百元，“啥子都要买”。家庭支柱是61岁的父亲，他打零工，做木匠活儿。

　　“我要照顾他（蒋志明），又不能出去找点钱。”蒋母一边说着，一边将家里唯一的橙子递过来。

　　她的长子高位截瘫，幼女一家6口全部遇难，可她面对外人，还是带着羞涩的善意和微笑。

　　平时尽量不外出的蒋志明，正月初四那天，还是坐着轮椅登上了“望乡台”，从那里能够俯瞰北川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老家，看到我的树林”。

　　他说，远处的山上有自家一片20多年的树林，仔细辨认的话，还会发现邻家的楼房沉了半截。

　　对整个村庄来说，2008年原本应该是个好年头，因为盼了多年的公路这一年就要通到村口了。

　　蒋家的那片树林，生长着杉树、桦木、黄柏和杜仲，都已成材。当初种树是为了防老，前几年有人出20万元，蒋家没舍得砍。他们本来盘算着，等路修通了，就能卖个好价钱。

　　这家人希望早点搬进新房，不过他们能够理解，“这么多人，要一下子安置，也不是件容易事”。

　　躺在床上，蒋志明最常做的事是看电视，最关心的是灾后重建的进度。他盼望着回到那片茂盛的树林。他说：“日子还是有法过。”

　　 没想到一份工作送上门来

　　当再次坐在电脑前，24岁的唐莎在网上买了一注彩票。

　　是朋友们怂恿他买的，大家起哄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试试你的运气。

　　地震那天，唐莎在青川县一家网吧做技术维护员，地震中他被压坏了脊椎。医生先是认定“这孩子活不了”，接着认为“可能成为植物人”，后来又说“要一辈子坐轮椅”。

　　唐莎吓坏了，一度起过自杀的念头。不过好运接踵而至，他起初躺都躺不下，现在已能下地走路，尽管有些吃力。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份工作自己找上门来。国内最大的个人交易网站淘宝网请他做客服人员。这份工作需要员工为一些客户在线解惑答疑，而这正是他擅长的。

　　2009年2月，占地40平方米的“阿里之家”宣告成立，暂时租用城里的两间板房，招募了两名业务主管和4名客服人员，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住在隔壁的灾区群众不知道谁是“阿里”，只看到这些小青年将两间办公室分别命名为“侠客岛”和“蝴蝶谷”，墙上贴着卡通笑脸，而他们每天对着电脑。

　　当“阿里之家”的业务主管李莎——此前在青川做大学生村官的25岁姑娘，从残联提供的6000多本残疾人证中，用一周选出65人，逐个打电话约见、面试。一些人接到她的电话后，还以为遇上了疯子或骗子。

　　乔庄镇茶树村22岁的聂凤莉是在心情糟到极点时，接到这个电话的。这名中专毕业生地震时在一家单位做临时工。当时听到隆隆的声音，她以为大街上过装载机，刚跑到门口就被掉落的水泥板砸中。

　　听说自己做完手术也会瘫痪，她闷闷不乐。一次，医生抱她起床，没有抱动。她无意间扶着床杆，一下子站了起来。“一个巨大的惊喜！”

　　出院后，她失业了。“没想找工作，人家都招四肢健全的，我也就能在家煮煮饭。”接到李莎的电话时，她想：“淘宝？这么奇怪的名字！”

　　由于青川正在重建，到处都是工地，“阿里之家”还要继续搬家。不过，到年底这里预计能达到15人至20人的规模。县里即将修建的2000平方米的残疾人康复中心，愿意为“阿里之家”提供场地，由于政府欢迎这样的项目，因此“不考虑场地费用”。

　　 站起来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

　　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的舞蹈老师廖智失去了双腿和女儿，却没有丢掉舞姿。她参加义演、逛街、开博客，还上了电视，漂漂亮亮地活着。这个川妹子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在鼓上跳的一段舞，名叫《鼓舞》。

　　59岁的李银珍大娘再也没有回过北川，那是个她不愿意去的地方。老伴儿的性命丢在那里，连一张相片都没带出来，而她截掉了左臂。这位嫁给了一个炊事员后，就没做过饭的老太太，现在自己开起了灶。她有儿子，但她说：“我自己努力，不想依靠别人。”

　　带着腿里的钢板，30岁的司机范安旭在家耐心地养伤。百无聊赖的时候他就盯着电视看节目，这台外壳伤痕累累的电视机，是地震100天后从废墟里掏出来的。接通电源，电视台的欢声笑语照常传出。可看电视的人大都不在了。他背着父母的骨灰爬过大山，把两位老人合葬在老家的麻窝山上，墓碑上刻着：“两老死于2008年5月12日14：28”。

　　范安旭的同学尤涛也必须面对而立之年的这场磨难。母亲、妻子和尚未满月的儿子遇难之后，他截去了左腿，与父亲相依为命。经营了18年的农机配件店埋葬在一场泥石流里，留下的只有一笔欠款。他盘算着新县城建起来后再做点儿生意，毕竟要面对生活。

　　在板房社区，36岁的残疾人张孝全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只有10台电脑的网吧，生意兴隆。

　　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生甘瞿霞，原本在2008年5月18日要参加北川县的公务员考试。为了保命，她的左脚脚掌剪掉了一半。哭过一场后，她打算改做一名设计师，这样就无须东奔西跑了。她还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逃命时背过自己的那个山村男孩，即使只知道他的外号—“米缸”。

　　在青川，诞生了一句“灾区最动人的标语”，人们将它张贴在很多显而易见的场合：“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

　　在成都，著名画家周春芽发起的“五彩基金”，教一些地震致残的孩子绘画，还为他们办了作品展。有一件作品的名字令人心动，就叫《站起来》。

　　站起来，这里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同一场灾难过后，人们的遭遇大同小异，都遵循着跌倒后的本能，疗伤，积蓄，然后发力，爬起来，坐起来，站起来。

　　遍地都是站起来的故事。甚至不用走进唐家山的深处，在灾区的公路两侧就会发现，最熟悉的风景是沙子、红砖、木材、水泥，以及正在垒起的房子。这一次，人们铆足了劲儿，让以后的生活更能抗震，更加牢靠。

　　本报成都5月9日电